永远的思念
——仅以此文献给天堂上的母亲
●作者/李平
八“文革”开始后，母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记得那年冬天，我回张探家，母亲每天晚上都很晚才回家。我问母亲怎么下班这么晚，母亲告诉我，每天下班后要加班搞运动。从那天起，我就每天晚上到学校接母亲回家。每次到学校时，“运动”还没结束，我就坐在传达室等着母亲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时是“运动”的重点对象，她被怀疑的根据，就是前文所说的当年在“汉中青年远征军通讯处”当了两个月“书记”，抄录了两个月通讯录那件事。母亲当年本着对组织忠诚的原则，如实地在履历表上填写了这仅两个月的经历。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运动”的目标。母亲后来给我讲了这件事情的详细过程。每天下班后，就有“专案组”的老师找母亲个别谈话，要求母亲如实交待那两个月“书记”的问题。母亲每次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说明：“当年的汉中青年远征军通讯处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参军新兵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我当时就是一个抄写通讯录的临时工，这个机构只存在了两个月，通讯录编写完成后就解散了。”“专案组”的负责老师不相信母亲的解释，连续个别谈话多次后，在一次参加人员较多的会议上，专案组的负责老师声色俱厉地对母亲说：“你态度不老实！你坦白交待，组织会知道，你不坦白交待，组织也掌握你的问题！”母亲很平静：“我要对组织负责，也要对我自己负责，客观不存在的事，我不能乱编。客观存在的事，我不说，组织可能会掌握，客观不存在的事，无论我说还是不说，组织永远不会掌握，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母亲说完这番话后，会场很安静，专案组的那位负责老师随即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这次会议后，专案组再没有找母亲谈话，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听母亲讲，后来有一位老师悄悄对母亲说：“白老师，我真佩服你，那么镇定，说话那么有条理。”
文革中，经常有外地或外单位的人员来学校外调。每次找到母亲时，母亲都会实事求是地予以配合，客观地介绍被调查人员的情况，对明显带有诱导性的提问，母亲总是明确地表示：“这事我不知道，不能乱说。”
一次，母亲在街上邂逅当年在咸阳北郊乡小学时教过的一个女学生，闲谈中得知女学生的丈夫当时是铁路地区的军代表，女学生知道母亲也在铁路后，热情地邀母亲到她家去做客，并表示母亲有什么事尽可提出来，她丈夫可以帮忙，母亲婉言谢绝了。
那年月，时常有人经受不住批斗的精神压力而轻生。父亲那时虽然已是死老虎，但也仍时常被作为靶子批斗，一度精神几近崩溃。母亲看出了苗头，对父亲说，你可要撑住，不能害人，你要是走上绝路，就更害了孩子们了。多年后，听父亲说，有一次上夜班的路上，想到自己的处境，前途一片黑暗，看不到出路，心灰意冷。不知不觉地沿着铁路向南走去，离上班的车站货场越走越远，心里想着反正也迟到了，回去也免不了一场批斗，干脆找个地方了结自己，也就算解脱了。思想激烈斗争中，突然想起母亲说的话：“你不要害了孩子们。”心中一凛，打消了轻生的念头，硬着头皮往回走，当然回去又免不了一场批斗。
父母晚年
现在想来，父亲那时生死就在一念之间，如果不是母亲的那番话起到了警示作用，很可能父亲那次就走上绝路了。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表面看似柔弱，内心实则刚强，在文革十年内乱中，她保持了一个正直的人的操守，不畏强势，坚守本真。母亲的为人，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九一九七零年四月，我在村里接到了父亲从我的老家河北省磁县城关镇寄来的信。父亲告诉我，因战备疏散，他已被车站（铁路）遣返回乡，工资已停发。因为母亲是在职工作人员，才没有一起回乡，否则连母亲带弟弟妺妹都得一起被遣返回乡。