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漫谈为人之道，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人之为学道理?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人之为学道理
国学漫谈
为人之道
子贡说孔子是个“温良恭俭让”的人，成为孔子形象的历史定格。但夹谷之会上，我们看到另一个金刚怒目、大义凛然的孔子。人的性格往往是多重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改革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文谋武略又身怀绝技的人，如果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个性的人，你信吗？
同情关爱下层人民是孔子最具人格魅力的为人特征。这其实是与他思想的内核——民本主义相映衬的。大家还熟悉的一句话“苛政猛于虎”，讲的也是孔子关爱同情下层人民的故事。
有一次，孔子从泰山旁经过，见一妇人在墓前哭得十分伤心，就叫子路去探问是怎么回事。妇人告诉子路，我的丈夫被老虎吃了，我的舅舅也被老虎吃了，现在，我的儿子也被老虎吃了，所以，我在这里哭泣。子路回告孔子，孔子说，这里既然有老虎出没，她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子路又上前询问，妇人说，这里没有苛捐杂税。孔子感叹道：“苛政猛于虎啊。”这个故事记载于《礼记•檀弓》，家喻户晓。
孔子之所以万世敬仰，死后很多弟子自发居住在他的墓前守孝三年，不忍离去，孔府、孔庙、孔林最早是当地人自发纪念孔子的地方，后来才由历代统治者确定为祀奉孔子的场所，身后能享此荣耀，是与他身前真诚待人、发自内心关爱基层人民分不开的。
“满嘴仁义道德”，这个评价几乎成了孔子的标签。其实，德治为先，法治并重，才是孔子的思想主张和从政法则。孔子并不是一个清教徒，把孔子只当成道德说教者是巨大的误解。作为大司寇，主管全国的公检法司，你说孔子不重视法治工作，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吧。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从孔子从政的政绩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很有政治谋略和智慧，是个能臣、干才，不是夸夸其谈之人。他当县长，“一年，四方则之。”如果他只凭道德说教来从政，而能取得如此政绩，你信吗？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孔子到卫国时，学生冉有驾车，《论语》记载了师生俩这次十分有趣的对话。子曰：“庶矣哉！”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多了以后，怎么办呢？”子曰：“富之。”冉有又说：“富了以后，又怎么办呢？”子曰：“教之。”“庶、富、教”这就是孔子治国理政的具体方法。孔子很清楚，国家的治理就是增加人口、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进行道德教化，三者不可偏废。而增加人口、让人民富起来，仅靠道德说教显然是不行的。
开明、平等、亲和的仁慈长者形象是孔子日常待人的主要特征。孔子思想十分开明，特别表现在对真理的维护和追求上，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主张“当仁不让于师”，“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实属难能可贵，至今都有巨大现实意义。他平时与学生交流非常平等、亲切，以致诲人不倦。
他与颜回谈话时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速而》），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与小他整整30岁的年轻人的对话，如此平等亲和，什么胸襟啊。学生生病，孔子都要亲往探视。一次，冉伯牛得了恶疾，孔子去探望，从窗户执其手为其把脉，叹道：“这么好的人，怎么得了这个病啊。”颜回去世，70高龄的孔子伏地痛哭，捶胸顿足；子路殉难，孔子此后不再吃肉酱。他与自己学生的感情是真切的、深厚的、发自内心的。
孔子“执事敬、事思敬”的敬业精神，“有教无类”的博大胸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治学态度，对现今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孔子还是一个极富个人性格色彩的人。伟人都有鲜明个性，不谈孔子的个性，就构不成完整的孔子形象。
首先，孔子是个很幽默的人，始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的学生子贡问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回答说：“如果我说死人有知，怕那些孝子贤孙都去殉葬；如果我说死人无知，又怕那些不肖子孙弃之不葬。子贡啊，这个事情你不要着急，等你死了之后，不就知道了嘛。”（原文：“死，徐自知，犹未晚也！”）
周游列国时，孔子在郑国与弟子失散，弟子们非常着急，四处寻找。有个当地人说：“城门下有一个人，累累若丧家之犬，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弟子们赶过去，果然孔子站在那，于是将当地人的话背给孔子听，孔子哈哈大笑，说：“然哉，然哉！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太形象了。”两千多年之后，某些人用这个典故来辱骂孔子，孔子地下有知，怕也会自嘲地说：“然哉，然哉。我本来就是条狗，是中华文明的看门狗。”
不管什么艰难困苦，孔子总是乐观面对。陈蔡绝粮是孔子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在陈国与蔡国之间，被人围困并欲加害，粮食断绝，弟子病倒，包括子路在内的很多人都支撑不住了。生死之间，孔子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我命在天，不由他人。”然后组织弟子弹琴唱歌，开音乐party，将生死置之度外，直至子贡亲赴楚国搬来救兵方才解围。危难时刻，孔子大丈夫的英雄本色尽显其中。
其次，孔子是个非常耿直的人，批评时政，敢于直言。有一次，鲁哀公问他：“何为则民服？”孔子直言不讳地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举”就是提拔任用，“直”就是正直的人，“错”是错位的意思，“枉”就是不正直的人。提拔任用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上面，老百姓就服气；提拔任用不正直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老百姓就不服气。切中肯綮，一语中的。
