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世界各地均进入“紧急作战”状态，封城、宵禁、停业……人们被迫宅在家里工作、学习，或者无所事事。
4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学校将从8日起全部实施居家学习，为期一个月。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就在网课开始的第一天，新加坡商店里的藤条居然卖断货了！
有一种痛苦叫辅导孩子做功课，平日里家长们都会有歇斯底里的绝望，更何况是一个月的“地狱之旅”，还不得准备点趁手的“武器”？
在漫长的世界教育史中，“体罚辱骂”的确是如影随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家里还是学校里，体罚都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长期存在。
甲骨文的“教”字，就形象地展现了教育最原始的面貌。它的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教鞭“攴”；左下方是“子”字，代表小孩子；左上方是“爻”字，代表两组交错的算筹。“教”的古字形会意为用体罚手段训导孩子作算术。距今36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上出现这样一个字，说明这一套体罚逻辑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十分完善了。
到周代，允许体罚学生被进一步明确。《周礼·春官》“小胥”条称：“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小胥相当于助教，负责点名，发现迟到的学生就罚他喝酒，发现练习懒散怠慢的就可以用鞭子或木棍抽一顿。此后“棒打”成为古代教育的常规手段。
战国晚期著名的教育论文《学记》中写道：“大学始教……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jiǎ）楚，即体罚学生用的山榎和荆条。教师应该备好教鞭、戒尺等体罚用具，使学生视而生畏，谨而循章。
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自幼读于私塾，他在《论衡·自纪篇》中说：“书倌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而自己学习优异，“父未尝笞，母未尝非”。这段话深刻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古代，字丑是要挨揍的！
▲私塾责罚图（清《未来教育史》插图）
到了明代，“挞罚（体罚）”已经为乡村小学普遍采用了，如果学生屡教不该，家长也要被连坐。明黄佐《泰泉乡礼·乡校》中规定：“如若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朴挞，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
当然，优等生在老师那里总是有特殊待遇，明理学家沈鲤就主张，“学生勤学者、有进益者、守学规者，给免帖一纸，遇该责时，姑免一次。”这就相当于“免打金牌”了。
▲老师体罚学生图（唐代敦煌壁画)
体罚教育发展到明清时期，开始变得更有仪式感了。国子监内部还设有专门的体罚机构——绳愆厅。厅内有两只红条凳，受罚者通常趴在上面被竹条抽打。而且，这个机构不止体罚学生，还负责惩戒教师，犯规严重者甚至会受到开除、充军、戴枷乃至杀头的处分。
旧时私塾先生最常用的体罚工具就是戒尺。这件清代三环木柄戒尺，通长20厘米，通宽18厘米，现藏于宁波教育博物馆。
▲清代三环木柄戒尺
除了掴脸、打手心、打屁股（笞教）等身体处罚外，自然也少不了比刀剑更伤人心的精神攻击——辱骂。就连被后世尊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也曾把学生骂的狗血淋头。2000多年前，一个名叫宰予的小伙子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在课堂上呼呼大睡，孔子顿时火冒三丈，爆出骂人金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不过，从宰予后来的成就来看，这顿骂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孔子还是不主张体罚的，他曾告诫弟子曾参：“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有一天，曾参在家锄草，错手把瓜秧子锄断了，曾父气的一哆嗦，拿起大棒就是一顿捶。曾参居然没跑，还被打晕了，醒来后还要给父亲弹琴唱歌，怕父亲担心自己的身体。
看着这个双商感人的弟子，孔子都蒙圈了，“小杖则受，大杖则跑。你要是被打死了，不是陷你爹于不义吗？你爹不知道你的命比瓜的命金贵，你自己也不知道吗？”
中国自古讲究“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是指老师要严而有方，有分寸、有节制，利用适当的惩戒树立权威，规范学生的行为，而不是假以棍棒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私塾图》
现今世界各国对体罚看法不同，比如新加坡的学校(尤其是中学)都有体罚制度,以鞭打严重犯校规的男生来维持纪律，有些欧洲国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体罚，还有些国家则默许许父母进行轻微体罚。但是小新要强调的是，造成明显身心伤害的体罚，不论来自父母或教职员，均会被视为虐待儿童的犯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