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政策是，老家是大城市的不遣返，老家没有人的不遣返。我老家从爷爷辈就都离开老家在北京、天津搞教育，几十年就没人了，根本不符合遣返的条件。父亲多年来饱受磨难，年轻时的棱角早已磨光，只会唯唯诺诺。在这关健时刻，父亲听任摆布，不敢如实向车站说明自己老家已经几代无人的情况。在车站工作人员“晚走不如早走，以后打起仗来全家都得走，不如趁现在把家搬过去”的忽悠下，老老实实地同意了遣返，并把家中稍好的生活用品如皮箱、收音机，柜子等都打包带走，说是趁有车送，先去打个前站，在老家等着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去。结果回去后非常被动，车站的人把父亲送到磁县，完成了任务，转身就走。大队安排父亲借住在别人家，人家不乐意，又不敢反对，弄得很尴尬。后来因为当年爷爷的那处院子由县供销社占用（土改时未没收，只是临时占用。），大队才给父亲另找了一间小房居住。唯一值钱的一台牡丹六灯收音机一回去就被大队收走了，说是父亲的身份不充许听收音机，防止收听敌台。其实是他们拿去听了。生活上，没有了工资，在队里干活儿连自己的嘴都糊不住。
我的一个知青朋友曾给我讲过一段往事，当年他的父母被他父亲任教的学校遣送回乡，接待的大队干部很有政策水平。大队干部对来人说，你们代表学校，我们和你们学校没有隶属关系。你们如果是公安部门，我们可以配合，现在你们学校直接把人送来，我们不能接收，你们把人带回去吧。学校负责遣送的人没有办法，当天把知青朋友的父母又带回了学校。
遗憾的是，我父亲没有碰到这样有政策水平的大队干部。
那时我还在农村，帮不上忙，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带着十四岁的弟弟和十二岁的妹妹艰难度日。那时弟弟妹妹还小，母亲顾不过来，心里一急，添了个不自主地摇头的毛病。后来听说大境门外有一位叫籍富的中医，医道很好，母亲找到这位中医，万幸的是，只吃了三付药，摇头的毛病治好了。
我匆匆赶回家，看到家里一片狼藉，稍像样的生活用品都搬走了，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母亲给我讲了父亲被遣返的经过，她叹了口气说：“日子还得过，走一步算一步吧。有享不了的福，还有吃不了的苦吗？”我顿时觉得一股豪气涌上心头。我对母亲说，越是这样，咱们越要活出个样来，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忙着重新粉刷了屋子，又把仅剩的几件家俱重新摆放一遍。母亲书法好，我怂恿母亲写了两幅励志的诗词挂在墙上，家里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父亲遇到的困难首先就是吃饭问题，粮食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晕眼花。我在村里时卖了自己的几十斤口粮，换成粮票给父亲寄去，母亲则在家里炒炒面，烤馒头干，集中给父亲寄去。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被遣返回乡，我还没抽调返城的那一年多时间，母亲带着弟弟妹妹，春天的时候，每天买五分钱的一捆菠菜，这就是一天的菜了。每月到月底总是差五块钱，只好和同事借，开了支再还上，到月底再借，开支再还，如此循环。直到我一九七一年六月回城到建筑公司当合同工，有了收入，能帮上家里了，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境才得到缓解。
1977年2月全家福，父亲探亲即将结束，分别在即，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
父亲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可以请假探一次亲，但每次都会被百般刁难后才获准探亲，一般来回只有十天。每次父亲回来，母亲除了正常上班外，就是在家里变着样的给父亲改善伙食，把父亲带回来的被褥衣物拆洗缝补得整整齐齐。父亲在世时，我曾翻看过他的日记，父亲对母亲这种患难中的真情，感激之心，溢于言表。
