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惊雷震天响，唤醒春闺梦里人”。1977年10月中旬，当有女知青告知有恢复高考消息时，我则完全不相信，以为只是谣言流传。直到原高中班主任邱老师通知去公社教育组报名才如梦初醒。
12月上旬，在公安县南平中学参加高考的有大约500考生，进入体检资格线的只有15个，文科考生竟然只有我1人。自从元月下旬参加体检后，那启盼上大学的心情特别强烈，如少年相思病，朝思暮想，有始无终，日愈一日。尤其是2月20日之后看到其他上线的同学拿到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更是倍受煎熬，寝食难安。2月底，终于收到了“华中师范学院政治部”的录取通知书，一阵狂喜。和同学们一样，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只是有高中老师告知是公安县文科第五名。3月初，收拾行李，拎上背囊，迎着朝阳，向京山出发。
那时候，信息闭塞，“难交难通”。京山在哪个方向也不明白，张应斌等恩施同学还是取道武汉后绕回来的，相当于走个圆边的270度。
从公安县南平镇到京山县孙桥镇大约不过150公里地，可是我用了两整天。第一天，经县城到沙市，住在一个大统铺旅馆，十人同住。第二天（3月7日）早晨坐上沙市到京山的大客车，见到一个皮箱上有贴布条“兴山——华师京山分院”，遇到的是刘进军同学，他还带有饼干、水果糖等小吃，那是小资情调，明显来自“有钱人”家庭。到了京山县城关汽车站，“华中师范学院迎新站”标语迎风招展，最为惊艳。到这时，我才踏实感觉到自己是大学生不假。几十个男女青年肩挑手提木箱、布袋站立在大路旁，我记得有张勇等同学，他戴着一幅眼镜，玉树临风，那时代还是显眼的——知识分子派头。
华师用解放牌大卡车象装载货物一样载送我们驶向孙桥。正是春色初来、大地泛青之时，我们的心情也如同“大地微微暖气吹”，朱丛碧等女同学精神昂扬，一路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文词不太对路，但大家借以抒发志得意满、激情满怀的内心世界，觉得自己就是时代骄子，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就如当时重获新生的诗人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激情澎湃地歌颂那个时代----“让我们拥抱科学的春天吧”!啊，那是一个值得歌唱的时代。
京山生活是紧张、愉快、新鲜的，王先霈老师的“文学名著欣赏”课言辞滔滔，出经入史，又简约明快、举重若轻，引领我们在文学百花园里采蜜巡赏。课下同学们围着老师们问个不停，老师只得边喝水边答问，我们觉得吮吸知识的琼浆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6班班主任刘兴策老师和同学们沉在一起，嘘寒问暖，体贴入微，有一次还半夜把一位同学送到孙桥医院就诊，汪鹤林感冒发烧，他送药到他的病床上。
很快，我就发现了同学中有不少“牛人”，自己显得苍白、浅薄，所读书不多，文史积淀少，很有些自渐形秽。有同学们说雷中祥能背诵《新华字典》，我先问一个“窨”，再问一个“嬲”字的读音，他都正确回答，没有被我考倒。他还教我“四角号码字典”查字法。余传棚秀出他的钢笔和毛笔的手抄本“唐诗三百首”，还是竖排版，纸页泛黄，有沧桑感。熊忠武言谈的是俄罗斯“三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雷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文论，熊清元通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俞志丹给大家辨析“颜体”和“柳体”的精神内涵，之前他是大冶铁矿有200余属下的车间主任。郭良原是县委宣传组干事、中共党员、后备干部。据说王玲玲同学“文革”前的中学时代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过文章，郭良原、李旭、戴建业是有诗歌小说作品问世的“文学青年”，王玲玲、余忠富、金武陵、熊清元、朱建民、任绍文、鄢阳、戴夫子是工作多年的中学骨干老师，经验丰富，能言善写，有几个还是中学的中层干部。李旭、任兴有、熊清元等人是中师毕业生，视野开阔。来自部队的王相超是排级参谋，只有他说是否来读大学有过犹豫。6班带薪读书的有8人之多。一班包同学竟然有电影剧本拍成电影了。总之，象我这样“一穷二白、三浅四弱、五不智”的少之又少。五月早春，6班利用周日搞了一次春游（我是和戴兄结伴的），登山归来，郭良原、李建国、任兴有等十来位同学即“赋诗一首”，记得余传棚的七言律诗颈联出句是“绿枝牵袖欲留客”（大意），京山和桂子山时期的墙板多以诗词为主，黄胡子（黄汉桥）沉迷于小说创作，两周就写完一本信笺纸（杨同学经常投诉，说他袜子太臭，课余精力全用在写小说）。6班夫子气足，能歌善舞的不多。我们班的才艺明星是刘国斌，横笛竖箫都能来一手，这家伙到各班窜动，招蜂引蝶，据说是不少女生的梦中王子。某班还有来自大型企业业余文工团的，记得那年“五四”青年节文艺演出，周小华、韩大方、张华陔、蔡伟等人的节目很够档次，没有怎么排练就有拿手节目，二胡、手风琴、小提琴、相声表演、京剧清唱，风头十足，让我们看花眼。才子佳人，济济一堂。
