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自王圆菉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后,一大批国宝重现于世,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其中,敦煌遗书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隋唐五代篆书成就最高(揭秘敦煌地区唐代篆书的真实风貌)(1)

唐 敦煌遗书残纸手稿 大英博物馆藏

就书法而言,敦煌遗书的出土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来自各个时期(从西晋到宋)的丰富的书法作品与书法史料,同时为汉字字体发展的衍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坐标。其中,出土于敦煌地区的唐代《篆书千字文》与《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是十分罕见的书法作品,它们填补了隋唐时期《篆书千字文》仅有史料载述而无迹鉴的空白,对书法的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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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敦煌《千字文七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隋唐五代篆书成就最高(揭秘敦煌地区唐代篆书的真实风貌)(3)

唐 敦煌《千字文五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唐代小篆墨迹稀少,敦煌地区出土的篆书更是绝少,《千字文七行》与《千字文五行》(P.4702)两者本为一卷(下文合称“敦煌《篆书千字文》”),后断为两部分,现庋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整体风貌上呈现出篆书楷化或篆楷相掺的特征。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标题以篆书书写,十四字,咸通十年(869)写本。它与敦煌《篆书千字文》的书写情况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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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局部)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敦煌蒙书研究》指出这件敦煌《篆书千字文》为综合性识字蒙书,也就是说这件作品带有一定的教材性质,这也决定了书手要尽可能地以端正、敬重的态度来书写,以供蒙童识别、诵读、临摹。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纸本上未画有经纬线,但书者在书写时还是尽可能地保持横行与竖列的整齐,每列统一写十字篆书,且篆书右部为楷书释文,即使释文标注有误也会重新修正,如“世”“禄”二字楷书释文位置错位,书者便以斜线交叉说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作品的篆书应当是在正常状态下书写的,非练习之作。同样地,《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的十四字篆书标题的作用是说明事件,并且所使用的场合较为庄重,尽管布局安排错落变化,但在书写上也是一丝不苟的。

尽管如此,这两件作品还是显得十分不同,与我们所熟知的唐代篆书有很大不同,因其杂以楷、隶、篆写之,故后人谓之“篆书奇字”。可以说,这两件作品的面世为我们揭示了唐代敦煌地区篆书书写的真实情况。

“尚法”的观念贯穿有唐一代的书学发展,唐代篆书的主流也呈现出“体贵端而不肆”的特征。敦煌《篆书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这两件作品出自不同书手且风格面貌相近,与我们熟知的唐代如李阳冰一类的“匀、齐、端”的篆书大不相同,可用“自由散漫”概之,将它们放在“唐尚法”的时代背景下看,颇显违和。

“体势盘曲”“楷隶相掺”“悬针”是敦煌《篆书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这两件作品的重要书风特征。敦煌《篆书千字文》中的线条曲多于直,多以露锋入、露锋出,有装饰笔画,装饰现象明显,如既、士;线条盘曲折叠,如军、侠、回;有笔画连带现象,如起、翦、将;且笔画粗细不均,如兵、辇;还存在一些错讹现象,如盟、赵。《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中错落变化明显,较之《篆书千字文》显得“不太稳定”,如西字被压扁到了极致,部字右旁被盘叠多次,与唐宋官印中风行的叠篆相类,邈粗细不均,唐、管、内、部、统等字中包围结构的竖线也均呈内缩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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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姑臧张□□柩铭旌》 202cm×47.5cm

总的来看,“楷篆相掺”的风格特点表现为字形松散,不匀称、不整齐,用笔多露锋,整体显得随意、自由。这种结构与用笔特点实际上在汉代就已初露端倪,如《张伯升柩铭旌》《壶子梁柩铭旌》《张掖都尉棨信》《姑臧张□□柩铭旌》等。其中《姑臧张□□柩铭旌》中的文字近类鸟虫书法,其起收笔大部分为露锋,结构疏密不均,字大小参差,融为一体。这种书写方式被延续了下来,如周延元在《编目赘言》中记载道:“又刘泽民县宰亦最后得数十卷,内一卷长约丈余,为神玺二年(398)某氏所书,用篆笔体而书楷字,特饶雄健姿势,的为尤物,乃北凉段业时精写之品,惜忘其佛经过目名。”此外,隋唐时期的官印入印文字也与此篆文相类。也就是说,篆楷融合只是敦煌篆书墨迹的外在表象,这种书写性的完成并非一日之功,应是从属于篆书体系中自由、奇异一脉。据笔者查阅,早于这两件作品的唐代篆盖中,亦有书风十分相类者,如湖北襄阳出土的《张轸墓志》篆盖、《张漪墓志》篆盖等。

敦煌《篆书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中都出现了由露锋形成的悬针篆。悬针篆的大规模应用可追溯到新莽时期,王莽更改货币制度后在钱币上使用的文字,诸如“大布黄千”“货布”等,字形匀称,体势多为纵向,因币赋形且婉转秀美。由露锋笔法形成的悬针篆从汉代被保留下来,启功在论述汉代碑额时言:

它们常表现手写体的特色。像汉《尹宙碑》额的笔划(画),头尾尖、胸肚肥,固然最为明显,即其他汉碑额,也常见活动顿挫的姿态,与秦刻石那种整齐匀圆的样子,往往不甚相同。这个风气,一直影响到南北朝的一些碑额、墓志盖,例如北魏《嵩高灵庙碑》额,笔锋起处收处都极明显;东魏《高盛碑》额字虽力求肥重圆浑,但笔划(画)起止的地方,仍然似乎有意识地要表现出一些尖锋。其他碑额、墓志盖也常有这种现象。这也可以见到古代字体的某种方法和风格,在某种用途上成了习惯或制度以后,即使演变日久,也会遗留一定的痕迹。

从敦煌《篆书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中可以看出,这种尖锋入笔的书写习惯一直延续到唐代,成为人们眼中“异化”后的小篆。需要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并非是“一改篆书‘篆尚婉而通’的玉箸般的线条”,而应是自汉代以后与玉箸篆同线发展的一脉篆书。

本文节选自《书法教育》(研究版)2021年第伍期

《“纪念碑性”的误读:敦煌出土唐代篆书墨迹的书写性》

隋唐五代篆书成就最高(揭秘敦煌地区唐代篆书的真实风貌)(6)

《书法教育》(研究版)2021年第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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