一九七九年，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算平反还是算什么至今也不清楚。），北京铁路局的一位女同志和父亲谈话，语焉不详地说了些一切向前看之类的话，并说：“李先生，事情已经这样，打算从经济上给你些补偿，你看行吗？”父亲哪敢说个不字，就这样，父亲从磁县回张，按退休处理（当时才五十六岁）又补发了五千元钱，父亲这件事就算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记得那天晚上，全家人都在，父亲红着眼圈对母亲说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大意是这么多年因为他的身份给母亲和孩子们带来了太多的伤害。感谢母亲这些年含辛茹苦，不离不弃，把孩子们培养大，让他还能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家。母亲还是那么平静，淡淡地说，你不在，我这个当妈的不管，谁管孩子？你别想那么多。
十这个家总算安定下来。母亲退休后和父亲享受着平静的晚年生活。
一九八八年，母亲和父亲利用当时铁路退休职工可以享受一次免票的机会，曾沿着当年走过的西安、咸阳、洋县、城固、汉中、成都、新都、双流，最后到乌鲁木齐看望了大舅，游览了天池，吐鲁番和南疆、北疆的很多景点。
母亲和作者女儿
母亲慢慢地老了。儿女们先后成了家，慢慢地，母亲有了隔代人。退休后，她又把精力放在了孩子们身上。每天总是这个来了，那个走了，母亲乐此不疲。我女儿现在还保留着奶奶给她亲手制做的识字卡片，还有在给小人书包的书皮上写的书名。有时，母亲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去公园玩儿，俨然一个幼儿园老师。
母亲和她的孙辈们
母亲很念旧，总是爱给我们讲她当年和那些同事们的往事。那年母亲已经八十二岁了，当年在学校时的一位同事何淑臻老师去位于上小站的养老院养老，母亲一个人竟徒步十几里去探望，那地方比较偏，母亲不认识路，一路走一路打听。探望完何老师后又徒步自己走回来。回来时天色已近黄昏，父亲一直担心地站在路边等着母亲。第二天听父亲告诉我后，心里真有点后怕。我和母亲说，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自己出去了，多危险，要出去必须有我们跟着。母亲却不以为然地说：“这点路不算什么，年轻时走的路比这难走多了。”
后来听母亲说，何老师在养老院只住了一个月，不适应养老院的环境，又回家自己住了。母亲的最后几年，学校的几位年轻老师常来家里看望她，老师们走后的几天，母亲总是念叨着这几位老师的名字。
二零零七年秋天的一天上午，我接到父亲电话，说母亲在家摔倒了。我心急如焚，赶到家里，见母亲的腿已不能动了。一问才知道，上午母亲在客厅打太极拳，正打到“右蹬脚”这个式子时，父亲从卧室出来开了句玩笑：“这老太太打得真棒！”母亲一分神，就摔倒了。
我真后悔，这次母亲打太极拳，是我建议的。记得年轻时我打杨式太极拳，还是八十八式的，后来教母亲打，她很快就学会了。前些日子，母亲说心脏有时不舒服，我建议母亲除服药治疗外，打打太极拳，并教她学会了简化二十四式。我告诉母亲，您年纪大了，作动作有个意思就行，就别追求动作标准不标准了。谁知母亲干什么都那么认真。每天上午坚持打，而且还是那么追求完美，作一个“右蹬脚”腿还抬那么高，再加上一分神，就摔了。
我打了120，又通知正在上班的弟弟回来。到医院后，拍片检查，右腿股骨头已骨折。医生问了母亲的年纪，听说已经八十四岁了，轻轻地叹了口气，沉吟片刻，对我和弟弟说：“这么大年纪，手术有很大风险，但是如果不作手术，长期卧床，预后也不会好，估计也就几个月，顶多半年时间。你们家属考虑吧，确定后尽快告诉我。”我和弟弟惊呆了。父亲年纪大了，也不敢告诉他，怕他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左右权衡，莫衷一是，实在拿不定主意。那边医生还在等家属拿意见。我想，我是长子，只有我下决心了，拼一把，或许还有希望。征求弟弟意见，他也同意拼一把（妹妹在秦皇岛，怕她担心，没告诉她。）我和弟弟到医生办公室告诉医生，我们决定选择手术。医生说，那就安排明天手术吧，手术方案是置换人造股骨头。我们选了一款两万多元的人造股骨头，我在手术通知单前沉吟良久，心一横，在家属栏上签了字。回到病房，我和弟弟告诉母亲，“明天给您做手术，时间不会太长。”母亲很平静地说，“做吧，早做早好。”
