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张晴
国家叙事的视觉美学是要把国家的形成，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用极具叙事性、场景性、时代性、抒情性的画面呈现出来，以视觉的形式表达、凝聚、塑造人民的历史记忆和国家情感，并前所未有地展现党的领导、人民的主体意识和对历史的创造
脱贫攻坚，不光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也史无前例。艺术家的内心为我们伟大的时代所感动，带着激情去画，到最贫困的地方去画，先打动自己，才能感染群众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董希文《开国大典》油画 230cm×400cm 1952 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如何从一幅幅美术作品中，见证一个国家的成长，认识一个百年大党的精神密码？某种程度上，这是视觉艺术重大题材创作的使命。
“我们的文艺不是在小楼中弹唱，而是要有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和意识、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担当。”近日，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张晴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在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背景下，我们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构建起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叙事的视觉美学，以图像的形式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百年奋斗历程。这些作品中的人性、崇高，点燃与激励了一代代国人。
“我们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如何表达这个现实？中国艺术家何为？这对当今艺术家来讲是一个最大的课题。”他说。
新中国美术作品都离不开国家叙事
《瞭望》：如何理解美术作品的国家叙事？
张晴：艺术是世界公认的“语言”。一个国家主动叙述自己时，要紧紧抓住美学工具。在无数种有关国家的叙事中，视觉艺术显得尤为特殊。它跳脱了语言的桎梏，用图像的形式直接反映国家的历史记忆。
国家叙事的视觉美学是要把新中国的建立历程，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用极具叙事性、场景性、时代性、抒情性的画面呈现出来，以视觉的形式表达、凝聚、塑造人民的历史记忆和国家情感，并前所未有地展现党的领导、人民的主体意识和对历史的创造。
20世纪以来，几代艺术家在这一点上坚定不移。特别是新中国美术，我们大部分的美术作品都离不开国家叙事。具有国家叙事的美术作品，反映了几代中国人的艰苦奋斗，展示出把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的漫长过程。
从清政府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不仅是在不断觉醒中寻求一条适合我们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道路，也唤醒、凝聚了中国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
五四运动中，无数年轻人为了国家抗争、游行，他们传播了很多美术作品，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劳动人民知道何为国家，何为爱国，我们的国家不应被分割。这就是国家意识的开始。
随后抗战军兴，许多美术家拿起画笔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抗战美术唤起了全民族一致奋起抗日的决心，彼时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更加强烈了。
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不是在小楼中弹唱，而是要有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和意识、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担当。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围绕“中西合璧、救亡图存”展开。中西合璧，就是如何把西方的观念、形式、语言和中国传统艺术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艺术样式。救亡图存，就是画家面对国家的需要拿起手中的画笔作为武器去战斗，去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不断构建具有国家叙事的视觉艺术作品，让人民不断觉醒，成为具有国家意识的公民。
《瞭望》：通过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策划大型主题展览、学术研究，我们构建了怎样的中国国家叙事的视觉美学？
张晴：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如何看待新中国？国家叙事视觉美学开启了第一个阶段，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组织了多次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首先要回溯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换来全国胜利，这一阶段主要描绘的是战斗场面、重大事件、英雄人物。
比如在那个艰苦岁月中，红军长征等场面不可能现场拍摄下来，这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画面能留存下来，正是依靠组织了优秀的美术家进行美术创作。董希文创作的《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构图之中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大国的风范。我们要把建立这个国家的过程、把新的国家的气概画出来，让全国人民知道胜利果实来之不易，感染一代代人。
