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 青”
此处的“扳”，在林县话里读第四声，意思是把东西重重地摔到地上。“扳青”是一种封建社会残余的赌博活动，1960年代在临淇镇淇阳城村死灰复燃。
当时在淇阳城第四生产队专管饲养牲口的马王院里，几个老农为了解闷，经常偷偷地在牲口棚里偷玩，也吸引了一些游手好闲之人的围观。
“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人们手里逐渐有了余钱，受市场经济大潮影响，很多人产生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思想，“扳青”赌博开始在淇阳城迅速发展，甚至一度蔓延到周围村庄，给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危害。
这种赌博形式，规则简单，三个铜钱或钢镚即可开展，人数灵活，三人以上可多可少，田间地头，山上树下，不受条件限制，而且输赢很快，给人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刺激——以三人为例，一个当庄家，另外两个是闲家。闲家将赌注按前后顺序摆放，称为“头尾”，庄家把三个铜钱全部“字面”朝上平铺在手中（称作“全黑”），掷到硬地上或平整的石板上，目的是能让铜钱弹跳起来，增加气氛。根据三个铜钱最终出现“字面”或“花面”的不同组合，来判定输赢：三个铜钱全部“花面”朝上，叫“全红”，庄家全赢，两个闲家的赌注全部归庄家；全部“字面”朝上叫“黑贴”，庄家全输，两个闲家下多少赌注，庄家赔付多少；两个“花面”一个“字面”叫“二红”，则庄家吃头，即庄家赢走放在前面的赌注；两个“字”一个“花”叫“一只眼儿”，庄家赔付放在“头”的赌注。如果参与者超过三人，则庄家在投掷前要声明规则，“吃”正数或倒数第几个，或者“吃”对门，或“隔一吃一”，甚至还可以根据下注多少选择对手，比如“一百元以下不吃”、“光吃红张儿（百元大钞）”等。
“扳青”活动一开始只是在村内进行，组织者选择僻静的人家，或废弃的老院内进行。在谁家“扳青”，主人是要抽“水头”（根据赌注大小及赢家获利情况，抽取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的现金）的。
后来为躲避公安机关打击，组织者转移到了户外，或在村东山坡上的柏树林中，或在某个低洼隐蔽的地头，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形成了四五百人在山林中偷偷活动的奇特景象。
围绕“扳青”还延伸出一个特殊的产业链——在谁家树林中或地头上的，主人可以抽“水头”。还有专门为参赌者提供“服务”的：站在高处或路口站岗放哨的（发现公安人员，马上报信，赌博者便迅速逃散）、管搬石板的（青石板不好，铜钱跳不起来。平整的红紫石板最好，有人提前从家里带来，专门提供给赌博者使用）、提供小板凳的等，都会获得赢家或组织者一定数量的“奖励”。再往后甚至出现了带暖瓶卖热水的、卖方便面火腿肠啤酒香烟的、现场放高利贷的等各种“服务”。
到1990年代末期，淇阳城的“扳青”发展到了高潮，犹以每年的冬春农闲时节最为热火。全村男女老少，几乎全民参与，有人甚至把出嫁了的闺女叫回来参与。周边农村及临淇集上，甚至与林县搭界的山西陵川县都有人过来参与。小石板周围，从早到晚，水泄不通，这个人输光了，另一个人就顶上去，没有机会直接下注的就在外围“钓鱼”，有的人为了“占座”，甚至顾不上吃饭、喝水、上厕所。这些人里面很多都是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为了赌博，顾不上外出打工挣钱，甚至一年辛苦，上场几十分钟便输得精光。因为赌博造成的家庭矛盾日益凸显，吵架的、离婚的、变卖家产车辆的、抵押房屋的、盖不起房子娶不上媳妇的越来越多，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到2010年前后，随着政府政策宣传攻势的逐渐加强及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逐渐加大，大量警力和治保干部随时待命，一经发现或接到举报，马上清场驱散或抓捕，“扳青”活动逐渐偃旗息鼓，最终淡出了淇阳城人民群众的生活。