第二天上午九时，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弟弟在走廊里像热锅上的蚂蚁，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位护士，我和弟弟赶快过去询问手术情况。那护士告诉我们，手术还得一会儿，让我们别着急，“这老太太真行，心率和血压都特别正常”。我和弟弟长出了一口气，向那护士千恩万谢。术后第三天，按照医生尽早下地的要求，我和弟弟开始扶母亲下地锻炼，母亲很配合，尽管刚下地走路肯定很疼，可她还是坚持着走，而且还总想超额走几步。十五天后，医生通知可以出院了，并告知了出院后的注意事项，要求回家后仍继续坚持锻炼。他感慨地说：“我做了这么多手术，你们家老太太真是个奇迹，这么大岁数，一开始我还担心下不了手术台呢！”
母亲晚年
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每天练习走路，很快就不用拐杖了，继续坚持锻炼，最后竟恢复到了正常走路的水平。
十一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一日，平静的生活再一次被打破。那天下午，父亲突然便血不止，以为是痔疮犯了。我和弟弟带父亲到二五一医院就诊，医生用手指融诊后，初步诊断为直肠癌，住院后进一步作了切片化验，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医生告诉我们，根据父亲的临床病情，已经没有进行手术治疗的价值。建议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减少痛苦，延长生命。抱着一线希望，我又拿着父亲的片子和报告单，到北京肿瘤医院挂了个专家号咨询，专家的说法和二五一医院医生完全一致。那以后，父亲几次住院治疗，中间又因为前列腺肥大造成排尿困难作了一次手术。卧床三年多，父亲于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父母晚年
父亲的去世，给母亲的打击很大。尽管老两口平时偶有口角，但毕竟相濡以沫过了一辈子，特别是最后的三十年，朝夕相处，相依为命，已经和另一半成为一体。一次父亲冠心病突发，是母亲给父亲及时服药，才缓解过来。后来父亲还说过：“两世为人，那天我已经动不了了，要不是你妈及时给我往嘴里塞药，那天我就过去了。”
父亲去世后，我就如何安葬父亲征求母亲意见，母亲说，和父亲早已商量好，身后一切从简，不通知亲友，不通知单位，不留骨灰，撒入大海。经向殡仪馆咨询，当时还没有开展海葬业务。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不留骨灰的有树葬，即在墓穴后栽一颗松树，墓穴前有一块平放的墓碑，装骨灰的容器是一个用可降解材料制做的骨灰罐，外观像陶罐，古香古色。埋入墓穴后，隨着骨灰罐的降解，两三年后骨灰就和土地溶为一体了。我向母亲介绍了这种安葬方式，母亲很满意。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和弟弟妹妹商量，以后母亲不能离人了，我们三兄妹轮流陪伴照顾母亲。
晚年时母亲的的眼睛患了白内障，我带母亲去眼科医院检查，检查后医生告诉我，老人眼底坏了，即使手术效果也不会理想，只能维持现状，尽量减慢失明的发展进程。二零零六年，母亲的白内障比以前严重了，但还能看到人，只是很模糊。到了二零一二年，有一次我受邀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的文艺演出中演唱京剧《八一风暴》选段，演出结束后电视台有转播。母亲早早就站在电视前等着，估计是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点，她高兴地说：“看见了，看见你了。”我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楚。父亲去世时，母亲的眼睛已经彻底失明，在往殡仪馆送父亲的时候，母亲站在父亲的遗体前，用手抚摸父亲的脸颊良久，最后才说：“尚桂，你先走吧。”
母亲和她的曾外孙女，右为作者
