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凯雄我和永新是大学同窗他是我们班从一毕业就一头扎在一个位置上不曾挪过窝的那一小拔，我呢？虽挪过几次地儿，但大抵也都是游走于文学与文字之间做编辑，与永新算是同行，因此我们有不少共同的作家朋友但这种关系不时令我感到“无颜”：当我在与一些作家朋友的聊天中不经意地说起自己与永新是大学同窗时，他们大都睁大眼睛充满怀疑地吐出三个字：“真的吗？”这样的 “质疑”多了后，我也由此“自觉而自卑”地开始回避这种同窗关系最近，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得以修订后新版，沪上的部分同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此搞了个“新书发布”，我当时无法脱身前往，就只能以这则文字聊作弥补了，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文学写作的异同?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文学写作的异同
作者：潘凯雄
我和永新是大学同窗。他是我们班从一毕业就一头扎在一个位置上不曾挪过窝的那一小拔，我呢？虽挪过几次地儿，但大抵也都是游走于文学与文字之间做编辑，与永新算是同行，因此我们有不少共同的作家朋友。但这种关系不时令我感到“无颜”：当我在与一些作家朋友的聊天中不经意地说起自己与永新是大学同窗时，他们大都睁大眼睛充满怀疑地吐出三个字：“真的吗？”这样的 “质疑”多了后，我也由此“自觉而自卑”地开始回避这种同窗关系。最近，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得以修订后新版，沪上的部分同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此搞了个“新书发布”，我当时无法脱身前往，就只能以这则文字聊作弥补了。
印象中，永新这部《一个人的文学史》的初版差不多是十来年前了，当时似乎只是一册，收录的都是他与一些作家的通信、短信及他个人的部分微博。当时读此书，不仅对永新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真不曾想到这个看上去大大咧咧的“颜值男”竟然还有这等细心与用心，而且也唤醒了我自己的一些记忆，因而打心眼里认为这是一部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且他人无法复制的独特之书，但的确完全没有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打量，并以为所谓“一个人的文学史”之命名不过只是出版商用以博取读者眼球的一个噱头而已。
新版《一个人的文学史》增加了永新的一些评论文字和发言稿，卒读下来，确有了些新的心得：一是更显其厚重，当然这肯定不是指形式规模上的“厚”和“重”，而是说内容与内涵上的分量与扎实；二是这书名还真不是一个噱头，尽管永新对此谦称为所谓“‘一个人的文学史’的含义就是一个人在文学史里前行、成长和变化”，此言固然不错，但其意义还真不止于此，从学理上讲，这“一个人的文学史”虽不是那种严格的编年史、断代史或专题史，但的确就是永新“一个人”的“野史”，更有着不同于一般文学史的独特价值与存在理由。
一般来说，无论是编年、断代还是专题的文学史，大都是由后人依据留存下来的史料进行归纳取舍和研究判断的结果，这样的史著其长处一是因其著述者与被研究的对象之间一般都没有或甚少直接接触，因而受个人情感羁绊的因素不多乃至全然没有；二是所研究的对象经过时光之河的淘洗，可谓已经经过了一次历史的过滤。但不可否认的是：世间万物的一个普遍规律往往是其长处的另一面则常常就是它的短板之所在，文学史的写作亦不例外：与研究对象的间离意味着其研究所倚仗的材料均为二手，而经过历史过滤的另一面则必然是那曾经的过滤就一定对吗？如果对此不持有一定的质疑，就无法理解所谓“遗珠之憾”之说。也正是在这些个意义上，见出了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一个人的文学史》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著述者的亲历性与在场感，也正是这个显著特点保证了史料的真实与鲜活。书中至少收录了永新与近80位作家和评论家的通信或电邮，其内容大都是围绕着某一部具体作品或某一位作家而展开，交流的话题也大都是作品的所长所短，用或不用，再具体一点则是长该如何张扬短又当如何弥补，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随后都见诸于永新供职的《收获》杂志；剩下的则或为其他文学期刊所录用，或就此“寿终正寝”。而在《收获》上首发的那些部作品中的许多今天都是研究所谓“新时期”文学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灿烂星空中一颗颗闪烁的明星。这些个通信或电邮单篇看涉及到的是一部作品的诞生记，串起来则是一段文学史的形成及流变。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这样一种诞生与流变过程的原始记录往往是一般文学史研究者所无法获取的。举个例子吧，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大约都很难想象那个在作品中颇有些“痞气”的王朔居然还会一本正经地和编辑讨论自己作品的修改，比如他为人们熟知的《顽主》交稿时的作品名本为《五花肉》，但永新认为“不好”，王朔想来想去干脆一下子列出“《毛毛虫》《顽主》《小人》《三‘T’公司》”四个作品名交永新，并直言“要不这样吧，你看着给起个名字，托付你了。谢侬谢侬”，由此，在王朔的作品名录上就多了部《顽主》而少了部《五花肉》。诸如此类的细节显然会被文学史忽略或省略，殊不知一些经典或杰作的最终呈现恰是在这些个细节中完成的，而有些个细节往往就是常言“一步之遥”中的那个“遥”！
如果将上述亲历性与在场感串连起来，那么它的意义就绝不止于一部经典或杰作的最终呈现，同时也是一段时代特色与风采的形象写真。《一个人的文学史》中所收入的通信或电邮其时间大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终于本世纪之初的五六年，在这长达20余年的跨度中，反复呈现的场景就是作家与编辑间频繁的互动，而互动的主题大都是围绕着作家作品的如何进一步打磨。坦率地说，1980年代的永新还够不上“名编”，而当时与之讨论的作家无论老中青，皆没有因为面对的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编辑而流露出不屑，而青年编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涩而顾及成名作家的脸面而缩头缩脑，双方都是平等而率真地围绕着作品进行争论，谁能说服谁就听谁的。由此再进一步悉心观察也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通信的话题和语感都在发生细微的变化。细微末节中透出的是一个时代的风采以及时代的迁移变化。这些细致入微的时代脉搏我相信如果不是亲历者或在场者未必能够敏锐地感受得到，而恰恰又很可能是这些时代脉搏的变化、哪怕是细微的变化在影响着整个文学的走向。
《一个人的文学史》或许更像一个人的“文学档案”，但这些充满亲历性与在场感的珍贵档案串连起来不就构成了一段文学史的基本“食材”吗？在学院派眼中，这或许仅仅只是“食材”而已，还缺少配料没有烹饪，其实并不尽然。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不仅只有通信，还有部分信件后的“评注”、有永新的部分微博、有下册中集中收录的永新的短文及发言，这些都完全可以视为串连起那些“文学档案”的绳索，而且绝对是“一个人”的，恰是这“一个人”其实也是我十分看重的该书独特价值之所在。现在市面上的多种文学史绝大部分都是集体写作的结果，而且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定势，无非就是重要作家设单章、次重要作家设单节，再次一级作家设合节。这样的结构更像作家与作品的另一种“辞典”，“史”的要素主要只是表现为时间的先后，而 “史”的发生发展及演变的成因规律等“史”的隐密既不多见，也欠深入。如果硬要将两者相比较，我其实更看重这“一个人”的“史”，这或许不无偏激之嫌，也只是一种个人好恶，但既然是“史”，在“形”之外更重要的还应在其“神”。在这个意义上说，永新的这部《一个人的文学史》自是说不上神形兼备，但至少是 “形”真 “神”特，这就很不容易了。（潘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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