当然，和全国高校的77级同学一样，与学弟学妹们最大的不同点是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大。汪鹤林才16岁多，而余忠富、汪玲玲、余传棚等入校已经在30岁出头的咱6班就有5、6个，已经生子育女的有5个。还有王相超、金武凌在大三结婚，因为他们已经年届30了。全班同学只有小汪是应届生，大家都有或多或少的社会生活阅历，深知读书的不易。所以我们不少同学在毕业之后很快成为单位的台柱子，有的工作两、三年就得到升职提拔，走上管理岗位。还有个与以后大学生完全不同的现象，文科专业里居然女生少---这一点值得社会学家分析。我们小班36个同学，只有7个女生，阴衰阳盛，不成比例。最后内部消化、喜结良缘的只有大才子熊兄和大美女绍文，其他男同学有贼心无贼胆，心蠢蠢而嘴不动。机会本来就不多，还浪费资源。这成为毕业后同学聚会上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还有两件小事藏在我记忆深处。第一次作文作业，作文题好像是“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刘兴策老师只给了我67分——这可能是我在语文科上空前绝后的低分，并且评语是“内容空洞，缺少细节”。这更让我自信心受打压（似乎自此就留下睡眠不佳的病根，嘻嘻）。毕业后，与我保持联系最多的恰是刘兴策老师，他是位谦和严谨、自强不息、广结人缘的好人。因工作原因，我们曾多次一起开会、共餐、聊天。还有，京山分院举行了一次拔河比赛，我们7706班五战五胜，先在中文系拿了头名，又连赢历史系和政治系代表队，荣获男子冠军。我这中等个头也上场两次。那震天的吼叫，喉管嘶哑，热血贲张。6班是书呆子班，这次却是以武力取胜，其实也展示了俞志丹、熊忠武等人的组织能力。
京山生活很有规律，没有人浪费分秒。今天显得很俗气的标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边苦作舟”、“学问在乎点滴勤、我辈更要惜秒阴”当时是时尚口号，我们也是照此行动的。在京山生活4个多月，我记得上孙桥镇也只去了两次，其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日常生活基本上就是“五段式”。晨早朝读，初霞映照，翠鸟作伴，树丛里、田埂处、野坡上满是华师学生在读英语、背唐诗。上午在课堂，下午在课堂，个个都聚精会神，象婴儿吸奶般承接着知识的玉露琼浆，永远没有满足。黄昏时分，夕阳初下，暑气渐消，同学们大多聚集到梭椤河边的大水塘旁，男同学游泳，女同学洗衣，很象一支休整中的拉练部队。晚上则到课室内自习（京山图书馆好象只有藏书室，没有书桌，很显简陋），几乎没有一个缺席的，完全用不着老师查岗点名。每天晚上，同学们躺在床上后还要背几首唐诗后才入睡，熄灯后，有的同学打着手电还要读上几章。热情平和、总是笑脸的辅导员邹祖健老师经常在窗外提醒“睡觉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呵！”。
刚到京山报到，我就病了，原来在旅途中感染疥疮。连续一周，张应斌给我背部涂抹膏药。四年求学期间，他如兄长般关扶我。他的学识让我敬佩，那精思苦读、甘坐冷椅的学风更是难以企及。几十年来，我俩书信电邮往返不绝。刚工作3个月他就给我寄来恩施绿茶。他1993年被引进到梅州嘉应大学，我曾驱车千里去探望；2003年他夫妇一同调入湛江师院，我也曾打“飞的”去聊天。那“战斗友谊”的种子就是在京山种下的。
7月中旬，按录取通知书上的告知安排，在京山的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政治系和历史系77级的400余位同学返回武汉本部。记得离开京山时，凌晨5点多即出发，收拾行李坐上汽车，中文系全体同学还到“京山解放烈士纪念陵园”祭拜游览后才离开城关，分头返回家乡。
1998年夏中，就是我们离开京山20年之后，我出差武汉返回宜昌时还专程要司机绕道孙桥，到京山分院去怀旧。眼前人去楼空，屋旧瓦破，校地已改为某化工职校，果林多被砍伐，水塘已大大缩小且不清澈，原来的青山绿水不复旧日，“山河已不旧，人事更全非”。望着眼前的残山败土，我心生感伤，拍了几张照片后匆匆离开。
孙桥、梭椤河、华师京山分院！你是我们人生之路的分水岭和里程碑。只要我们这些同学活在世间，就会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海。
（作者：廖珂 于2014年大年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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