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挑战赛#
姐姐在朋友圈里写道：“最近总是梦到老爸。”
我从小跟父亲不亲。小时候我从来不主动跟父亲说想要买的东西，永远都是先跟母亲说，然后母亲再转告父亲。“你自己跟你爸说嘛，他又不会不答应。”
总觉得他过于严肃刻板，会被他训诉，这种父与子的疏远感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吧。
记忆中没有多少与父亲有关的记忆深刻的事情，能记起的好像也只有在上初中时父亲主动给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
2002年我还在中学上学，家和学校中间还隔着一个村，因为路途遥远就寄宿在学校。
每个星期五傍晚放学后走路回家，星期天下午再从家出发去学校，一来一回要将要走近一个半小时。
那个年代在乡下的学校里有自行车的人屈指可数，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很拉风神气的事。
不记得确切的日子了，但很清楚有次因为是值日的缘故回到家天已经天黑了。
听母亲说因为我一直还没到家，父亲就让母亲放下手里的活去村口等我。“怎么回来得这么迟？”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问道。
“轮到我值日搞卫生嘛！”我扒着饭。父亲没有再说什么，饭桌上又安静了下去。
“你要是想也可以给你买一辆自行车。”隔了许久父亲又蹦出一句。
我吃惊地看着的父亲，这可不像他的作风。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向精打细算，油盐酱醋都是挑着便宜的时候一次性买一大堆回来的人怎么可能破费那么大的一笔钱给我买自己车呢？
自行车的事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也并不心生期待，认为只是父亲心血来潮的随口说说而已。
一星期之后我放学回到家，意外地看到院子里停放着一辆崭新的蓝色自行车，连自行车上面的泡膜都没有撕掉。
“去试试你的自行车！”父亲看着还没回过神的我说道。
听母亲说，父亲给我买这辆自己车的时候错过了村里唯一的一辆回程车，无奈之下他只好从县城坐车到镇上，再走路回家。
那个时候可是夏天，气温极高，热得像个火炉。父亲就带着一顶旧草帽扛着我的那辆自行车足足走了十多公里才到家。
“你肩上不是有自行车吗？怎不骑还扛着不嫌累啊！”母亲取笑父亲怎么这么笨。
父亲没有解释，只是“嘿嘿”笑了几声。后来这辆自行车陪着我读完初中又去县城读了三年书。直到我去上大学，这辆蓝色的自行车也不知道被我丢在哪个角落而变得下落不明。
随着我的长大，父亲渐渐老去。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拉长而变得亲密。
他沉默，我寡言。 每次上班每次上班回家我们都是只是例行日常的说几句话，从不会过多深入交谈。
我不会跟他聊我上班工作的事，他也不会和聊他在家的日常所遇，有什么事情他倒更愿意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姐姐说。
父亲变得极其怕麻烦我们。他隔不了多久要回乡下老家，即使我休息在家他也不愿意麻烦我送，更喜欢自己坐村里的客车，哪怕等上几个小时。偶尔的感冒发烧也都是自己去诊所问诊拿药。
“你要是不舒服就让阿亮带你去看嘛！”姐姐偶尔知道后便会在电话里说。
“这点小事我自己能搞定，年轻的时候我都还可以不吃药等自然好呢！”父亲振振有词地说道。
其实我和姐姐都知道他只是不想麻烦别人而已，他怕影响我上班以及难得的休息时间。
2016年5月，我上完班回到家。父亲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带他去县医院做个检查。
“就是舌头下长了一个比绿豆还小的疙瘩。”父亲故作轻松地说道。这个小疙瘩已经出现有一个月，只不过他一直认为是上火，自己去药店拿了点下火消炎药来吃却不见效果。
县里的医生说这个情况去市里检查比较好。于我们又去了市医院，片子拍出来后医生的表情有些凝重。
