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月4日，在福建省闽侯县一座黄姓举人的宅邸里，一名女婴呱呱坠地。
这黄举人，已经有了三个儿子，这次又得千金，按说应该是大喜之事，可是谁想到，就在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因病去世了。
这不前不后的一生一死，让迷信的黄举人认为这个女婴的降生，是不祥之兆。
回头再细看女婴的相貌，扁平的小脸，塌鼻梁，一张不像女孩子的大嘴，更让黄举人坚信这个丑陋的婴孩一定会给自家带来厄运。
在黄举人的安排下，这个被取名为黄英的女孩，先是由奶妈带去下房哺乳，后来又被奶妈带到偏僻的乡下生活，彻底远离黄举人一家。
女婴长到四岁时，黄家有了一件大喜事，那就是蒙皇上恩宠，黄举人放了湖南长沙的知县。
合家上下喜笑颜开，这时候黄举人才想起派人把多年丢在乡下的小女儿接回来同赴长沙。
黄举人心下想着，看来这个丑陋的小女儿，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厄运，心下便舒坦了不少。
这个久处乡下不见生人的小女孩，乍见到黄家上下许多的生人，竟吓得哭闹不止。后来在坐船赶往长沙的水路上，小黄英更是在颠簸的船上哭闹不休。
当时正与几个同僚在船舱商议公事的黄举人气得一把抓起小黄英，即刻就要抛到滚滚波涛之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听差见状飞奔过来，一把从黄举人手中夺过小女孩，这才救了小黄英一命。
黄举人在长沙任内当了三年知县，在黄英7岁那年正月心脏病发，一命呜呼。
丈夫死后，36岁就守寡的黄夫人，带着5个都未成年的孩子，还有丈夫的一万多两雪花银，远赴北京，投奔了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的黄英的舅舅。
在舅舅家的大宅院，7岁的黄英，因为不被母亲喜欢，只能住到女仆的下房里。
到了上学的年纪，就被安排跟在一个姨母后面成天背女四书。如果背不下来，就要受到母亲和姨母的轮番怒骂和责打。这样非人的生活持续了两年。
两年后，听说在北京崇文门外有一家教会开办的女子慕贞学院，学费便宜，学生只有寒暑假才可以回家，而且如果信教，还能免除学费，于是小黄英很快就被送进了这所学校，从此成天吃着窝窝头、老米饭和不放油的老咸菜。
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黄夫人带着黄家大小逃往天津租借，却对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小黄英不管不问。
等局势稳定再次回到北京时，已经改朝换代进入民国了。小黄英也像一只艰难成长的丑小鸭一般，迎来了属于自己人生的全新时代。
这一年，13岁的黄英，在大哥的辅导和帮助下，竟然考上了官费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
虽然终年穿着墨绿色的如“枯萎的菜叶的颜色”一样的学校制服，身材又瘦弱矮小，黄黄的一张脸，然而靠着自己努力如愿以偿升入中学的小黄英，终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快乐的读书时光。
在学校里，她有终日形影不离的五个女同学相伴，收获了甜蜜的友谊。
除了圆满完成学校的课程，课余时间，她又如饥似渴阅读了包括《红楼梦》、《西厢记》、《玉梨魂》在内的大量古典文学名著，为她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英17岁那年，姨母家里来了一个叫林鸿俊的年轻书生，因为父母双亡，所以来北京投奔姨母。
这个20来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17岁的女学生黄英，竟然就喜欢上了她，并且很快就托人向黄英的母亲提亲。
一向势力至极的母亲，怎么可能看上这样一个毫无家世背景，寄人篱下的穷小子，所以黄夫人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没想到这时，面对母亲的激烈反对，因为同情这个年轻人，黄英却执意要和他订婚。
最后拗不过黄英的强烈要求，母亲被迫妥协，答应黄英与他订婚，但是又提出必须要等到对方大学毕业方可结婚。
第二年，黄英毕业后，又做了两年的教员。
1919年，21岁的她又考取了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
进入大学的黄英，虽然仍是一个身材矮小，黄瘦可怜的女孩子，可是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一路不断提升突破的她，早已不是当年备受欺凌、常常哭泣的小姑娘了。
在大学期间，除了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她还尝试写作，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庐隐的笔名，意为隐去庐山真面目。
是啊，如今受着五四全新精神文化洗礼的她，早已不是当年的她了，她正在迅速成长蜕变，正式告别过去的自己。
就在这时，当年因为一时冲动，与他定下婚约的林鸿俊大学毕业了，他写信告诉她，女人不应该读许多书，更不应该抛头露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多管闲事。
面对这样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思想却如此平庸守旧的未婚夫，庐隐决定和他解除婚约。
不久，林鸿俊就和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结婚了，而庐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也在茅盾先生主编的《小说月报》上顺利发表。
这篇小说的发表，给了庐隐极大的鼓励与信心。这之后她笔耕不辍，这些陆续写出的小说，后来在1925年7月被结集出版为《海滨故人》一书。
文学创作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庐隐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通过福建同乡会，她认识了北京大学的高材生郭梦良。
