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试魁抄本《红楼梦诗词选》解析
作者|欧阳健
我2003年在《还原脂砚斋》结末宣布：“吾生来日，本已无多，况且还有古代小说学、晚清小说、俗文学及文言小说诸课题等我去做，眼下最企盼的则是美美睡上一觉，脂砚斋这一块，就恕我不再奉陪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决心不再谈《红楼梦》，不再卷入红学纠葛，涉及红学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答，连《红楼梦学刊》2004年到期也不再续订，真正做了七八年的“历史人物”。
天津红楼梦研究会拟于2013年9月成立，赵建忠先生7月间打来电话，说他们创办的《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将给朋友们提供平等对话的平台，共同的目标是“求真”，双方把“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都摆出来，实践证明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纠正；已故的杨光汉先生说向真理投降是光荣的，这种学者风度令人钦佩。我完全赞同赵建忠先生的意见，期待天津红楼梦研究会率先垂范，开创红学研究的新风尚。赵建忠先生还提到，胡文彬先生2005年发现了清代抄本《红楼梦诗词选》，对脂砚斋及其抄本是否出现于“新红学”之后提出了“反证”，建议我不要回避。记得2007年在网上读到cao君的《正“程前脂后”说》，文中曾提到这一发现，便随手转贴于博客，并未加以深究。待到赵建忠先生将《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3期寄来，才开始了迟延八年的阅读，顿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
文章题作《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以下简称《特别报告》），立即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胡文彬先生预言：“本报告的发表不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早期脂评抄本确实存在，而且必将对早期抄本演变和流传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内容。”可见对《特别报告》的信心和看重。唯此之故，谨以特别敬畏的心情，特别缜密的态度，撰此《特别报告的特别解析》，识者正之。
一、《特别报告》特别特别的开头
《特别报告》开宗明义第一段话是：
《红楼梦》诞生之后，多以八十回抄本作为载体在读者中传播，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敲定所谓“不争的历史事实”，是为“鲜为人知”抄本的亮相定下某种基调。曹雪芹的时代没有电脑，写出来的《红楼梦》自然是写本；一个时期以抄本为载体，当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胡文彬先生所谓“不争”，潜意识里却是“争”，不过是要别人“不争”而已。比如，《红楼梦》诞生之后是否多以“八十回抄本”作为载体在读者中传播？就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且看《特别报告》为此所加的第一条注释：
明清期间，特别是清乾隆年间，京城和江南出版业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是当时许多文人写出的诗文集、小说、戏曲，仍然有许多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乾隆三十三年（1768）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并写下吊曹雪芹三首诗，其所“观”《红楼梦》就是抄本，而他收入此诗的《延芬室集》也是抄本。其后有潞村张汝执忆及乾隆五十四年（1789）所见的《红楼梦》也是抄本，其序写在印本上（见北京图书馆藏程甲本）。同年还有舒元炜在一部抄本上写了“序”。这些事实都说明《红楼梦》抄本不仅存在，而且在读者中流传。关于这一点，程伟元、高鹗的“序”和《引言》中说得更具体明白。此类记载多多，可参见一粟《红楼梦书录》版本部分。
说文人的诗文集、小说、戏曲有许多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纯是可有可无的空话。为了证实《红楼梦》诞生之后“多以八十回抄本作为载体在读者中传播”所举的三条证据，每一条引申出来的结论都是相反的：
一、永忠《延芬室集·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云：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三寸柔毫能写尽”之句，表明永忠所“观”《红楼梦》，不是未完的八十回残本。“混沌一时七窍凿”之句，用《庄子·应帝王》典故：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混沌日凿一窍七日死，比喻自然淳朴的事物因人为斧凿而毁灭。只有看到《红楼梦》的悲剧结局，永忠才会“几回掩卷哭曹侯”。
二、张汝执嘉庆辛酉（1801）云：“岁己酉，有以手抄《红楼梦》三本见示者，亦随阅随忘，漫不经意而置之。及梓行于世，遐迩遍传，罔不啧啧称奇，以为脍炙人口，然余仍未之朵颐而一为染指也。”他己酉年（1789）看到的手抄《红楼梦》三本，也绝不是八十回的，因为不论按多少回数装订，八十回都不可能分成三本。
