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附后）
有几个网友发出疑问，问我，我的舅舅是干什么的，有如此能力，我把下面这篇文章做完整回复：
我于一九七四年的农历五月份，从一个贫困的山沟里的生产队，通过我的舅舅的奔走相求。举家搬到了现住地，一个紧邻国营矿区的比较富裕的生产队。
这是我家搬走后，原房子被我舅舅强行命令拆除后遗址。
我家当时在当地那个山沟也是属于生活困难户，我的母亲于一九六一年的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年仅三十九岁便去世了，是我的父亲领着我的兄姐六人（大的十九岁，小的是我六岁）艰难的过日子。
既使是家庭非常困难，我父亲也非常支持我们念书，认为只有念书才能让我们将来或许能改变这种贫困状态。
在一九七三年的时候，父亲终于积劳成疾，卧炕不起，沒有办法，我只有辍学在家服侍我的父亲。
因我的四哥还有半年就九年毕业了，而我还得一年半才九年毕业。况我四哥在学校表现比我好，当时的那个学校四五百学生，发展了四个预备党员，其中就有我四哥一个。是一个有希望的潜力股。而我连团员都没入上。
我的舅舅看到咱家的状况，我们一家六口人（我姐姐已出嫁），我父亲重病卧炕不起，我们哥五个，老大已三十二岁，我最小也十九岁了，他的这群外甥的前途堪忧，都可能搞不上对象，成不了家而自生自灭。
于是与我父亲商量，要把咱家挪到他的眼皮底下，帮忙照看。我父亲一开始也不同意，一个是麻烦人不好意思，另一个也是面子问题，落难莫投亲，要饭也要躲开亲戚的门。
我从内心说，我怕生，我不想挪地方。更何况咱那沟里头有个丫头对我印象不坏，
在我每天晚上挑土准备往猪圈里垫粪用的，她试探着和我说笑话，
那是冬天，当她看见我因挑土而累得满头大汗时，戏谑的说我“驴（捋）脸淌汗”，故意把那“捋”字说成“驴”
拉近与我的距离，我认为是她对我有好感。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树，左邻右舍我离不开。这里的一切我都喜欢。
咱家我的四哥有闯劲，他喜欢到人们说的好地方，他同意并劝说我的父亲把咱家往外搬。
我四哥在我父亲的心目中份量重，我父亲在我四哥面前不坚持原则，我四哥说怎的就怎的。
我反对无效。
就这样我的舅舅在征得咱家同意后，就开始他的“攻城拔寨”活动。
我舅舅他们那个小队的日值也挺好，但总的说不如他的邻队日值收入高，同样是在小队干一年活，到时开钱得差个百八十元的。那就把他的外甥（我们哥五个）往最好的小队办。
我舅舅是一个普通社员，无权无势，就仗着自己是这个大队的老户，和一个大队的人家都有些联系，不是沾亲就是带故。
这个日值搞的好的小队的队长他的父亲原先也是外公社的（那时是在一九二几年的东北张作霖时期），是我的舅舅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给帮忙把这个队长他父亲一家搬到这个堡子的（这时应叫“大队”）。这话在当时也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就这样，我的舅舅成为了这个队长家的常客，几乎天天上这个队长家求这个队长。
据我的舅妈讲，我的舅舅每天睡觉前讲的是“铁条峪沟老陶家”（我的老家），睡觉醒来也是讲“铁条峪沟老陶家”，都接近魔怔了。
当一旦听着点活动气了，有点希望了，就到咱家报信。那可是五十来里地远的路程啊，不舍得坐车，全凭腿走。
就这样，有五六回上咱家报告喜讯。
但是干打雷，不下雨，头年夏天就开始有门了，一直到来年的春天了，仅是这事快了。
我舅舅一看这事久拖不决，那个队长也就是与我舅舅虚与委蛇，这个小队的队长把他支走一回算一回。
我舅使出了最后的“撒手锏”，那就是你这个队长别忘了，你家是我的父亲把你的父亲从外地整到这堡子的。虽然话不是这么直白，但这个意思表达的明白无疑。今天我就是代替我的父亲向你讨还你父亲欠我家的人情，你别赖账不还。
我舅舅把这个小队的队长逼的没辙了，若不帮他把他外甥的户口迁来，这先父于九泉之下也都不得安宁。
得了我向大队申请吧，申请得有理由啊，起什么理由呢？
正好这个小队的喂牲口的饲养员是一个气管炎患者，家属来告假说那个饲养员又犯病了，在家叨气呢，让队长找人打替班喂牲口。
对，就以外找一个饲养员的名义，向大队申请。说我的父亲体格挺好（其实已重病卧炕二年了），人又认真细心，小队想把他们家的户口迁来，让他给咱小队喂牲口。（引进人才）
这个队长以前是沒想办，要办非常快，到大队开张介绍信，盖上大队公章，开个户口准入证，再到我们原大队开准予迁出证，把户口迁出介绍信拿到我舅舅所在这个大队，找大队会计，大队会计往大队的某小队的户口簿的尾页上又写上一户。这就是这个大队的人了。