如何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始终是历代执政者夙夜思考的问题，在这一关乎国之根本的大问题上，孔子不绕弯子，直奔主题，指出，关键在人，关键在用干部，关键在用正直的干部。直至今日，还是这个道理。毛主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可见，有些事情，千古不易。与国君这样说话似乎不是孔子为人的风格，但在国家大事上，孔子绝不是含糊其辞的人。
对国君都敢于直言，对士大夫，孔子更不含糊。季孙氏在他家庙的庭院里用八佾奏乐舞蹈，孔子愤怒了：“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八八六十四个人跳舞），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却用了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十分愤慨，这样的事情也能容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要知道孔子这是在批评谁，是在批评当时的国相，掌管国家权力的实权派。
第三，孔子还是十分率真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情中人。原壤是孔子的发小，有一次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古时人通常不穿内裤，所以叉腿而坐是极端不雅的行为，与现在一些明星故意走光不是一回事。孔子见状，拿起手杖上前就去敲他的小腿，骂他说：“小时候你不孝顺，长大了又不干点正经事，现在老了，还这样不知廉耻。老而不死，是为贼。”孔子鲜活的形象跃然而出。
孔子真性情的表现，还在“子见南子”的故事中（详见《好色之徒》篇）。面对学生的质问，孔子选择对天发誓。一个老师，一个孔子学院的院长，被自己的学生逼得赌咒发誓，这个老头，也很可爱吧。孔子这种率真的性情与气量，同样闪烁人性的光辉。什么是师道尊严，不是整天板着个脸，动辄训人一通就是师道尊严，敢于表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敢于直面学生苛刻的问题，不矫揉，不造作，也是一种师道尊严。
第四，孔子还是一个善于应变的人，具有非常老练的政治机敏性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孔子的机智与权变也反映出一个老辣政治家和务实思想家的本色。在齐国游学期间，齐景公一度非常赏识孔子，向孔子讨教为政之道，孔子有两句奠定儒家思想基本架构的著名对答，一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句是“政在节财”。齐景公闻言大加赞赏，感叹道，这就是治国之道啊。于是一再表示要重用孔子，并想给予孔子一块采邑，但遭到齐国贵族集团的反对，齐景公又是志大才疏、大忽悠式的人物，孔子被晾在一边，处境微妙。万不得已，只有离开齐国，走得相当匆忙。
故事记载于《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接”就是提起，“淅”是正在淘的米。孔子提起正在淘的米，匆忙而行，说明当时情景十分紧迫。孔子生活的时代，政治动荡，社会混乱，杀戮现象司空见惯，稍有不慎，大祸临头。孔子得信后没有任何犹豫，赶快逃走，反映了孔子老练的政治机敏性。
在波诡云谲的政坛上，孔子绝不是个单纯呆板、纯粹理想主义的人，而是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大政治家。“堕三都”尽管功败垂成，但从政治方向、方案制定到应对措施都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智慧。特别是改革失败后，孔子在个人去留问题上，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品格和智慧。不贪念富贵，弃大司寇之位如弃敝履，绝不与腐化分子同流合污，这种高尚情怀，至今光耀人间。我们可以想象，孔子只要稍微迎合一下腐朽集团，哪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混混日子，以他的资历与威望，保住上大夫的地位，继续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肯定没有问题。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不容许在政治品格上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后“冕冠而行”，毅然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追寻自己的理想，不做那种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愚直书生。
儒家的中庸是灵活变通的中庸，不是僵化刻板的中庸。孔子主张“时中”，即中庸之道要根据时间地点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有一次，孔子一行前往卫国，经过蒲地之时，被蒲人包围起来不让走，因为蒲人正与卫国打仗。蒲人提出一个条件，只要你们孔子以名誉担保不到卫国去，我们就放你们走。孔子立马爽快答应，签字画押。但出了包围圈后，直奔卫国而去。弟子们都大惊失色，纷纷说，老师，你教育我们要诚实守信，现在刚刚与人家签了约定，你老人家亲自作的担保，我们不可以到卫国去的。孔子镇定地说，他们那是乘人之危，这样的约定没有效力，不值得我们遵守。
儒家不是最重视诚信吗？不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吗？刚签的约定怎么能不遵守呢？《论语》中有这么一段话：“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由于时间地点情况的变化，现在这样做才符合道义，所以以前说的话可以不算数。这就是“时中”。我们知道，思想家是真理的化身，而政治家通常是谎言的代表，孔子主张的“时中”则让他这个思想家与政治家在品格上实现了统一。
其实，“子见南子”就反映了孔子的权变思想，而以子路为代表的弟子和后世儒生则有点愚直。孔子明知南子设了一个局，但偏就要赴这个局，为什么呢？因为寄人篱下，不得不为。见面了之后，及时调整以前的偏见，但又不便说服子路等一众弟子，因为替一个漂亮女人辩解太敏感了，孔子干脆以对天发誓的方式了结此事。我们需要从孔子那里吸取的智慧真是太多了。
所以，历史上孔子倍受尊崇、神化和圣化，历代统治者更是不断加封，把孔子搞得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孔子鲜活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无不体现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豪迈情怀，对百姓记挂于心，对弟子平等亲和，对贪官绝不苟同，对敌人怒目金刚，可亲可敬可爱。
太史公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帝王将相都是过眼烟云，而孔子一介布衣，其学说能传十余世（至司马迁时代），原因就在于，儒家孔门之学不尚空谈，是一种修己为人的人生实践之学。有学者指出，儒家所谓哲学只是其道德生活的一种副产物而已，实乃真知灼见。人活在世上，要按道德规范去生活，不能仅仅按哲学思想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