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俊杰，生于1941年9月，河南开封人，“第四代”导演、编剧、制作人。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1986年，翟俊杰的第一部电影，与杨光远联合执导的《血战台儿庄》上映，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将镜头聚焦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电影，开启了军事历史题材打破“模式化”“概念化”的先河。
此后，翟俊杰三拍“长征”，力排众议起用了早年有“奶油小生”之称的唐国强来饰演毛泽东，是中国影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必须由特型演员饰演领袖人物的惯例。
他在《大决战》中，改变了一直以来对蒋介石的脸谱化刻画，在《我的法兰西岁月》里，首次用青春偶像片的手法拍摄革命先驱的年轻岁月，在《共和国不会忘记》里，直接描写了国企改革经历的阵痛，“在当时是很前卫的”。
在翟俊杰看来，这些题材上、艺术手法上、思想主题上的种种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放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能的”。
如今已年过七旬的翟俊杰，努力保持着与时代的同步，充满对于当下青年流行文化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他了解时下最热销的化妆品品牌，也了解“萌萌哒”“么么哒”的意思，翟俊杰十分感恩改革开放为电影带来的繁荣的进步，也保持着警惕，“不能忽视近几年的浮躁现象，比如电影被资本绑架、演员高片酬、泛娱乐化、低俗化等，要坚守底线、不忘初心。”
《血战台儿庄》
第一次表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翟俊杰大概总结了几个阶段。童年时期是在七朝古都开封，之后在风雪高原开启了军旅生涯，然后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进入军校生活，毕业后进入《解放军报》做了十年记者，1976年又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直到现在。翟俊杰一家都是当兵的，而且都是从事影视、戏剧艺术，他谈到“现在把我们划分成第四代导演，只是年龄划分，实际上我们和第五代的崛起时间是契合在一块的，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地拍出了好片子。”
1985年，翟俊杰与杨光远联合执导了战争片《血战台儿庄》，这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表现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影片。“我个人的电影导演生涯从1985年开始，用我的话说叫强行起飞。《血战台儿庄》放在之前是不可能拍的，也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搬上银幕。”
翟俊杰在《血战台儿庄》拍摄现场为演员说戏。受访者供图
除了导演之外，翟俊杰在片中还饰演了川军师长王铭章一角，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细节，特别是在王铭章就义前的最后一场戏，整个段落没有一句台词，对当时的很多观众都记忆犹新。当时王铭章的一二二师全军阵亡，敌军登上城楼将王铭章包围。翟俊杰设计将手中的棍子一扔，抽根烟。他从烟盒里掏出一截皱巴巴的香烟，可能是没来得及抽完剩下的，然后顺手拿起旁边烧焦的木棍将香烟点上，并且拿烟的姿势不是用中指和食指夹着，而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更纯朴一些。”
在翟俊杰看来，1978年之前的很多战争片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模式化、概念化的图解和标语口号”，随着改革开放后对于国外各种艺术的广泛吸收，才能拍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细节。
翟俊杰在《血战台儿庄》中的抽烟镜头
人物突破
让“奶油小生”唐国强演毛泽东
由于《血战台儿庄》艺术上的成功，翟俊杰被选定为大型历史电影《大决战》的导演之一，负责拍摄国民党统帅部的所有戏份。接到任务后，翟俊杰对蒋介石的塑造提出了一个首要原则：坚决去除脸谱化。“以往影视作品在表现国民党形象时，脸上贴一个膏药，斜戴着帽子，他们忘记了国民党也是正规军，也是很有战斗力的。”所以，翟俊杰将剧本中蒋介石“娘希匹”等骂人的脏话全部删掉，“不要丑化他，要写出历史感。”《平津战役》中为了表现出蒋介石灯枯油尽的状态，翟俊杰还特意让化妆师在蒋介石的脸上画了一些老年斑。
