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儒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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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7月，一个时年67岁的苏格兰人去世了。在临终前，他执意要求其遗稿管理人烧掉几乎所有手稿，然后安静地躺进了坟墓。
200多年后，在今天的爱丁堡皇家大道，能够醒目地看到一尊由公众捐款集资竖立的雕像。雕像身后是一把旧式犁，身旁是一个蜂巢，这被视作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他左手捏着长袍，右手搁在一个地球仪上——这就是上面那位“固执”的苏格兰人：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两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名字仍然频繁出现在各类经济学教科书中，每个现代经济学派都公正地将其视为鼻祖。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胆敢”在论文中不引用斯密的思想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一定是有了很特殊的理论。
这就是“经济学之父”。
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位大人物十足已是一位老古董，是一个存活于遥远的18世纪的“老头子”。但在受其影响的名单中，包括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达尔文、凯恩斯和哈耶克等。在爱丁堡这尊雕像的主人面前，这些著名人物的光辉纷纷变得黯淡下来，他们需要脱帽肃立，以向这位先贤致敬。
概括起来说，亚当·斯密之所以能够建立不朽声名，是凭借自己的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其中更为后世所传颂的，便是后者。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当时距离斯密去世还有十四年。这本书为作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此后的整个十九世纪，当时的学者甚至认为，《国富论》之于政治经济学就相当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于物理学，属于奠基性质的天才之作。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恰逢工业革命开始爆发，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处于独立运动之中。那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前夜，他与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一帮人——比如他与大卫·休谟（西方哲学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互为最欣赏的朋友，还在法国与伏尔泰邂逅交谈——共同在大时代下的欧洲大陆掀起了一场思想狂潮。
如今，那个由《国富论》创造的“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早已成为斯密最为人知的代名词。就连爱丁堡雕像上那只抚摸着地球仪的右手，都被亲切地称为“看不见的手”。但事实上，如果作者本人有幸看到这种场景，恐怕都会哭笑不得。
这正是亚当·斯密被误解的典型表现之一。
在以往经济学界的流行话语体系中，这位“经济学之父”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鼓吹”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的绝对敌人，“看不见的手”似乎成了斯密全部思想的核心，他几乎都要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保护神。
有意思的是，在亚当·斯密的全部著作中，“看不见的手”的提法仅出现过三次：一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一次出现在《国富论》。在《国富论》中，作者实际上并未对这个提法作过具体阐释，它也远非这本书的核心。相反，虽然“他是把市场完全置于经济学思想中心的第一人”，但亚当·斯密绝非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那种认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这位市场经济的鼻祖人物，居然并不拒绝政府的干预！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弥漫在亚当·斯密头顶的此类迷思还有很多，肤浅和刻板的印象也有很多。
比如，他首先就不是一位纯粹的经济学家。那个真正的亚当·斯密，理论范围要涉及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天文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他赖以扬名的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建树，用其传记作者杰西·诺曼的话来说，“只是他更广泛的’人的科学’的一部分”。
这就不得不再次提到《道德情操论》。这是亚当·斯密第一本公认的杰作，但长久以来，它却一直屈居于《国富论》的盛名之下。在《道德情操论》中，作者对人性作过如此的描写：人性中的奴性让我们崇拜地位优越的人，而践踏不如我们的人。这是因为，人类更愿意同情喜悦而不是悲伤，我们倾向于炫耀财富，掩盖贫穷。靠着这些令人咂摸的语言，这本书在欧洲同样取得过巨大的成功。
在此之外，亚当·斯密还有一本鲜为人知但至关重要的书——《法理学讲义》。这本书从未发表，内容也基本遗失，其内容可以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主题联系起来。也许是无法接受自己未完成的作品被出版，这部未面世的著作，成为一项难以估量的损失。
再者，即使是在经济学范畴之内，亚当·斯密的形象也值得被重新认知。事实上，他曾为工人群体大胆说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或从中汲取了营养），认为雇主之间默契的、无处不在的联合，使得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永远不会超过实际应得的水平。他为此抨击当时的法律，因为法律会惩罚试图团结的工人，而放过那些苛刻的雇主。
他还大力批判“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体系的特征在于将财富等同于金钱，尤其是黄金和白银。而实际上，一国的财富在于劳动产出。重商主义还助长了商人们的垄断热情，使得他们学会利用政府，结果就是促进所谓商业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增长，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被进一步损害。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复杂的，因此长久以来人们看到或有意看重的，仅仅是一个侧面、一个角度、一个部分。不同的后学或者流派，似乎只是从他的思想宝库中选择性的筛选和改编，来为自己的主张站台。
当然，在杰西·诺曼看来，斯密的思想并非没有缺陷。例如，认为亚当·斯密忽略了工业化和技术变革的重要性。他对货币起源的推测很有意思，但也是错误的。还有生产成本理论和劳动价值论，“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外，今天几乎没什么人认同这些理论”。
以上，才是真实的亚当·斯密。
对传记作者们而言，亚当·斯密应该不是他们喜欢的那类主人公。他终身未婚，没有桃色新闻，是一个自律、清冷的思想家。他说过，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是一个除了书本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和普通人一样，他在朋友面前能够放松，但在公开场合则十分正经、不善言谈。他的私人生活乏善可陈，堪称“干燥无比的撒哈拉沙漠”。
更“过分”的是，他临终前一把火烧掉几乎所有资料和手稿，绝不给那些试图窥探他隐秘生活的外人留下什么材料。
所以，亚当·斯密究竟是如何成长的，如何从苏格兰东海岸柯科迪的普通男孩成为一个思想巨人，如何与大时代中那些最杰出的大脑一起碰撞——对多数读者来说，这些可能都是未知的新鲜世界。而这些内容，杰西·诺曼在新作《亚当·斯密传》中都尝试做了详尽描述和解答，读者或许可以捕捉到各自的答案。
*题图购买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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