第一次见到郭梦良，他明亮的眼睛、高挺的鼻梁、俊朗的面庞，还有那一副高高架起的儒雅的眼镜，都给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这一次，庐隐知道，自己不再是因为同情，而是单纯因为爱情，深深爱上了眼前这个风华正茂的男子。
可是，彼时的郭梦良，在福建老家有过一段包办婚姻，早已结婚成家。
然而，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庐隐，在郭梦良的苦苦追求下，毅然不管不顾爱上了他，情愿在爱的泥淖里越陷越深。
1923年，冲破来自双方家庭和朋友重重阻力的庐隐和郭梦良喜结连理。
为躲避世人的流言蜚语，他们选择辞别母校，南下上海举行婚礼。
爱情是甜蜜的，新婚是幸福的，然而婚后生活却是一地鸡毛。
两人结婚后，郭梦良选择回到福建老家生活，从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庐隐都是和郭梦良的第一个妻子以及母亲生活在一起。
面对种种家庭琐事带来的无尽吵嚷纷争，庐隐陷入巨大的痛苦和无边的失望中。
在极度的精神苦闷中，除了寄心于文学创作，庐隐别无解脱之道。
好在第二年，他们的女儿郭薇萱出生，给庐隐灰色的生活照进一丝光亮与希冀。
正当庐隐以为伴着丈夫娇儿，生活渐渐充满希望之时，1925年10月，年仅27岁的郭梦良，却因为肠胃病，丢下孤苦无依的庐隐和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孩，撒手人寰，让庐隐肝肠寸断。
丈夫去世后，庐隐选择和郭梦良的母亲及第一个妻子共同生活在福州，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
为了谋生，她去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书。然而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婆婆整日摆着一张冰冷的脸，还有因为晚上写作点油灯太久，婆婆也要横加干涉。
一再迁就忍让的庐隐，最终在1926年夏，被迫带着孩子离开福州，前往上海谋生，后来又辗转去了北京，在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编辑。不久，她又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华严月刊》。
1928年的三月的一个春日，北京的天气还有些寒冷，然而嫩绿的柳枝，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早已偷偷从枝头绽放最初那一抹崭新的绿，悄悄告诉人们，春天已来到人间。
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日，身着黑色缎袍，满脸写满忧郁的庐隐，见到了因为偶然读到《华严月刊》，而要与她见面的一个读者。
那日，身材矮小的她，静静端坐在临窗书桌前。
早晨的阳光，柔柔拂过她消瘦的脸庞，她一抬头，便看到进来的是一位年轻的男子，生得浓眉大眼，挺直的鼻梁，乌黑的秀发，白净的面庞，仿佛一道光，一下子就照亮了庐隐阴霾太久的抑郁生活。
这个年轻男子便是来自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1岁的大学生李唯建。后来，他们一起聊文学，谈人生，说成长，论情感。
这之后，每逢周日，李唯建便来见她。他们一起月下漫步、北海泛舟、郊外野游、圆明园寻访古迹。
不能见面的日子，他们就写信。
六十八封彼此交心交情的信件，是他们一路走来情感历程的最好见证。
两年后的1930年，32岁年轻守寡还带着孩子的庐隐，再次不顾世俗流言蜚语，嫁给了小她9岁的清华学生李唯建。
婚后，为躲避世俗侵扰，他们双双离开北京，东渡日本。在陌生的国度，他们度过了无人打扰的快乐幸福的新婚。
这年年底，他们又在杭州的洋房，住了半年，然后去了上海。在上海，庐隐在工部局女中任教。
尽情享受爱情婚姻带来双重幸福的庐隐，文思泉涌，开始陆续写下一篇又一篇中短篇小说，还有一部以好友石评梅悲剧爱情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
在文学创作取得硕果的同时，她和李唯建爱情的结晶，小女儿李瀛仙也出生了。
日日相伴爱她的丈夫，她爱的两个粉妆玉琢的女儿，还有在文坛上越来越大的名气，此时的庐隐，彻底和过去终日悒郁满面愁容的自己，来了一个完全永久的告别。
面对常常默默含笑的丈夫，庐隐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更坚定了自己要把一生都献给文学事业的心愿。
她满含深情地说道：
“假使我能活六十岁的话，我未来的生命还有二十六七年呢！我愿将我全部生命供献于文艺，我愿我六十岁作自传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二本成功的杰作，那么，我就在众人赞叹的声中，含笑长逝吧！”
就在庐隐对婚姻、家庭、文学事业都充满无比乐观自信，无限热爱和雄心壮志的时候，上天再次跟她开了一个残酷无比的玩笑，在与一生挚爱李唯建共同幸福生活了四年后，一世流离坎坷的庐隐，因临盆难产，失血过多，于1934年5月13日，在上海大华医院病逝，年仅36岁。
庐隐去世后，悲痛欲绝的李唯建，将庐隐耗尽毕生心血写出的文学作品，全部放入她的棺内，永世与她相伴。
庐隐的女儿们，因27岁的李唯建无力抚养两个孩子，大女儿郭薇萱后来由庐隐哥哥黄勤抚养，小女儿李瀛仙则由李唯建带回四川老家。
后来，李唯建余生都活在对庐隐的无尽思念和忧伤里，一生未再娶。
而历尽无数坎坷苦辛，最终艰难灿烂绽放的庐隐这一朵五四时代的文坛之花，犹如划过璀璨夜空的流星，她的过早凋零，留给后人太多遗憾和深深感叹。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午梦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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