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3日，是莎士比亚去世400周年的纪念日（有趣的是，这天还同时是他的生日）。这位世界级大文豪在临终前为我们留下了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和2首叙事长诗，四百年来一直被演绎、传诵不绝，如同一座绵延深厚的矿脉，让后世的人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挖掘到属于自己的珍宝。
中国人把莎士比亚尊称为“莎翁”。莎翁的名字在十九世纪中叶就进入了中国，在严复、梁启超、鲁迅的著作中出现过，在田汉、朱生豪、卞之琳、曹禺的译笔下出现过，也在春柳社、新民社、各种校园剧团的舞台上出现过。这个古老的英国人，在这个东方古国从不缺乏知音，至今如斯。
让莎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被中国人认识，一代又一代的译者功不可没。他们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用母语重新演绎、传播莎翁四百年前的锦绣文章，让国人得以与世界对话。译者生命有限，但“盗火者”取来的光焰泽被无穷。
在莎士比亚纪念日前夕，《书乡周刊》走访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93岁的老诗人、翻译家屠岸，他在六十年前翻译出了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至今仍沉浸在缪斯的世界里；另一位是72岁的朱尚刚，他的父亲朱生豪曾在炮火连天、艰难病苦的情境下译出了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如今他默默守护和继承着父亲的事业。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莎翁结缘，却演绎出同样温情感人的故事。借此机会，我们也向所有在翻译之路上走过、走着的“盗火者”们表示致敬和感谢。
屠岸
一、诗人屠岸：从莎士比亚里找缪斯
屠岸先生是1923年生人，今年93岁了，住在和平里的一幢老式住宅楼里。最近，他刚做完白内障手术没几天，还在恢复当中，就又赶上莎士比亚400周年纪念日。作为莎翁十四行诗的重要译者，他这段时间的活动日程排得满满。大女儿章建小声对我说，你给他找找重点，别让他敞开说，怕他辛苦。
然而一旁的屠岸先生却含着儒雅和蔼的笑，连说没关系。事实上，他思维敏捷，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抑扬顿挫，自带一种诗歌的韵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已有九旬高龄。客厅角落堆着高高几摞纸箱子，里面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次新出的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限量珍藏版，他在手术前一本一本地签上了名字，足足签了七百多套。这套书相当精美，宣纸印刷、竖排繁体，拿在手里，令人恍然有种穿越到1950年这部译诗初版时的错觉，尽管时间已悄然过去六十多年。
遇见莎士比亚诗歌
发源于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裁，文艺复兴时期先后经彼特拉克、莎士比亚之手日臻完善，后传至世界各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致力于新诗探索的中国诗人也注意到了这种形式（闻一多将其英文sonnet译作“商籁体”），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朱湘、梁宗岱、梁遇春、孙大雨、袁水拍等人均翻译过莎翁十四行诗的篇目，但直到屠岸，才完完整整地将这154首全部翻译出来。
屠岸和莎士比亚结缘，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上初中的时候。他本是江苏常州人，考上上海中学后，借住在姨母家里。姨母的儿子，即他的表哥，当时正在上海光华大学学英国文学，家里总是有许多英文读物。让屠岸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名叫《英诗金库》的诗歌选集。这本集子由18世纪的一个英国编辑选编，有点类似中国的《唐诗三百首》，里面收了不少莎士比亚的诗作，让还是中学生的屠岸“看得入迷”，被其艺术魅力深深征服。
1946年的一件事，更是让命运女神直接把莎士比亚引到了屠岸面前。那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喜欢去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一家“古今书店”看书，和店主的儿子、上海美专学生王麦秆成了朋友。有一天，他在书架上看到一册由著名莎学家斯托普斯女士注释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文原本，爱不释手，但4000伪币的价格令他一个穷学生负担不起，便提出借阅一周。王麦秆爽快地答应了。一周后，屠岸如约来还书，没想到王麦秆打开扉页，用笔沙沙写上了题赠，把书送给了屠岸。屠岸担心书店赔本，王麦秆却劝慰道：“书归爱书人，书得其所。”
