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的近代历史中，出现了一户巨商。
由于势力实在太大，生意过于兴隆，以至于这户巨商甚至都有了一个“西藏犹太人”的外号，而且，这个家族的发展史已经和西藏的近代史密切捆绑在一起。
抗战时期，这个家族充分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捐赠了大量战时需要的物资，支援了大后方，甚至让当地的匪盗都被他感动。
藏族巨头，掌握西藏命脉
这个家族，名为邦达昌，“昌”是家族的意思，他们家的家族生意，已经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
在解放前，西藏的商业特点非常明显：大官做大生意，小官做小生意。
这就说明，邦达家族“抓”住了西藏的最高统治者。
家族的发家史，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提携密不可分，在四代以前，这个家族原本还只是小户，可是在达赖逃亡印度的时候，邦达家族抓住了“雪中送炭”的好机会，给予喇嘛不少的经济援助。
十三世达赖喇嘛
喇嘛回来以后，便给予了邦达家族贵族头衔，并且还取得了政府的官位，有了这条路子，挣钱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那会，挣钱的藏族人主要依靠羊毛、皮革、肉类等向西藏外输出，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超过八成的货物全部流入印度境内，其余的则销往国内其他地区。
西藏的羊毛质量好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靠工业发家的美国便是羊毛最终的买主，面对这种暴发户，价格也自然低不了。
这生意可不是谁都能做的，达赖早都做了规定：羊毛收购和出口全由政府一手操办，私人坚决不可以承办，而邦达昌就是代理人。
这也就意味着，西藏所有对外商业活动基本都握在邦达昌的手中，他们只需要给达赖交点税，其他的都到了自己手上。
因此，商业帝国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邦达家族实力雄厚，官民两界全部手眼通天，政治上，西藏的“三大寺”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有一次西藏政府和“三大寺”发生了冲突，双方都不愿相让，差点大打出手，邦达家族的邦达·宜江自告奋勇，一个人一匹马，很快就将事情解决了。
这也从侧面说明，在很多事情上，没有哪一方能够离开邦达家族。
由于资金雄厚，邦达家族的生意很快也做出了西藏，当时西南边的成都、昆明；北方的天津；还有东边的上海，都有邦达家族的生意，甚至在日本、欧美都有涉猎，按照现在的标准，邦达家族早就是一个“跨国企业”了。
人家虽然有钱，家族中同样出现过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党”。
邦达家族三子邦达·饶噶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理想的人，他早就对西藏的现状极为不满，认为西藏政府完全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形势，需要改革，他甚至把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著作翻译成藏文，希望能够得到国民党的帮助。
不过，在反抗噶厦政府的暴动中，他们还是失败了，他赶紧跑到南京，也见到了蒋介石，进入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任职。
不过，在英国的干涉下，这批革命党也完全被暴露出来，英国政府担心饶噶的革命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万般阻挠，饶噶也在1946年7月回到上海。
在抗战爆发后，共产党的主要机构都在中国西边，日本更是采取了战略封锁方针，切断了海运路线，使得西南地区的商品和物资格外匮乏。
西南各族人民都非常拥护两党共同抗日，不少人四处呼号，就是为了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在舆论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邦达·杨宾和邦达·多吉二人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是开始利用自己手里的人脉和关系，试图开辟全新的物资运输线路。
其中，邦达·多吉是藏东地区的一个著名人物，也是整个家族中最有声望的人，他的言行甚至能够影响到整个西藏，他在继承父亲商业天赋的同时，还有着天生的军事天赋。
常年做“跨国生意”，邦达家族对于交通运输网也非常熟悉，他们凭借着骡马运输，最终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四川、云南的交通线。
邦达·多吉
这条线在空中，和“驼峰”航线非常接近。
除了这条交通线以外，他们还加强了在各处的商业机构，在青海、四川、云南等地设置了“转运站”，这样才能保证物资能够顺利运输。
运送物资，需要骡马，为此，邦达昌亲自准备了两千多头骡马作为运输工具，不过，这要真运起来，所要消耗的钱财是巨大的。