对于人物塑造的另一个大胆突破是，翟俊杰推出了一个崭新的毛泽东形象。1996年，翟俊杰拍摄他第二部表现长征题材的影片《长征》，他决定起用唐国强饰演毛泽东。消息一出，舆论全都是反对的声音：“他一个奶油小生，怎么能够演毛主席？翟导太不严肃了。”
翟俊杰在《长征》拍摄现场给唐国强说戏。受访者供图
尽管扮演领袖人物是一个很严肃的创作任务，但翟俊杰还是想在电影美学上突破一下，塑造一个全新的毛泽东形象。以前饰演领袖的都是特型演员，但翟俊杰不太赞成特型演员一说，“如果以后不管什么题材，老是这几个人演，新片也有一种陈旧感。《巴顿将军》的演员斯科特，他是专门演巴顿的吗？他也可以演教授、科学家。”最终，翟俊杰顶住了外界压力，让唐国强首次饰演了毛泽东，为了符合长征时期毛泽东憔悴的形象，唐国强在40天里减肥20斤，最后呈现出很好的艺术效果，之前反对的声音也都平息了。
在翟俊杰看来，这种对于人物塑造的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电影观念更新借鉴的结果。
艺术虚构
用青春偶像片手法拍革命历史题材
在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时，翟俊杰总是能够从电影语言、人物塑造等不同角度打破以往的传统观念。在翟俊杰看来，虽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有承载党史的义务，但还是一个艺术品，要用与众不同的艺术方式去打动观众，调动观众的艺术审美。比如，一场惨烈的战争场景，大多数导演都会用很悲壮的音乐，但翟俊杰却会用《十送红军》这样婉转悠扬的曲子，“造成强烈的反差，更有艺术感染力。”
2004年，翟俊杰又拍了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我的法兰西岁月》，讲述了1920年至1925年，青年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当时，翟俊杰把导演阐述打印出来发表了，说这是一部青春偶像片，不是按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拍的。“当时的邓小平叫邓希贤，才16岁，在那样浪漫得不得了、又异常艰辛的情况下，何尝不能成为我们老中青幼几代人共同的偶像。”
《我的法兰西岁月》
电影中有一个片段，邓希贤出任务前，周恩来给了邓希贤十法郎，让他路上买个羊角面包填肚子。邓希贤骑着自行车路过一家食品店，透过大玻璃橱窗能看见里面的烤鸡、熏肠等各种食物。饰演邓希贤的演员昂首挺胸，看都不看一眼。翟俊杰马上喊停，问他：“你不饿啊？”小演员用四川话回答：“我是共产党员。”翟俊杰对他说：“那时候小平同志还没入党呢，你应该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一样，直咽口水，但又不舍得吃。”
翟俊杰给了演员一个手部特写，手伸进兜里摸了摸那十块法郎，又塞回去不舍得花。邓希贤肚子饿，只好去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家蹭饭。翟俊杰特意设计了一个情节，邓希贤一头撞进别人家门，正好遇到李富春夫妇正在拥抱亲吻，把两人吓了一大跳。
影片在深圳首映的时候，李富春的家属看完后问导演：“翟导，这是您编的吗？查年谱和史料都没听说过邓小平去蹭饭这事儿啊？”翟俊杰承认是虚构，但这比真实还要动人。翟俊杰是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小组成员都牢记八个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就是在符合史实和生活的前提下，允许大胆地进行艺术虚构，并不是说把所有真实史料捏在一块儿电影就成了的。
关注当下
年轻人以为赵一曼是唱歌的，怎么得了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曾经在北京香山举办过一场内部的颁奖，当时谢飞被评为“最具有女性气质的男导演”，王君正被评为“最具有男性特质的女导演”，到了翟俊杰的时候，给他颁了一个“最佳老顽童奖”，奖状是“奥运福娃”设计者韩美林先生手绘的一只猴子。在翟俊杰看来，“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可以增长，但一个人的艺术年龄、心理年龄要永远保持青春。”
翟俊杰。受访者供图
改革开放后，受国外影响，一些流行时尚文化进入中国，对于封闭已久的中国人思想冲击很大。但翟俊杰却表现出了很大的包容，“我没什么看不惯的，一开始是喇叭裤，只要自己觉得美，那有什么不可呢？哪还能像过去，大家都穿灰色、蓝色的正装，才算正经吗？”对于各种化妆品牌，翟俊杰也是如数家珍，“雅诗兰黛、兰蔻……油性皮肤还是干性皮肤，用的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还懂这些，翟俊杰反问道：“这都不懂，我还拍什么电影？”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对于各种电子产品，翟俊杰也都能适应。有时候飞机延误了，他就在候机室里用电脑看文件、剧本，或者在平板电脑里下载一些电子书。“说老实话，这些东西不接触也不行。这些数字技术是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的，比如3D、4D技术，用常规手法是拍不出来的，都得依赖这些技术，如果不接触，能行吗？那还怎么走出去和世界同步。”
