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世界各地均进入“紧急作战”状态,封城、宵禁、停业……人们被迫宅在家里工作、学习,或者无所事事。

4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学校将从8日起全部实施居家学习,为期一个月。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就在网课开始的第一天,新加坡商店里的藤条居然卖断货了!

女老师竹条抽孩子(第一个卖断货的居然是藤条)(1)

有一种痛苦叫辅导孩子做功课,平日里家长们都会有歇斯底里的绝望,更何况是一个月的“地狱之旅”,还不得准备点趁手的“武器”?

在漫长的世界教育史中,“体罚辱骂”的确是如影随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里,体罚都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长期存在。

甲骨文的“教”字,就形象地展现了教育最原始的面貌。它的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教鞭“攴”;左下方是“子”字,代表小孩子;左上方是“爻”字,代表两组交错的算筹。“教”的古字形会意为用体罚手段训导孩子作算术。距今36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上出现这样一个字,说明这一套体罚逻辑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十分完善了。

女老师竹条抽孩子(第一个卖断货的居然是藤条)(2)

周代,允许体罚学生被进一步明确。《周礼·春官》“小胥”条称:“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小胥相当于助教,负责点名,发现迟到的学生就罚他喝酒,发现练习懒散怠慢的就可以用鞭子或木棍抽一顿。此后“棒打”成为古代教育的常规手段。

战国晚期著名的教育论文《学记》中写道:“大学始教……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jiǎ)楚,即体罚学生用的山榎和荆条。教师应该备好教鞭、戒尺等体罚用具,使学生视而生畏,谨而循章。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自幼读于私塾,他在《论衡·自纪篇》中说:“书倌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而自己学习优异,“父未尝笞,母未尝非”。这段话深刻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古代,字丑是要挨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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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责罚图(清《未来教育史》插图)

到了明代,“挞罚(体罚)”已经为乡村小学普遍采用了,如果学生屡教不该,家长也要被连坐。明黄佐《泰泉乡礼·乡校》中规定:“如若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朴挞,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

当然,优等生在老师那里总是有特殊待遇,明理学家沈鲤就主张,“学生勤学者、有进益者、守学规者,给免帖一纸,遇该责时,姑免一次。”这就相当于“免打金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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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体罚学生图(唐代敦煌壁画)

体罚教育发展到明清时期,开始变得更有仪式感了。国子监内部还设有专门的体罚机构——绳愆厅。厅内有两只红条凳,受罚者通常趴在上面被竹条抽打。而且,这个机构不止体罚学生,还负责惩戒教师,犯规严重者甚至会受到开除、充军、戴枷乃至杀头的处分。

旧时私塾先生最常用的体罚工具就是戒尺。这件清代三环木柄戒尺,通长20厘米,通宽18厘米,现藏于宁波教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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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三环木柄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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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掴脸、打手心、打屁股(笞教)等身体处罚外,自然也少不了比刀剑更伤人心的精神攻击——辱骂。就连被后世尊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也曾把学生骂的狗血淋头。2000多年前,一个名叫宰予的小伙子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在课堂上呼呼大睡,孔子顿时火冒三丈,爆出骂人金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不过,从宰予后来的成就来看,这顿骂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孔子还是不主张体罚的,他曾告诫弟子曾参:“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有一天,曾参在家锄草,错手把瓜秧子锄断了,曾父气的一哆嗦,拿起大棒就是一顿捶。曾参居然没跑,还被打晕了,醒来后还要给父亲弹琴唱歌,怕父亲担心自己的身体。

看着这个双商感人的弟子,孔子都蒙圈了,“小杖则受,大杖则跑。你要是被打死了,不是陷你爹于不义吗?你爹不知道你的命比瓜的命金贵,你自己也不知道吗?”

中国自古讲究“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是指老师要严而有方,有分寸、有节制,利用适当的惩戒树立权威,规范学生的行为,而不是假以棍棒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女老师竹条抽孩子(第一个卖断货的居然是藤条)(7)

▲《私塾图》

现今世界各国对体罚看法不同,比如新加坡的学校(尤其是中学)都有体罚制度,以鞭打严重犯校规的男生来维持纪律,有些欧洲国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体罚,还有些国家则默许许父母进行轻微体罚。但是小新要强调的是,造成明显身心伤害的体罚,不论来自父母或教职员,均会被视为虐待儿童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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