先说路途，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整段交通线长达数千里，还要翻越二郎山、雀儿山等大山，一路都要跋山涉水，运输人员还要走很长一段无人区，忍饥挨饿都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在沿路上还有不少土匪流寇，他们最开始搞不清楚情况，经常会突然出现抢劫运输马车，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这些因素都被邦达家族提前想到了，不过前线战事吃紧，也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稍微牺牲一下自己，来支援战士们抗日。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光是邦达家族运输的战略物资，已经超过了1.5亿美元，这是一笔天文数字，放在整个中国，都没有几个家族能拿出这么多钱。
在战略相持阶段，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一个临时总号，他已经意识到，光靠运输物资，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完成抗战，这个总号的成立，就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动员藏族同胞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祖国抗战。
商人们的热情也在这个时候被激发，似乎谁不支持抗战，谁就是藏商里的异类，他们在前往印度出货的时候，纷纷会带一些商品拉回拉萨，一时间，商贸界的主动性都很强。
多吉甚至表示过，如果日本侵略者入侵康区，他将亲赴沙场，与日寇殊死搏斗。
沿线的盗匪都深受感动，他们知道这一批一批的物资是支援抗日的，很多盗匪都自发让他们平安通过，坚决不下手。
更厉害的是，人家这个家族根本不局限于第一产业。
当年邦达家族的管家仲麦·格桑扎西亲自投入到重庆金融市场组织当中，人家玩起了金融，每天都会去了解美金、黄金及公债的行情变化，总是能“低买高卖”，人家本金本来就大，这些金融产品也让邦达家族又挣了不少。
这些钱也会被立即汇往印度，直接从那边购买国内亟需的商品，在战略相持阶段的1942年到抗战结束，仲麦·格桑扎西从重新汇往印度邦达昌总号的超过了一千万卢比。
这个原本在西藏“闷声发大财”的家族，突然在抗战中变成了国家英雄，用自己最擅长的经商方式支持了国内抗战，让后方缓解了燃眉之急，是抗战大业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邦达家族内部的很多意见都不能够统一。
家族历史中，有过一件极为不光彩的事情，邦达家族的次子邦达·杨宾曾经参加了西藏商务代表团，这些出口商品仅仅价值三十万美元，根本没有必要派出一个代表团专门考察，很显然，他们是想利用出去的机会，去和英国、美国等国家谈事情。
其实，噶厦政府是受到了外国势力的蛊惑，趁着国民党政权飘摇欲坠之际，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邦达·杨宾也仅仅只是一个四品官员，不是决策人物也是帮凶，这也是他为邦达昌抹的一次黑。
总体上，邦达家族还是很明事理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非常关心西藏问题。
他也做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决定，邦达·多吉等家族上层人士也立即表示了支持。
那一年年底，西康、四川等地的国民党起义，这也同样影响着西藏的各位精英。
在邦达家族人员的作用下，一些具有宗教影响力的人员从西康出发，辗转多地到达北京，向毛主席和朱老总献旗，他们表示：会像当年支持北上抗日部队那样支持西藏和平解放。
回来以后，邦达·多吉利用自己多年来的影响，积极向广大西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另一边，毛主席也特别指出了，想要顺利进军西藏，要争取上层，团结群众，还要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
西藏能迅速和平解放，很大程度上也是邦达昌的功劳。
邦达·多吉不仅在思想上支持解放军的政策， 更是为解放军进藏提供了后勤运输保障。
1950年5月，十八军到达了理塘，邦达·多吉亲自带队出来迎接，慰问战士，并且主动承担起了运输任务。
也就是从那一年，邦达·多吉开始承担起了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组织群众砍柴、帮助解放军在当地购买粮食以及提供牛马运输军用物资，保障军队物资的正常供应。
正是因为邦达·多吉的贡献，西藏的各项工作才能有序推进，西藏才有了如今的面貌。
不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家族，几兄弟的结局也又各有不同，长子邦达·尼玛后来失联，不知所踪；邦达·杨宾于1959年去了印度，又在1964年回来，1976年，他突发脑溢血逝世；邦达·饶嘎也去了印度，在印度逝世。
老四邦达·多吉是地位最高的，建国后一度担任了自治区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他在1974年也因为脑溢血逝世。
邦达昌，从1958年开始便停止了经营活动，这个大家族，曾经叱咤整个西藏，也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注定将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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