父亲走后，母亲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上洗漱后，吃早点，然后就在沙发上坐着，有时站起来在屋子里走走。我想用轮椅推母亲出去转转，她不出去。有时她会把过去的经历反复地讲给我，连细节都讲得那么清楚。我怕她烦闷，把女儿的一个电子琴搬来给她弹（母亲教过音乐，会弹琴），她摸着弹了几次，不想弹了。父亲走后四个月，我的外孙女出生。外孙女稍大的时候，我去母亲那儿，有时就让女儿带上外孙女。空旷的屋子里充满了小家伙的叫声、闹声、笑声，那时候，母亲的脸上会挂满慈祥的微笑。母亲的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和我一起扶着她胖乎乎的曾外孙女照的。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母亲病了一场，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据医生说，母亲各脏器都几近衰竭了，没有什么好的医疗办法，只能保守治疗。输了一段液后，我们把母亲接回家里静养。母亲的最后三个月，是在床上度过的，只能喂流食。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是弟弟来接替我陪伴母亲的日子。早晨八点，我扶母亲起床，正给她穿衣服的时候，她睁大双眼，努力地看了看我，脸上挂着一絲微笑，头往旁边一歪，就这样停止了呼吸。我悲痛欲绝，大声地喊：“妈！妈！妈！”
我没有妈了，我再也听不到妈和我说话了。
我给弟弟打了电话，又给妹妹打电话（妹妹家里有事刚回秦皇岛几天。）电话接通，我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来。妹妹在电话那边带着哭腔大声叫：“哥，哥！怎么了？妈怎么了？”
弟弟赶来了，妹妹也赶回来了。我们按照母亲的遗愿，从简料理了她老人家的后事，母亲的告别仪式，只有我们子女三家，没有通知亲友，也没有通知学校（丧事料理完才通知的。）在告别仪式上，我作为长子致了简短的悼词，几度哽咽。
母亲享年九十四岁，她的骨灰，和父亲葬在一起，溶入了大地。
今年清明扫墓，我们看到，父亲和母亲的墓碑后面，那棵安葬父亲时栽的小松树已高大挺拔，树径比碗口还粗，直插云霄。
母亲
想起了诗人许德明的那首散文诗《小草的心》。那诗是小草的内心独白，又何尝不是母亲一生的写照。母亲的一生，如小草般的质朴、低调，又有小草般坚韧的性格，她的一生，始终都在默默地无私奉献。我突然觉得，那诗就是专为母亲写的，就让我借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小草的心
在所有的生命中间，我，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谁也无法计算出，我受过的磨难和委屈，
但我绝不想因此而赢得怜悯。
虽然在漫长的夜里，我的四肢挂满了泪滴。
但生命的繁衍不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而终止。
生命的天平是公正的，
从诞生到死亡，
谁都属于这个规律。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还有什么值得叹息。
如果在你的心里只有自己，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宽恕过去的一切，
一切对我的不公，一切对我的蹂躏。
不是我的，我绝不奢求，
属于我的，我也绝不放弃。
与世无争不是埋没自己，谁也不能夺去我生存的权利。
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并不怎么鲜艳，
但既然活着，就得有自己的颜色。
我不爱打扮自己，我却打扮了大地。
每一颗心，都有自己的太阳，
每一颗太阳，都有照耀的领域。
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那双纤弱的双臂还能在晨风中掦起，
我就会有绿色的歌唱，
在向阳的山坡，在清冽的渠边，
绽放出我的生命！
2023.4.6动笔
2023.4.14改定
作者简介：李平，1949年生，1965年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后在建筑公司工作，1997年起从事律师和商事仲裁工作。热爱文学、声乐，偶有小文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