斯托普斯的注释本极其详尽，为屠岸理解莎士比亚用古英语写的原诗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也开始尝试拿起笔来，用中文来演绎这些美妙的诗句。七十年过去了，这本小开本的精装书现在还静静立在屠岸的书柜里，只是题赠的那一页在“文革”中被家人裁掉了——王麦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版画家，不幸在“反右”运动被打成右派，家里人怕他受牵连。93岁的老人用手反复抚着被裁掉那一页留下的纸茬，轻轻地说：“很对不起他。”
没有终极的翻译
1949年上海解放后，屠岸在华东文化部工作，同时继续埋头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然而这项大工程差点“夭折”，因为当时支部书记金村田认为这件事“毫无意义”。理由自然是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这些诗是莎士比亚送给他的一个贵族青年朋友南安普顿伯爵的，在诗中告知朋友生命有限，一定要结婚、生子，方能把美传承下去——“你怎么能劝青年去结婚呢？你要劝青年去革命！”
那时屠岸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心向党。他想想也是，既然书记都这么说了，也就不好再翻译下去。1950年春，屠岸去拜访胡风，胡风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原本在翻莎翁十四行诗，现在停下来了，因为支部书记说没有意义。胡风立马反驳道，怎么没意义呢，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的，对现在有用，对未来也有用，你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胡风的话给屠岸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继续拿起了译笔。半年多之后，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全译本由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
初版本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译献已故的金鹿火同志”。金鹿火是屠岸大学时最好的同窗朋友张志镳（金鹿火即“镳”字分解开），两个青年人志同道合，都对延安充满了向往。日军侵华时，张志镳随一部分交大师生迁往重庆，不想肺病复发，于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去世。屠岸悲恸不已，想模仿英国诗人弥尔顿写《利西达斯》悼念同窗好友那样写一首悼诗，但“怕写不好”，就转而翻译莎士比亚诗歌。借用莎翁送给朋友的诗，他在一字一句的珍重翻译中，为自己的挚友献上一份诗意如水的哀思。
十四行诗脱胎于民间歌诗，有些类似于中国的词，失掉歌谱而余词，有着相当严格的韵格律。我问屠岸先生，翻译时这些押韵的字好找吗？他像讲课一样认真地说：“汉语能入韵的字比英语少，但一个字的内涵很丰富。英语准确，汉语丰富，用汉语来翻译英诗是绰绰有余的。”
翻译过程中，很多前辈也给过他帮助。有一次，他觉得某句诗的语法十分别扭，不知该怎么翻译，就“冒冒失失”写信给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葛传椝。他原本也没指望葛教授会给他这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小卒”回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答复，并告诉他这是英文里存在的“语法错位”现象。“葛教授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回忆起往事，屠岸先生的目光晶莹闪烁。
还有一位是著名诗人卞之琳。卞之琳当时是社科院研究员，带了不少学生，屠岸却是一个“冒冒失失”登门拜访的“私淑弟子”。他经常上门向卞之琳请教，卞之琳还为他示范翻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的第一首。“文革”前夕，屠岸写了一篇有学术研究性质的莎翁十四行诗译后记，送到卞之琳家里去请求指导，但还没等取回来，“文革”就爆发了。一直等到十年动乱结束后，他才得以重访卞之琳。如今他还深深记得那个场景：年近七旬的老人从家里橱顶上取下这篇译后记，拂去灰尘，递给自己，说，“你写得很好”。经历了“文革”中的屡次抄家，这篇文章都没有被抄走，这让屠岸先生至今想起来都感念不已。
这部译诗迄今为止已经重版重印多次，而每一次重版，屠岸先生都要修订一次，直到最新这套珍藏限量版，依然如此。他总是反复地在咂摸自己的译诗，不断修改。“修改的工作可以是一辈子，尽善尽美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到达终极，但每次能够尽量好一点。”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诗歌是我的宗教”
屠岸先生对于诗的记性极好，讲得高兴起来，还为我背诵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原文，声调抑扬明快，正宗的伦敦贵族音，流畅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93岁老人的忆诵。