对于时下青年人中流行的网络文化，年过七旬的翟俊杰表现出了很强的好奇心，并且能够很快地融入进去。“其实我知道得挺多的，比如网络语言萌萌哒、么么哒，非要把亲爱的叫亲耐滴，还有蓝瘦香菇……当时还很纳闷，有‘喜大普奔’这个词吗，后来才知道这不是词，是缩略语。大喜过望 奔走相告=喜大普奔（大笑）。”
不过翟俊杰也认为网络文化带来了一些问题，“别把汉语掺杂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骂人的话变成用字母缩写。”对当今社会的浮躁氛围和反智文化，翟老也颇为不满，“不读书了，全是低头一族，全是手机，春节回去陪父母亲，老头老太太坐着近在咫尺，也没给亲爹娘说过一句话，就是玩王者荣耀，这怎么了得？问过去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都不知道，问到赵一曼就以为是唱什么歌的歌手，怎么得了？”
倒带40年
新京报：改革开放对你生活带来的最直接变化是什么？
翟俊杰：
我记得是改革开放第二年，1979年，家里买了一台飞跃牌黑白电视机，上面要抽出一根儿天线那种，两三百块钱，当时简直不得了，周围邻居还没有呢，每天晚上邻居小孩就搬着小板凳到我们家看。我搬了很多次家，这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始终不扔掉，现在这台电视机也还能看，只不过不用了，一直保存着留作纪念，包括当时卡式盒带的收录机、自行车、缝纫机，我都没扔掉。我觉得那是关于我们时代的念想，再看看现在，真是幸福感满满。
《西游记》
新京报：当时印象比较深的电视节目有哪些？
翟俊杰：那时电视节目种类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多，也没有什么综艺，《新闻联播》小孩不管看懂看不懂，都搬个小板凳坐着看，只要有影儿就行。后来出了电视剧《西游记》，火得一塌糊涂，另外还有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后来慢慢到90年代《渴望》就出来了。
新京报：第一次去香港是什么时候？
翟俊杰：1986年，去参加《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那是我真正第一次穿西服，当时还不知道怎么打领带，以为是打红领巾的打法。现在我有两套好西服，都留着呢，平常也不穿，出去旅游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才会穿。记得有次电影放完灯一亮，两个姑娘搀着一个雍容华贵、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过来，姑娘对我说这是王铭章将军的夫人，老人家突然抱着我哭了起来。
新京报：第一次去台湾是什么时候？
翟俊杰：我去过台湾三次，第一次去台湾是90年代初。1986年《血战台儿庄》在香港放映后，当时一个姓谢的台湾记者，在香港看完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自己在香港看了一部大陆出品的电影《血战台儿庄》，我建议你看看。蒋经国通过其他渠道看了影片之后，发现这部影片正面表现国军的抗日战争，然后他就给国民党“中常委”放了片子。从此之后蒋经国开放了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解禁了。这是真的。我说不要夸大一部影片的作用，不要夸大历史的作用，但是历史就是这样。
新京报：改革开放之后，采取了什么方式来学习当时的新知识？
翟俊杰：1982年去北京电影学院编导进修班学习了，包括西方影坛一些好的艺术也要吸收，比如表现二战题材的《巴顿将军》，还有苏联战争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些影片关注人的命运和遭遇，对于战争题材影片是有开拓意义的。还有一些文艺片，《办公室的故事》《克莱默夫妇》《金色池塘》等，也极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说老实话，现在有时会觉得有点悲哀，真把《金色池塘》拿来放映，没准咱中国观众还不爱看，既没小鲜肉，也没小美女，什么凯瑟琳·赫本，什么简·方达、亨利·方达一群老头老太太有什么看头？
《巴顿将军》海报
新京报记者 滕朝 郭延冰 实习生夏秋子 编辑 吴奇函 许乔洋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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