那个比绿豆还小的疙瘩是肿瘤，要进一步确认是良性还是恶性就必须去福州做检测才能确定。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从来没有一起出远门，没有想到唯一的一次既然是带他去看病。
检查结果并不好，是恶性的肿瘤，唯一的办法必须是尽快做手术。父亲知道结果后很是不安，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我安慰他说这个手术并不是很大，甚至在医生眼中只能算是一个小手术。
“要不我们先回家几天，等通知了再过来？”父亲试探地说道。
我觉得麻烦。医院的床位并不那么容易排到，如果因为回家就错过床位那就需要更久的时间，这样得不偿失。
我拒绝了父亲他要先回家的想法，并且说了一堆自以为是是理由。听完后他不再说什么，像极了小时候的我。
父亲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吸烟史的人，医生交代不能再吸烟刺激口腔了。
为了让他戒烟我给他买了口香糖和各种小零食代替。可是对于一个老烟枪怎么可能说戒就戒。
父亲没有什么可以缓解这种煎熬便偷偷的抽烟，在我眼皮子底下每次小半根小半根的抽。
有次我在卫生间看到一截掉在地上的烟灰立马知道了他躲在卫生间偷偷抽烟。心烦意乱的我立马重重地把他一顿训斥，他像极了做错事的小孩子。
“烟和打火机你都给我收起来吧！等医生说我能抽了你再给我。”父亲怯怯地从身上掏了出来递给了我。
自此父亲直到去世再也没有抽过烟。
在后来整理遗物的时候我看到那包还剩一大半的烟和打火机时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是不是太过嚣张跋扈、太过自我了，并为此自责愧疚。
在宾馆住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了医院打了的电话，说是有空余的床位可以安排入住等待做手术。
我还一度庆幸觉得当初不回家的决定是正确的。打电话告诉姐姐做手术的日子，她说她会在父亲做手术的那天赶到医院。
“你让你姐先不要过来。现在过来家里的二个小孩谁带？还是等我出院回家后暑假再带小孩一起回来吧。”父亲说道。
父亲问了医生又对比了几个病房同类型的病友，做手术后估算只要住院二十天左右就可以出院。
他计划了很多事，例如出院了要回乡下的房子住半年，那里的空气质量更好；要在院子里挖一口水井；还要房子后山种上许多不同的果树、养上几只鸡鸭……
变化远比计划来得快。父亲的手术刚开始很成功，可是没有几天就开始拉血，做了各种检查医生又找不到原因。
父亲开始陷入昏迷，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其间偶尔回清醒过来会吵着要回家，又或者迷糊之间一直唤着姐姐的名字。我打电话告诉姐姐，她焦急地直跺脚，在电话里头嚎啕大哭。
2016年六月初父亲走了。被一场不算很大的手术后引起的并发症夺走了生命。
那一年他刚好六十岁，古书说六十一个坎，他终究没能跨过去。
母亲说要是没有去做手术父亲也许还能长个三五年，也不需要遭受那冰冷仪器的折磨。
姐姐说要是当时不听父亲的话赶过来就好了，这样就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了。
我说要是一切能重来那就好了。母亲是如此、姐姐是如此、我更是如此，内心都充满了遗憾却又无能为力，只好默契地不再提父亲。
它他像是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一个不能被触碰的禁忌。就像一条河流、一座大山亘在我们心中，渡不过去也翻越不了。
姐姐说她最近老是梦到老爸。犹豫了许久还是打电话问她做了什么梦。
“爸叮嘱我以后可不要嫁远，不然以后回来一趟都难。”
姐姐的声音沙沙的，哑哑的，像极了感冒过后的声音。
我听毕再也说不出话来，眼前升起了一层水雾。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夜空。今天天气很好，星星出来了，月亮也出来了，我想父亲也肯定会出现。
在另一个地方，他还年轻我还年少。我放学骑着那辆蓝色自行车满头大汗的回到家里，父亲则站在院子里平静地抽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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