“英国有一个著名演员考尔门（Ronald Colman），录了全部154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朗诵。我的朋友方平（注：方平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翻译，已于2008年去世）弄到了他的录音带送给我，我就经常听他怎么朗诵，这是很高的艺术享受。他的发音很标准，是伦敦贵族音。”其实，屠岸关于英语的敏锐感觉，早在初中上一所名为“牛津英语夜校”的英文补习班时就有了。夜校的老师是个英国老太太，最反感美式发音，教他们要发英国伦敦上流社会的标准音。后来，屠岸有一次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应邀朗诵了一首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当地人纷纷说他发音“太标准了”，他笑说是位英国老太太教的。
对于屠岸来说，背诵诗歌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组成生活的一部分，在特殊的日子里，甚至成为生活的拯救方式。“文革”期间，他受到了冲击，成了“反革命分子”，被下放到团泊洼劳动。割高粱时，等高粱放倒后，还要用手镰把高粱穗扦下来。这是项技术活，要伴随着节奏才能用上力。这时，莎士比亚、济慈的诗歌就纷纷涌进了他的脑海。心里默念的诗歌节奏配合着手上扦高粱穗的节奏，让劳动充满了一种愉悦感，令他短暂地忘却了身心遭受的政治痛苦。
80年代时，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一度彻夜失眠。夜阑无声，依然是诗歌来陪伴他。他背莎士比亚、济慈、华兹华斯，也背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在诗歌的安慰下慢慢入眠。这个习惯他到现在还保留着，名之曰“诗疗”。
在十四行诗的世界里沉浸久了，他也喜欢写。1986年，他出了一本《屠岸十四行诗》。直到现在，他的汉语十四行诗写作还在继续着，他的诗歌灵感还在不断涌现着。写十四行诗是“戴着镣铐跳舞”，但他认同歌德所言的“规范里面才有自由”，笑言“有本事的诗人，可以在这个小框框里面上天入地”。
他也还在继续翻译。他现在正和小女儿章燕合作译出《莎士比亚诗歌全编》，计划五月完稿，只剩一首叙事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还没完成。俟一译完，他和女儿就完完整整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部的诗歌了。章燕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同样是个莎士比亚研究者和爱好者。
我问屠岸先生，诗歌在精神上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他郑重地说：“有人问我信不信宗教，我说不信，不管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信。但是我灵魂精神有寄托，诗歌就是我的宗教，缪斯就是我的上帝。”女儿也曾开玩笑问他来生想做什么，他说，来生还是当个“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
采访结束后，大女儿章建送我到楼道门口。屠岸先生在女儿背后高高举起双手同我告别，如同一个从诗歌世界里走来的孩子。
朱生豪和宋清如
二、朱生豪之子朱尚刚：从莎士比亚里找父亲
72岁的朱尚刚先生说起话来，带着一些南方口音。他住在浙江嘉兴，这也是他父亲朱生豪的故乡。朱家的故居老屋是典型的江南建筑，1943年到1944年，就在这里，患有严重肺结核的父亲拼着命，连续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李尔王》、《理查二世》等多部莎士比亚剧作，直到1944年底病魔彻底带走了他。虽然还有五部半没完成，但这位年轻的“盗火者”，让中国自此终于有了自己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上海世界书局1947年版）。
2007年，朱生豪故居修葺开放，朱尚刚担任馆长（现退休，为名誉馆长）。每天，他都要在这里工作半天，或是介绍事迹，或是整理资料，以这种方式，默默陪伴着长眠于此的父亲。
追寻父亲遗踪
朱生豪离世时年仅32岁，那时朱尚刚才刚满周岁。他对于父亲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空白的，甚至母亲宋清如也很少讲起父亲的事。稍微长大一些，母亲才像讲童话一般，把莎士比亚的剧本编织成一个个故事，讲给儿子听。及至上了高中，朱尚刚才真正从父亲笔下读到了莎士比亚。
不怪朱尚刚接触得晚——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里，莎士比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本就不怎么被人提起。甚至在故乡嘉兴，朱生豪的名字也鲜有人知。1954年，作家出版社再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时，在“出版说明”里勉强评论道：“这个译本的优点是文字明白流畅，也多少保存了原作的精神；我们认为，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有较完善的译本以前，将这个译本略作必要的修订重排出版是有意义的。”
朱尚刚上中学时文理成绩兼优，他原本心仪文科，但未能如愿，最后进入了浙江大学电机系。不知是不是遗传，他的英语成绩很好，大学里曾是英文课代表，后来在嘉兴毛纺厂职工大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当有外宾来时，他还会担任翻译。早在他读中学时，就尝试翻译过英国兰姆兄妹改编的《莎氏乐府本事》里的两篇——这本书是他在杭州一家旧书店里发现的，曾是他父亲当年上学时用的教材。