淇阳城剧团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形式。
解放后，从城镇单位到农村生产队，文艺宣传队成为必不可少的组织。这些文艺宣传队活跃在厂矿车间、田间地头，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展政工宣传，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各乡镇县市还经常组织文艺汇演，或举办文艺比赛，每个大队都要出节目参加，淇阳城参演的节目主要是类似于滑稽戏的“二鬼扳跌”和群体性表演“打花棍”。
王连生讲剧团的故事
1953年，淇阳城大队主抓文艺宣传的干部王友珍提议组建淇阳城文艺宣传队。他从学校组织了20多个学生，读四年级的王连生担任鼓板手，路克兴任导演和教练，正式开始排戏。
一开始，他们主要排演山西老腔的传统剧目。路克兴当时是村里有名的文化人，他可以教大家排演整本的老戏。王连生说路克兴本身就会唱戏，至于他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学的则不得而知。王连生后来成为淇阳城剧团的团长，他经历了淇阳城戏班起步、发展到由盛及衰的整个历史过程。
1956年前后，他们开始改唱河南梆子，就是现在的豫剧。宣传队里演员也不断增加，还加入了几个女演员，总人数发展到近四十人，文艺宣传队也逐渐发展成了剧团。演出的剧目也有了《杨家将》、《刘三锅访山东》等长篇经典连头本，可以连续唱五、六天不重样。
后来，路克兴因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选中原来戏班里负责打锣的郭有林做了徒弟。郭有林身段、唱腔都不错，被路克兴指导了一段时间后，就替下师傅担任了导演。
1958年，要街水库开始修建，淇阳城剧团全体成员上了水库工地。剧团里的成年人或抬框或推车，小孩们管发票，推一车发一张票，看见谁推车上土堆得高，就给插上一面小红旗，以示鼓励。因为要街水库地处林县和辉县交界处，辉县人不愿意让修水库，所以经常有人到工地上搞破坏，往饭锅里扔大粪。为了与人搞好关系，让水库修建顺利开展，剧团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还得经常到附近辉县的几个村里慰问演出。
后来，剧团越来越正规，演出也越来越多。春节前后，农闲时间，经常在村里演出，甚至还会应邀到外村演出。合作社时期，演员白天干农活，晚上排练，每晚可以挣5分工，如果白天演出，能挣到8-10分工，已经相当于一个壮年妇女甚至一个壮年男劳力干一天农活的收入了。要是到外村演出，虽然不收费，却可以吃上几顿好饭，演员们感觉有了前途。
戏曲伴奏中掌板的是灵魂人物，控制整个音乐的节奏。当时，伏栓 管掌板，王连生管打锣。后来，原林县第三豫剧团下乡选拉弦的、掌板的并现场培训，当时福源年龄较大，学习有困难，剧团负责人丑孩就推荐王连生去试试，王连生学的很快，就替下福源成了掌板的。
到文革时期，提出了“破四旧”的口号，剧团从传统剧目改唱《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主要演员有路艳梅、郑先芹、郭有林、张文生、王软珍等。一开始唱的《红灯记》、《沙家浜》。《红灯记》中郑先芹演铁梅，郭有林演李玉和；《沙家浜》中郭有林演刁德一，张新启演胡传魁，王竹英演安庆嫂……
那时候，冬天农闲时节，剧团经常到临淇镇上演出，临淇的剧团如果在戏院演出，淇阳城的剧团就到当年的林县三中校园里演出。两个剧团各有所长，临淇剧团伴奏音乐好，淇阳城剧团的唱腔好，双方互争高下，不分伯仲。淇阳城剧团还曾经代表临淇镇到林县城串演并获奖，被授予绣有“淇阳城宣传队”的大红旗。
