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一方面是说《论语》的指导价值很大。另一方面暗含着一个观点，就是在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缓慢的时代，执政者只要学好《论语》就能执好政，对于科技、生产之类的实务，凭着经验或者边干边学就可以应付。比如，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多年来农业生产技术并没有实质性的飞跃，为政者凭着对农业常识的了解就可以进行管理。但是在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特别是发生质变的时代，如果对于科技发展趋势不敏感、不了解、不把握，而又要进行决策，那么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清朝中叶，西方社会正处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转变的阶段。实际上在明朝末年甚至更早，热兵器已经在战场上有所应用。在清朝的前期，也产生过像戴梓这样的兵工专家。可惜的是，清朝的决策者们依旧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了冷兵器上，甚至认为如果采用了火器，那么将士们将不会再用心演练刀马弓石的功夫。另一方面，火器杀伤力很大，如果流入社会危害极大。当然，促使清朝统治者没有大规模进行武器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科技革命不敏感、观念保守落后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再比如，在20世纪初，日本在本国步兵武器的发展方向上也存在过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应当致力于发展精准射击型武器。如果发展火力密集型武器，既浪费资源，又可能诱导士兵不认真练习射击技术，造成军事素质的退化。另一种声音则认为，火力密集型武器虽然应该成为发展的趋势，但是日军高层军官大多都是使用步枪成长起来的，且对于自己的枪法颇感荣耀自豪。最终，他们将决策的砝码放在了精准射击型武器上。就这样，日本在三七大盖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三八大盖。这一决策的后果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才显现出来，当日美两军进行交战时，日军发现根本来不及装弹瞄准射击，就被美军狂风暴雨般的子弹所压制，日军为没能及时醒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到投降前夕，日本的冲锋枪才装备出来，可惜也没有派上用场。
虽然这两个决策都是在军事技术层面，但由于军事技术正处于飞速变革时期，因此决策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从它们身上得到启示是，决策者是否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影响极大。决策者们一旦做出错误决策，影响常常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带来的损失也常常是无可弥补的。这就告诉我们，在技术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期，不能笼统地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术”“毫末”层次的东西。必须要重视学习科学技术、注意研究科技的变化趋势、研究它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不如此，就会贻害后人。
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殊为重要。中国人向来比较重视人文科学，轻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甚至把这些东西视为奇技淫巧。比如孔夫子就重视文化教育，但是轻视农业生产之类的实务，甚至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看作是“小人”。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是揭开社会矛盾运动秘密的钥匙。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是一种渗透性因素，但却是极端重要的因素。重视科学技术，就是重视生产力。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曾经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最新发现用于他们的科学研究之中。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爱读历史书，其实他对科学技术方面的书也有所涉猎。为了指导工作，他读过矿物学、土壤学等方面的书籍，还曾特别对农业生产有过研究，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他要求干部要学习科学技术，指出：“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为推动国防事业发展，他及时决策开展两弹一星、核潜艇、电子对抗、大飞机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便是到了晚年，毛泽东同志也一直关注着科学前沿的发展。当李政道、杨振宁等科学家来访的时候，他饶有兴趣地同他们探讨宇称守恒、宇称不守恒的问题。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重塑着世界的面貌、影响着世界的格局。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我们依旧对科学技术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面对专家学者们谈论的黑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石墨烯，听不懂、说不清、无法和人对话。何谈更好地理解人、服务人、帮助人？如果我们在做决策时，既不能判断什么是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又不能判断什么是最合理的技术选择。那么，我们就如同盲人瞎马，会犯下盲目决策的错误。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以其察察，使人昭昭。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先导，为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迎势而上，也为着赢得制度的相对优势，共产党人必须紧盯科技前沿，提升科技素养。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