“文革”中，朱尚刚受到了一些冲击，直到动乱结束后，才有机会去一点点找寻父亲生平的全貌。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戏剧艺术家金山邀请母亲宋清如写一些回忆父亲的东西。朱尚刚嗅到了一股“文艺复兴”的气息，觉得这件事很有价值，便也劝母亲把相关史料整理出来。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他还登门拜访了不少父亲从前的朋友、同学、同事。在诸多旧雨的印象里，父亲是个勤劳、聪明、很少说话的人，有诗才、文章做得好，但因为时隔太久，他们能提供的都是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没有办法拼出一个完整的父亲来。
1987年夏天，家里来了两位杭州大学的老师吴洁敏和朱宏达。他们想创作一部朱生豪的传记，希望宋清如能提供材料。回忆起那段时间，朱尚刚笑说母亲当时“累得够呛”，每一天都忆述许多父亲的往事，还翻出了不少诗集和书信。在这个过程中，朱尚刚也帮助做了很多工作，跟随着传记作者，追寻到了匆匆离开的父亲的踪迹。1989年，《朱生豪传》终于写成出版。
宋清如母子在旧居附近留影
守护父亲工作
朱尚刚认同母亲评价父亲的话：“朱生豪首先是个诗人，也是个爱国者，其次才能是一个优秀的翻译家。”诗人的素质，让父亲能够驾驭着文字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中飞驰；而爱国思想，则能让父亲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把译莎工作继续下去。父亲翻译莎士比亚，是受了爱国心的驱使——这原是世界书局交给父亲的一项翻译工作，但当父亲听说日本人因为中国没有莎士比亚译本而讥笑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国家”时，便将文弱书生的工作视为了英雄式的民族事业，将译莎作为了毕生的方向。
就在父亲把莎士比亚的九个喜剧全部译完交付书局时，爆发了“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已成译稿被全部摧毁。后来，父亲转到中美日报社工作，补译出了毁失的译稿，没想到又再次被毁于战火。为了躲避战乱，父亲带着母亲回到了嘉兴老家，在顽强的意志下，又重新开始了工作。他单枪匹马，仅仅依靠两部英文词典，只花了两年时间，在逝世前抢救般地共译出了31部剧作。
谈起这段往事，朱尚刚很是唏嘘：“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股气，想为国家做点事情。”1982年到1985年，朱尚刚修读了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即是“朱生豪的爱国思想”。
父亲的传记出版后，朱尚刚以为不会有更多新材料了。1997年，母亲去世，他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又重读了父母全部的书信文稿。深受触动之下，他自己开始着手书写父母的故事，后来以《诗侣莎魂》之名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他很后悔自己整理得“太晚了”。“要是母亲还在，有些问题就可以问她，现在就要查各种资料弄清，有的就再也弄不清了。”他很清楚这项工作的意义：“我父母的工作成果是国家文化遗产，我作为子女，要把这些成果保存下来，不要让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湮灭掉。”
这些年来，朱尚刚一直在做着整理工作：其中包括父亲在中美日报社工作时为“小言”栏目撰写的时事评论，汇成《小言集》出版；也包括父母的书信集，出版了多个版本的“朱生豪情书”——这些情书集的面世，让朱生豪在莎士比亚译者之外，获得了“中国最会说情话的人”的称号。朱尚刚说，其实他本不想把书名叫“情书”的，“是情书，但内涵比情书大，反映了社会时代很多东西”，但出版社执意认为这是个卖点。
当然还包括莎士比亚。从整理父亲几版译稿中，他发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譬如在父亲给母亲的一封信中，附译了一段《皆大欢喜》的台词，这就为朱译莎士比亚增加了一个可参考的异文。前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莎剧朱生豪原译本全集，不少内容要根据手稿重新校订，出版社向朱尚刚提出一些有疑问的地方，他就去查阅资料和莎翁原文，给出一些建议。重新阅读父亲的译文，他由衷感到父亲词汇量的丰富，总是能找到表现力很强的文字来传达出莎翁剧作的神韵。
虽然这些年也经常应邀参加一些研讨会、做过一些译本方面的研究，但朱尚刚反复说自己是个“外行”，在真正的专家面前，水平不够。他只是觉得，既然自己有条件和资料，就应该共享出来，“抛砖引玉”，引导专家去研究一些问题。最近赶上莎翁400周年纪念日，他算了算自己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是紧张。
朱尚刚给自己的儿子起名朱之江，这是为了纪念父母在之江大学的相遇相知。之江的英语也很好，被保送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现在美国。冥冥之中仿佛有一条线，把这个家族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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