户口落好了，我舅舅在这堡子把房子也给租好了，房东是五十年代的国家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因言论成为右派一个人在家劳动，家属都在城里，把他的三间房租给我们家一间半（每月租金五元）。
我们家在向外搬时，我的舅舅到现场指挥。当我们的那点锅碗瓢盆，衣服被褥（沒有褥子），工具柴草装上帮忙搬家的大马车上之后准备起营拔寨了之时，我的舅舅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把这个房子找人给我扒倒，我要亲眼见到这个房子再也沒法住人了。免得你们到新的环境不习惯，熬不住又跑回来了，那我费那么大劲把你们整去不白忙乎了？这是象秦朝末期的楚霸王项羽一样，“破釜沉舟”自断退路，只有拼死前进冲杀，才能生存下去的一条路了。
咱们家就这样搬到了这个新地方。我的大哥没有一起来，他在让我们试水的深浅，如这边我们混的还行，他再过来。
这样我父亲与我们小哥四个在租的一间半屋子里住了下来。
我得在家护理我重病卧炕起不来的父亲。
我的四哥转到新的学校念书，预备党员资格转不过来，也变成普通学生了。
我那二哥哥被安排在小队的副业上干活，一人一天能挣二十五分，三毛钱补助费。
我四哥毕业以后也上副业上干活。
这样咱家五口人，有三个人挣高工分还有补助费。
咱家搬到这个堡子沒有三个月，我的父亲在那年的阳历的十月三日，油尽灯枯，还沒看到这几个儿子娶妻生子而撒手人寰了。
当时农村农民的领口粮标准，是阳历的十月一日的零时以前出生的小孩有下一年的全年口粮。而在十月一日零时以后去世的人有下一年全年的口粮。
我父亲是在十月三日去世的，他在去世时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年的口粮给我们吃。
他在去世之前就一个劲的问今天是几月几号，就是在乞求上天让他能捱过这个十月一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粮食就是金子也没有它重要。
可怜天下父母心，儿女难报如山恩。我的父亲去世以后，我也到生产队上班了，秋收过后，也到副业上去和我的几个哥哥在一起在文家堡子沟里筛石渣。
我们家那年是四口人吃着五个人的口粮，这四个劳动力平时借支不算，在一九七五年年终开支时，全小队属咱家剩钱最多。
开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大数，整整一千元人民币。
因工分挣的多，工分粮也多，从此咱家告別了十四五年的缺粮缺钱的日子。
在第二年，我自己就挣了九千多分，全家挣三万四五千分，那年的日值又比上一年多关一毛钱。
一举甩掉了贫穷饥饿的苦难生活。
在一九八二年，队长给我定一万三千分，（队长一万三千五百分，大队统一），那年的日值是一元二角钱。
我挣的顶每月一百三十元，赶上县长挣的多了。
这都是拜我那个亲爱的有时如沐春风，有时爆如炸雷的舅舅所赐。
附文如下《在生产队时，穷社员若想过好日子，必须遇到贵人相助，我家就是》
我前后在两个生产队生活过。
为了有的生产队的日值比我原小队多出五毛钱，咱家背井离乡从原籍搬了出去到了那个小队。
在一九七三年开始，咱家就为了外公社有个生产队的日值比咱小队多五毛来钱，就酝酿，筹备往那小队搬。
我在二十岁之前（一九七四年以前），是在一个距县城五十多里地的一个穷山沟生活。那是一个偏僻，只有三十多户的小队。那时人们一家家的收入全指生产队的年底分红，尽管咱家有三个强壮劳力在生产队上班，可到年底还是分不到家里钱。
是我的舅舅，他家是居住在距县城十了里地远的国营矿区附近的一个堡子，他那里的生产队日值高（一九七三年时，有一个小队的日值就均到七毛五分钱。而当时咱那小队才二毛三分钱。
你別看日值仅差了五毛多钱，这可是一年收入的几十倍的差距。
如咱家当时那个小队，咱家挣一万五千分（三个人），如日值二毛三分，而分值则是二分三厘，总钱数就是：
15000分×0.023元＝345元。
咱家当时七口人，每人每年领粮，地瓜，土豆，秫秸等就得五十来元。
全家从小队领物扣钱：50元×7人＝350元。
总收入减总支出：
345元（收入）一350元（粮物）＝－5元。
干一年活还欠小队五元钱。
咱那小队的有一家富户人口少，劳动力多，又积肥多（往小队交猪圈粪）的，多的那年开家去五十元钱，成为众人羡慕的榜样偶像。
而咱家不欠钱就是好事，所以在这个生产队干一年，只有长了一岁是收入，其钱财上没欠多少债务。也是值得高兴的事。
而我舅舅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这边干一天的活比我们那边给的工分高。
如也挣一万五千分，但这里的日值是七毛五分，也就是分值是七分五厘。这一年的收入就是：
15000分×0.075元＝1125元。
而从生产队领的物质还是每人50元左右，
那么在这里也是生产队扣除350元左右的粮物款，