剧团组建后的前几年，农村用电还比较困难，白天演出还好，晚上演出连照明设施都没有，更别提扩音设备了。为了解决照明问题，他们想了各种办法，甚至用夜壶装上柴油，再在夜壶嘴上装上一个灯捻，点燃后挂在舞台两边用以照明。后来又发展到汽灯，用汽油做燃料，打上气，从喷嘴处点燃用于照明。再后来，有了电，就可以使用电灯照明，甚至还有了麦克风和扩放音设备，都是大队集体购置的。
三中全会以后，剧团又恢复传统剧目的演出。演出传统戏曲需要有服装和道具，这些行头价格昂贵，剧团没有收入，大队又没钱，剧团起步时原有的一部分在“破四旧”时也被没收或毁坏，剧团只好想办法自己制作。当时，村里的刘喜全能写能画，由他在布料上画出龙凤等戏服图案，然后请大队裁缝组的女工们绣制；帽子上的图案由刘喜全画出来，王连生等男演员负责用金粉、银粉、颜料等填色绘制；厚底的朝靴用柳木制作，刀枪道具等也都是用木棍、木板凿刻雕制。经过一年多时间，剧团演出所需的全部行头基本制备齐整。
装备、行头有了改善，淇阳城剧团在周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有个山西的台口就来邀请他们上山西演出。他说只要能上山西，至少可以安排一年的演出，每场戏四、五百元钱。演员们感觉很不错，于是全团40多人就兴高采烈的出发上了山西，在安泽县周边农村里演出。 为了提高水平，还专门腾出时间，请了当地有名的导演新排了剧目《桃花庵》。
正当演员们顾不上演出挣钱，专心排戏时，临淇镇梨林村的剧团和林县周边的几个剧团也到了安泽县，竞争一下子激烈起来。为了提高竞争力，接更多的活儿，剧团除了打价格战外还开始想办法改良行头，提升形象。演出之余， 王连生带大家上山捋连翘卖钱，用这些钱买了几件像样的龙袍、蟒袍、凤冠等，还把舞台幔布更新了一遍。但终因竞争激烈，日常生活开支也很大，剧团并没有挣到多少钱。
演员们上山西演出了年把地，家里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施行，土地划分承包给了各农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演员们在山西也坐不住了。
年底的时候，王连生率团回到了家乡。眼看着剧团没什么前途，大家都想着去打工挣钱。大队干部说，你们最后再在咱村里唱三天吧，唱完这三天就算了。
这三天的演出，演员们特别卖力，把从自己的看家本事全拿了出来。有了山西当地知名导演的打磨，有了在山西与其他剧团的激烈竞争的锤炼，演员们的演出让人刮目相看。父老乡亲们交口称赞：你们去山西可真是长见识了啊！
三天唱完，乐器入柜，行头装箱，剧团就地解散……
2019年，78岁的王连生说起这段历史依然热情洋溢。这几年，王连生等又在村里组建了几班锣鼓队、秧歌队、广场舞队等。每到晚上，淇阳城村锣鼓喧天，扭一阵秧歌，跳一段广场舞，气氛非常热烈。各队伍除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为大家演出助兴外，相互之间还经常开展比拼，互相切磋。
淇阳城与路氏家族
民国时期，淇阳城周围曾有高大的城墙，东西两边有城门，东城门门头上题有“紫气东来”四个大字。西面当时有大小两个城门，城门上题“古淇阳城”。城墙四角曾有十来米高的碉楼，防御能力很强。
城内东西主道以北曾有东、中、西三座院落，西院九门相照，最为宏伟，中院为前后两进，东院是三进院落。这三座院落构成了淇阳城村的主体。抗日战争期间，因为没有大的战事，所以也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直到1958年前后“破四旧”时，才被破坏殆尽。
现存的还有六、七处单独的院落，最早的建于民国五年，最晚的是民国二十四年。除有两处被本村的牛林运收藏保管得还基本完好外，其它都已经残破不堪，风雨飘摇。
