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不仅是总理还兼任了外交部长，涉及到外交，自然是要和其他国家进行语言交流的。
作为外交部领导人肯定是有专业的翻译在身边的，所以领导人是不需要直接用外语交流的。
我们也很少看到关于周恩来说外语的画面，那么周恩来的外语水平到底怎么样呢？对外交流中展现了哪些风范？
这还得从周恩来的经历说起。1913年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该校参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办学，对英语水平要求较高，据说从第三学年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
在如此高标准的要求下，周恩来的英语水平自然不在话下。此外，我们也在一些影视资料中看到，周恩来戴着眼镜，手捧英文报纸，认真读报的样子。这些都足以说明，周恩来的英语水平确实不错。当然，除了英语，周恩来也精通日语。
周恩来，抱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信念曾在1917年7月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他曾在预备学校专门补习过日语，基本听说读写能力是具备的。
另外周恩来留日期间，也就是在1918年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说明他的外语，至少英语是精通熟练的。
但纵观周恩来留学历史，他不仅会英语和日语，其实还会法语。
1920年11月，为寻求救国的方法，接受先进的新思想，寻找属于中国发展的道路，很多共产党人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路。
这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为了尽快适应环境，他曾专门在法国巴黎的法语补习班补习法语，后来又转到法国中部的布鲁瓦市继续学习法语。补习期间，他经常为了搞懂一个句子，而虚心请教同学、老师，甚至熬夜背单词。
在1922年9月-1923年11月，周恩来在巴黎与留学生合租房屋，他们能一直使用法语进行日常交流。
此外，为了开展革命活动，周恩来还积极结识更多的本地志同道合者，这也让他法语水平提升很快，渐渐地就能流利地交流了。
在法国留学期间，他还去了德国。在德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也能耳濡目染习得德语，据他同行的友人回忆，周恩来的德语说得不是特别流利，但是日常简单的交流还是没有问题的。
1941年7月，海明威夫妇由于到重庆访问而见到了周恩来，他早就听说周恩来风度儒雅，颇有见识，并且他得知周恩来曾经在法国生活过。
所以，为了见识这位早有耳闻的政治家的风范，海明威选择用法语与周恩来交流，果不其然，周恩来应付自如，法语表达清晰流利，没有任何障碍。这令海明威夫妇大为惊讶。毕竟周恩来离开法国已经十几年了。
周恩来还风趣地自谦道：“在您的语言刺激下，我还能回忆起在法国的岁月，能简单说几句法语。”可见，周恩来不仅法语水平不错，也确实是一位谦逊幽默的领导人。中国老朋友-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身边有一位出色的法语翻译，法语表达标准且流畅，但是偶尔也会出现口误，周恩来总会礼貌地指出错误，并让翻译重新准确传达他的意思”。
周恩来俄语也不错那么，周恩来还懂其他的外语吗？当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因为工作需要，周恩来需要经常和苏联朋友打交道，甚至为了革命工作去苏联，所以会俄语很正常。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意外坠马，导致右臂受伤，中共中央送他去苏联治疗。在8个月的治疗期间，周恩来不忘记学习，他深入学习了俄语，研读了许多俄文书籍，并虚心向当地人请教，积极与人用俄语交流，俄语水平得到了质的提升。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派代表团访华，在接待访华团过程中，周总理全程没有翻译人员陪同，他与苏方代表流畅交流，神情自若，仿佛自己的同胞交流一样，没有任何沟通障碍。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周恩来的俄语水平真高。据说，有一次在莫斯科的宴会上，周恩来使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对方却说：“俄语说得那么流利，怎么没用俄语呢？”这足以说明周恩来不仅俄语好，还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和赞赏。
英语水平值得称赞前面已经说过周恩来会英语，但他的英语水平到底有多高呢？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场景：周恩来走进他，用英文向他打招呼。“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比较缓慢，但是发音很标准，这让我感到惊讶。”这是美国记者对周恩来的回忆。
还有一次，胡宗南为周恩来举行了欢迎宴会，他无意中透露给下属，为了活跃气氛，宴会上让周恩来多喝几杯。而他的下属正是中共的地下党员—熊向晖，熊向晖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为了保护周恩来，他用英语将胡宗南的意图传达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意思，自然也就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宴会上出现各种看似客气实则不怀好意地敬酒，都被周恩来巧妙避开，始终保持清醒的状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如此描写周恩来：
“他面容清瘦，双眼炯炯，神采奕奕，他的目光坚定且安详，谨慎且不失自信。”当他听英语时，会有理解的表情，可能微微点头，或者面露喜色。这很明显地表明他是听得懂英语的，此外，他具有敏锐的警觉性。
关于基辛格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确实得到了印证。
1950年10月1日正值新中国建国一周年，全国人民沉浸在幸福喜悦之中。此时，麦克阿瑟指挥军队在仁川登陆，得知消息的中方公开警告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中方不愿牵涉战争之中。
但狂妄的麦克阿瑟完全无视警告，一向好脾气的周恩来被激怒了，对于朝鲜战争的扩大化他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周恩来决定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面商讨应对之策，在会见潘尼迦之前，周恩来与翻译人员多次探讨“管”如何表达最合适。是dispatch troops（出兵）还是使用march army（派兵）亦或是armed intervention（武力干涉）？
这些翻译都不能准确表达“管”的意思，因为出兵不是目的，我们意在恢复和平，意在恢复半岛秩序，是一种态度的表达。
最后经过再三斟酌，确定使用Take the matter in our hands！（这个问题我们决定）这个表述。这句简单的话语中不仅表达出中方的态度，也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最终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付出了他应得的代价，他颜面扫地，职业生涯终结。美军由此也跌落神坛，并深深感受到中国力量、中国人精神。
此次事件不仅体现了周恩来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也确实反映出他对于英语的深入研究学习，更展现了一国领导人的风范，以及一个崛起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周恩来培养语言人才或许正是因为精通多种语言以及有着超高的外交水平，周恩来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少语言外交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多，对外语水平也提出了新要求。但是新中国的外交部面临翻译骨干数量不足、翻译水平不高等问题。为此，周恩来要求加强外交干部的外语学习能力，并将外语学习成绩列入考评内容。周恩来指定将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要基地，同时要增设语种专业，扩大招生。
1957年10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翻译。12月底，他再次指示外交部作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十年计划，分批次分语种开展培养工作，誓要培养出一流的翻译队伍。
1964年中法建交，新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更进一步，周恩来强调要加强和加速培养翻译工作者。然而，两年未到，由于一些原因导致这项外交翻译工作培养计划受到严重冲击。
但是即使这样，周恩来也没有放弃外交工作。他指示外交部联合对外经委、外文局等多家单位，对翻译人员进行登记备案，并加强管理。
周恩来就外语人员少这一问题给出指示，要求劳动锻炼和学习外语两不误，要每天保证三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要学习基本功，提升外语本领和知识素养。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这批外交同志经过多年多层次的培养锻炼，后来大都成为外交领域的高级外交官或高级翻译，最终成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栋梁之材。
是的，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他不仅人格高尚，为人正直，他还多才多艺，严谨认真，他值得我们每个中华子孙学习、铭记、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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