三、舒元炜《红楼梦序》云：“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阙疑不少，隐豹斑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终，知人尚论者，固当颠末之悉备；若夫观其文，观其窍，闲情偶适者，复何烂断之为嫌。矧乃篇篇鱼贯，幅幅蝉联，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从此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岂其探赤水之珠，虚无莫叩。”舒元炜所“观”《红楼梦》，虽是八十回抄本，但他确信一百二十回全本的存在，并对找到后四十回充满信心，所以要说“合丰城之剑，完美无难”。
《特别报告》第二段话是：“说来也是机缘凑泊，笔者最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的藏书中发现了一部清嘉庆初年的抄本《红楼梦诗词选》。经过仔细研读之后，可以确认这部抄本《红楼梦诗词选》的‘底本’竟然是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这段话宣布了两个结论：1.《红楼梦诗词选》是清嘉庆初年的抄本；2.《红楼梦诗词选》所据的“底本”是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将需要通过校勘考辨得出的结论，预先以确定形态告知，为的是占据舆论制高点，可收先声夺人之效。
《特别报告》第三段话，则是对做出两个结论的依据的补充说明，其要义有二：
一是这部抄本除了少数的几位收藏者之外，“鲜为人知”。在我所见的各种版本目录专书中从无有人著录。亦不见百年红学专书专文中有人提及此抄本。
二是此抄本中所抄录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诔文、小启有相当重要的“异文”绝不同于已经发现的十余种早期抄本。
“鲜为人知”的孤本秘笈固然是可珍的，但不一定是必然有价值的。鲁迅致台静农信中曾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第一条所说，不过炫耀人目而已；至于第二条是否成立，就得进行具体解析了。
《特别报告》第四段话，便是前引充满豪情的预言。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特别报告》能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早期脂评抄本确实存在”，能否“对早期抄本演变和流传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内容”吧。
二、抄本《红楼梦诗词选》抄录年代辨析
《特别报告》第一节标题是：“抄本《红楼梦诗词选》的概貌与抄录年代”。
有关“抄本的纸质已经黄脆，墨迹、印文均显暗旧，装裱之前有明显破损和水渍痕迹”的描述，从所附书影来看，大抵不差；但据此“断定此抄本绝非晚近人抄录”，似乎早了一点。何况所谓“晚近”云云，究竟“晚”到什么时候，就有一个相当大的幅度。
关键的一着，是判定“抄本究竟抄于何时”。精于文史考证的胡文彬先生，举出两点作为判断根据。第一个根据，是“不避字讳”：
此抄本不避“寧”字讳，可以定为抄于清道光之前。
避讳，可以帮助判断年代，鉴定真伪；不避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判断年代，鉴定真伪。甲戌本不避“玄”字讳，就有不同的解释。康熙是清代的圣祖，“玄”字讳康熙、雍正、乾隆时要避，嘉庆、道光、咸丰时要避，同治、光绪、宣统时也要避：终清之世，统统要避。何时可以不避呢？唯有康熙之前的顺治，或清亡之后的民国。甲戌本不可能产生在顺治时期，它第一次面世，正在民国十六年（1927）。
同样道理，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不避道光皇帝旻寧之讳，其年代要么在道光之前，要么在清亡之后。《特别报告》交代，抄本封底左上贴有“北京市图书业同业公会印制”的标签，钤有“前门区议价”印章，签内填有“1958年1月18日购”“议价5元”及“编号：字第2749号”。1958年距清亡已四十七年，未避道光皇帝旻寧之讳，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第二个根据，是抄本上的“题记”：
抄录者在抄完《红楼梦》诗词之后，写了一行“题记”文云：“嘉庆三年雪坞秦氏作，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书”。这行“题记”恰写在接抄的“续红楼梦酒令”题目之下，表明前面所抄诗词时间早于嘉庆三年或在此后不久。而利用剩余空白页所抄的秦子忱《续红楼梦》中的诗文则在“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之后。故可以断定此抄本抄录年代上限当在嘉庆三年之前，下限则在“题记”时间开始之前。
根据《特别报告》的描述，抄本封面黄脆，书口上方书“红楼梦诗词选”，无序跋，首页“红楼梦诗词选”下方署“千山试魁录”，“红楼”二字右侧钤“华爰”阳文篆字长形印，“词选”二字下方钤“个中人”椭圆形阳文印，“千山试魁录”下方钤有“清玩”篆字阳文方印，正文从“仙曲十二支”开始，在曲题上方钤阳文方印“纪蘭馨印”，下钤阳文方印“凤洲之章”。要之，抄本没有最能确定抄者年代的序跋，所署“千山试魁”，所钤“华爰”“个中人”“纪蘭馨”“凤洲”等，均查不到下落。唯有“题记”云：“嘉庆三年雪坞秦氏作，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书。”《特别报告》宣称“《红楼梦诗词选》是清嘉庆初年的抄本”，凭的就是这一条。