其中民国五年所建一座五间三层堂屋，用雕凿齐整的青石为基础，手工青砖砌墙，墙厚约70cm，条石把角，蓝瓦坡顶。一层中间设两个门，门两边设窗，西二东一。门窗分别用巨大的条形方石做过梁，窗户上有十字方格木制窗棂，正门门头青石过梁上深雕有“天赐纯嘏”四个楷书大字，结体严谨，点画精美，笔力遒劲，题款“民国五年岁次丙辰仲春”，尾款“主人路金圻建立”；二层为五个拱形顶方窗，形制比一层略小；三层中间三间阳台，东西两边两个正八边形窗洞，东西山墙分别设有两个方窗；房顶为木梁木椽，上覆蓝瓦。整体设计精美，用料结实，结构坚固。
1938年六月下旬，八路军115师344旅徐海东旅长、黄克诚政委率部进驻淇阳城村，当时曾在西院现存的一座房屋内居住过。八路军在淇阳城村组织农民成立抗日救国会，发展党员，建立了临淇区第一个党支部——淇阳城村党支部。
这些院落均曾是路氏的家产，据说三座院落中的中院曾是元氏所建，后被路氏购下，其它两座均为路氏所建。
路氏自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壶关县晋庄村迁入林县南西门岭，十世路平和四个儿子路友仁、路友智、路友荣、路友信迁入淇阳城居住，并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发展壮大。鼎盛时期，路氏的庄田东边到淇阳城东山，西到李家寨、北山底，南到苇涧，北到荒庄。到土改前夕，仅西院路氏就有37口人。2019年，九十多岁的梁先贵说，他们家是从横水镇马店村来到淇阳城为路家种地的长工，后来便在此落脚，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代了，路家解放前后的人和事，他都一清二楚。他略有些耳背，但记忆准确，表述清晰。
梁先贵讲路氏家族的故事
至于路家何时因何发家，村里传说的是清朝顺治年间，路家在路边开店，供来往客商吃饭和住宿。有一年，从山东过来一群响马路过此地，将沿路抢劫的财物暂存到店里，然后继续上山西抢劫，不成想一去不回，后来听说是被山西的土匪黑吃黑灭掉了，寄存下来的财物自然也就归了路家。从此，路家在淇阳城买房置地，逐渐兴盛起来。但所有这些只是传说，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或记载。
路氏家谱记载路金圻是平祖三门之十七世，亲弟兄六个，分别为金城、金坡、金圻、金坊、金汤、金台，叔伯兄弟共40多人。根据其家谱记载，路氏重视教育，人才辈出，十四世有武生员（武秀才）平祖二门路士俊、太学生（国子监学生）平祖三门路士煌及其弟邑庠生（县考秀才）奉政大夫（清朝五品文职散官）路士昇；十五世有郡庠生（府学学生）例赠（因推恩授予本人已不在世的亲属以官爵）修职郎（清八品文职散官）平祖三门路际清及其弟监生（国子监学生）路会清、入选贡生（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候选直隶州同（清时直隶州为地方二级统县政区，与府平级，隶于省，与不辖县的散州对应。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州同为从六品）路士昇之子路维清；十六世有邑庠生员路毓鑫（路际清之子）、湖北法政学堂毕业，任湖北提法司（清末司法行政、司法监督机构）总务科一等科员的路毓淇（路维清之子，原名普春）。此后，虽历经变乱，路氏后代中仍有很多人学有所成。
土改前夕，路家迫于形势开始贱卖土地，并将一部分卖地所得赠与革命队伍购买枪支弹药。因路家平时待人和善，没做过大的坏事，路家老三股还曾在路边设置粥棚，每家三天，轮流舍粥，因此在土改过程中并没有遭到过多的斗争，只是没收了其田产房屋，其家人便住进了村西庙中。
路氏后人，有仍居故地，也有远走他乡。20世纪30年代，路氏后人路有勤（人称路老六，姓名可能有变，家谱中没有记载，根据梁先贵回忆，应该就是路毓淇）曾任国民政府参事，写得一手好篆书。路毓淇之子路秉模17岁参加革命，后在解放军某部后勤部工作。路克岐（路金圻三弟路金汤之子），17岁时因不满家庭指定的婚姻，离家出走，参加国民党军队，官至中将，后随军到台湾定居。
文中摄影 王钧伏
本文于2019年暑假期间由在校大学生马俊婷、张玉菲参与采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