除了回望战争场景，还要描绘建设国家的历程。这是新中国国家叙事中最为迫切的任务——国家形象的确立。什么叫新中国？第一是新中国人民的新形象。例如农民，中国绘画史上的人物画一般都是画帝王将相、菩萨、仕女，长久以来忽略农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农民变成国家形象中的主体。这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美术史上是没有的。方增先画的《粒粒皆辛苦》，描绘的是一个生产队送粮的过程中，一位老农民跪下去把掉下来的麦穗捡起来，农民处于画面中心，不再那么愁眉苦脸，他是国家的主人，他把麦穗捡起来时代表了农民的心声，也代表了国家号召全国人民节约粮食。国家叙事是一个大概念，支撑点就是工人、农民、解放军、少数民族等人民的形象。国家叙事中新中国的人民形象都是意气风发的，在这一时段中，把中国人民在新中国的新形象勾勒起来了。
第二是新中国的新场景。以前中国的山水画画什么？画文人归隐，寄情于山水之间，一个归隐者静坐在草房子里，书童煮茶，后面是行云流水，这是传统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样式。但新中国成立后，山水画完全不一样了，工业题材、城市建设等成为新中国山水画中的新场景。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要奋发图强。在新中国山水画的画面上，增添了工厂、大桥、火车和工人、农民劳动生产的生动场景。之前，这种美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美学当中是不存在的。
这一阶段，无论是人物画的容貌，还是山水画中的场景，其特点可用两个字来概括，喜悦。这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不是摆拍的。流露出那代艺术家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喜悦的氛围勾连出新中国国家叙事的视觉美学。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科学的春天》等很多作品，描绘了恢复高考、知青回城和尊重科学等画面。还表达了一种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感觉，比如这个时期罗中立创作的油画《父亲》，父亲拿着一个碗，面相憨厚，代表了一种国家叙事视觉美学的象征。中国千百年来是个农耕大国，多么盼望农业和农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有新的气象。
第三个阶段是由几个国家部委近年来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构成。其目的是要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美术作品补齐，用国家叙事的视觉艺术作品展示出史诗般的时代画卷，讴歌党的光辉历程。这些作品在今年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会和全国观众见面，一幅幅美术作品描绘着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程。
中国的国家叙事视觉美学有它的特殊性和历史性，通过几代历史学家、美术理论家、美术家的共同努力，形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史的辉煌篇章。
经典都是冷板凳坐出来的
《瞭望》：进行视觉美学的重大题材创作，难点在哪？
张晴：第一，画家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诉求是不是研究得深刻，是不是热爱，这是基本点。第二，要有专业的高水平的美学表达。
这也是现在重大题材创作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要把握好被历史化的人物与事件，特别是要吃透问题的本质，对主题的演绎要进一步深入。一个成功的艺术品对主题的把握，是千磨万磨磨出来的，不是拍脑袋弄出来的。经典是没有捷径的。古今中外都一样，你投入多少思想感情在里面，就反映出来多少成果，你投入50%，那就出来50%，这个容不得虚情假意。
《瞭望》：当下美术、电视剧、音乐等一些领域的重大题材创作，受到僵硬、流于形式化的诟病，你怎么看？
张晴：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古今中外的艺术都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不可能一次建成万里长城。
董希文为了画《百万雄师下江南》，去采访当时参加渡江战斗的船工，问他们，头顶上有大炮轰炸、机枪扫射，你是怎么摇船的？还去部队，询问参加战斗的战士冲锋的情况。当他了解到当时解放军穿各种各样的衣服，枪也是各种各样的时，他画了许多创作手稿。后来画出来，有人不理解，说我们的部队怎么拿了各种各样的枪？这正是还原了真正的现实，让后人知道解放军战士是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打过长江去的。
这些经典作品，是艺术家用真情实感记录了战火纷飞的场景。演绎要用脑用心用情，不要形式主义，更不要沽名钓誉。
《瞭望》：相比以前，什么是当代人要创作的国家叙事？
张晴：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美术家有不同的感情。1950年代初期的国家叙事作品可以说是在中国美术史甚至世界美术史上少有的精品。当时的优秀艺术家，有些都上过战场，他们既是艺术家，也是战士，他们刻画国家叙事是具有生命感的感情。他们从旧中国来，对新中国的爱是发自肺腑的。今天的中国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我们的视野更宽广，生活条件更好。对比之下，艺术家怎么来看我们的祖国？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有深刻的认识和热爱，对于创作国家主题性美术，是第一重要的门槛。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我们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如何来表达这个现实？中国艺术家何为？这对当今艺术家来讲是一个最大的课题。
比如脱贫攻坚，不光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也史无前例。艺术家的内心为我们伟大的时代所感动，带着激情去画，到最贫困的地方去画，先打动自己，才能感染群众。不但要表达出来，而且要表达得生动有力、具有历史感，为人民留下时代见证，鼓舞和凝聚人心，召唤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艺术才能成为国家叙事，才是具有人民立场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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