1125元一350元＝675元。
在这干一年开的钱就比在我原小队的富户还多十几倍，而比咱家那就是千倍还多。
我舅舅还给咱们做人生指导，说：要住在大屯，站在人群。他不简单，以一个普通社员的位置，凭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俐齿，一副菩萨心肠，使出浑身解数，硬是把咱家我父亲的心思劝活搬离那个山沟，又把他这堡子日值最高那个小队的队长说通，把咱家的户口迁岀落户到这个富裕队（不是我舅舅所在那个小队，他那个小队比这个小队的日值差一毛来钱）。
咱家在从那个山沟搬出的时候，我舅舅亲临现场，见所有家当（锅，碗，瓢，盆，饭桌，炕席，被（沒有褥子），柴草都装上大马车之后，这还不算完事，他看那空房子还在那立着，便厉声高喊：“先別走，赶快召呼几个人帮忙，把这房子给我拆了，免得你们到那，一时一个不顺心，不顺气就又尥回来了，要做好死也死在那垧（那地方）的决心。”
断绝咱们的归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得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刚到这个新地方，我的舅舅己经把房屋给租好了，是他们（我舅舅）一个队的，那个房东是五十年代的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因言论而成为右派在家劳动，他的家口都在市里，三间瓦房只他一人在家劳动生活居住，把东屋的一间半租给了我们。每月租金五元，租期一年，上打租（先付租金），我舅舅给垫付的。
刚到新地方，尤其是这里是矿区附近，工人们上下班，人们的衣服穿戴光鲜亮丽，像个作客的客人似的，而我的衣服，裤子上补丁摞补丁，还自己补的，抽抽巴褶的，颜色深浅新旧不一，人们瞅我象怪物似的。
从山沟走出来，与当地人接触，人们会用异样的眼神和语气对你，那种感觉让人很不自在。这若不是老家的房子扒了，我可能早跑回去了，我说不上是感激我的舅舅，还是怨恨我的舅舅？
啥也别想了，回是回不去了，生是这地方人，死是这地方的鬼了。往前赶哪是哪吧！
我在生产队干了十了天活，挣的是一等劳动力的工分（可能是队长看我干活傻乎乎的，不藏奸，不闲手），即每天十五分，随后又派我去县里组织的水利会战挖水渠，那一天给十七分，还供饭。
会战回来又派我去搞副业，那是到距咱家四五里地远的一个山沟筛石渣。那挣的分多，咱们筛石渣的一共七个人，咱们家哥三个都在那筛石渣。小队给的报酬是每筛一立方米石渣给记二十五分，还有三毛钱补助费。
咱们七个人自己给自己下定额，一天一个人平均必须筛一立方米石渣。
我去的时候已是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份了，农村生产队的账目掐止日期是公历的十一月十五号为止算当年的收入和工分。我们天天盼早点知道咱小队今年的日值是多少？
（因我在七四年挣七百多分，而我的三个哥哥，虽然到这小队才不到半年，都挣三千多分，咱家总共那年挣一万多分）
后来听到了，一九七四年咱小队的日值比上一年（一九七三年）多五分钱，即：日值八毛钱。这样咱就算出来了，咱们每天挣的这二十五分，核钱就是二元钱。
即每月挣六十元钱，还有十了元钱的补助费，加一起，一个月挣七十来元。
咱家那房租一年的六十元不够我现在一个月挣的，这若是在我老家那生产队上哪能挣这么老多钱去？
就是原来那个山沟的，队长加会计加保管员加喂牲口的都揑巴一堆，一个月也没有我现在一个人一个月挣的多。
那年的秋天，因咱老家那房后有苞米，萝卜等，我回老家收拾。我回到那山沟，许多人围着我，纷纷对我投以羡慕的目光，大有认为我有能耐或者是有用的人了是的。
再也不是以前瞅着那个埋了埋汰，穿的破不啰嗦，怂了吧唧，窝窝囊囊，狗屁不如的傻小子了。
其实我还是我，我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
我们家在得到我舅舅的倾力帮助下，到了这个小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哥五个原先都不敢想的终身大事，迅速解决，
我大哥在四十来岁也成了家，
我二哥找了一个能干的小他八岁的大姑娘做媳妇儿，
我三哥找了个城镇姑娘成了亲，
我四哥被推荐上了大学，当然媳妇也是大学生。
我也挺厉害，找了个外县山沟里的姑娘，她们小队的妇女队长作爱人。
什么事都讲个运气，我们家的那个大贵人，我的舅舅想把他的亲闺女女婿办到这个小队来却没办成。
咱家是赶上好点，也就是这个生产队正好缺人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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