胡文彬先生考虑问题的思路是这样的：这一位“千山试魁”从头到尾逐页抄录《红楼梦》诗词，抄完之后又开始抄录《续红楼梦》上的酒令，于是特意署上“嘉庆三年雪坞秦氏作，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书”字样，则“表明前面所抄诗词时间早于嘉庆三年或在此后不久，而利用剩余空白页所抄的秦子忱《续红楼梦》中的诗文则在‘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之后”。
据《特别报告》交代，《红楼梦诗词选》一册共五十六页，这就是说，是由五十六页散页装订起来的，还经过了重新裱装。可见，“千山试魁”不是在事先装订好的本本（犹今日之笔记本）逐页抄录的，不存在“利用剩余空白页”的问题。据此推断“前面所抄诗词时间早于嘉庆三年”，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为了给读者以直观印象，《特别报告》附了一帧“《红楼梦诗词选》标明抄录时间 书影（三）”，但从书影看，右半的“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我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与左半的“续红楼梦酒令”（不是“《续红楼梦》中的诗文”），中间有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线，而且字迹截然不同，分明不是同一人在同一时所书。
“千山试魁”选录的是《红楼梦》诗词，因何把不是《红楼梦》的《续红楼梦》中的不是诗词的酒令抄进去呢？按，秦子忱《续红楼梦》第九回“小宁馨喜降荣禧堂，母蝗虫再醉怡红院”，写史湘云行酒令儿道：
众人看时，只见是四颗骨角骰子，上面镌的并非红绿点数，乃是一面镌着两个字，每骰六面，共十二个字。第一颗骰上镌的是公子、老僧、少妇、屠沽、妓女、乞儿十二个字；第二颗骰上镌的是章台、方丈、闺阁、市井、花街、古墓十二个字；第三颗骰上镌的是走马、参禅、刺绣、挥拳、卖俏、酣眠十二个字。掷下去合成六句成语，乃是：
公子章台走马。老僧方丈参禅。
少妇闺阁刺绣。屠沽市井挥拳。
妓女花街卖俏。乞儿古墓酣眠。
把别一人所抄的无关紧要的“续红楼梦酒令”（不是“《续红楼梦》中的诗文”），与《红楼梦诗词选》黏合在一处，其用意就是让“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书”得以厕身其间，从而提高《红楼梦诗词选》抄本的身价。试想，要不是这混进去的两个“嘉庆”年号，1958年1月18日北京市图书业同业公会，绝不会议价五元。
最让《特别报告》失分的，是对所署“嘉庆三年雪坞秦氏作”的鉴定，以及“前面所抄诗词时间早于嘉庆三年或在此后不久”的推论。
按，秦子忱《续红楼梦》三十卷，嘉庆四年（1799）抱瓮轩初刊，内封三竖栏，题“嘉庆己未新刊，续红楼梦，抱瓮轩”。《续红楼梦》嘉庆四年（1799）方刻印，“千山试魁”在嘉庆三年（1798）怎么可能抄到《续红楼梦》的酒令？顷读张云先生《谁能炼石补苍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第35页将秦子忱《续红楼梦》版本胪列完备，除嘉庆四年抱瓮轩本外，其他版本均在光绪八年之后，还有1920年、1921年的石印本，怎么不见得“千山试魁”是从这些本子抄得的呢？为了掩盖这一事实，《特别报告》注释④云：“秦雪坞（子忱）撰《续红楼梦》，嘉庆三年戊午年（1798）抱瓮轩刊本第九回。”这就不是一句疏忽所能解释得了的。
三、抄本《红楼梦诗词选》所据底本辨析
《特别报告》第二节标题是：“抄本《红楼梦诗词选》底本为早期抄本《红楼梦》”。
本节开头倒说了句客观的话：“《红楼梦》读者热爱《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并另纸抄录之事在抄本流传时代有，刻本风行天下之后也有，过去有今日也有，可以说代不乏人。”既然如此，何以见得千山试魁抄录的《红楼梦诗词选》底本定为早期抄本《红楼梦》呢？
《特别报告》从抄本中发现的第一个蛛丝马迹，是抄本选抄了“早期脂评本上独有的回前诗和回后诗对十四首”，例如第六回回前诗（注⑦：“载《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第六回回前，戚序本、梦稿本亦有此诗，己卯本为夹条录出”）：
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
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
第七回回前诗（注⑧：“同上，第七回回前，影印甲戌本亦有此诗”）：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
相逢若问何姓氏，家住江南本姓秦。
第七回回末诗对（注⑨：“同上，回末。庚辰本亦有此诗”）：
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
第八回回后诗对（注⑩：“《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本文简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影印本，第194页”）：
早知日后争闲气，岂肯今朝错读书。
第二十一回回末诗对（未注）：
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便含酸。
《特别报告》附有“抄有回前诗、回后诗对 书影（四）”，给人以直观印象。于是疑问也就来了。千山试魁录的《红楼梦诗词选》无序跋，无凡例，但抄的是《红楼梦》诗词“选”，总该有个选择的标准吧。像这样将回前、回后诗一股脑儿地混抄，能叫《红楼梦诗词选》吗？更可笑的是书影（四）最后两行，竟将宝玉与金锁上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也抄了上去，那也算“红楼梦诗词”？从其将《续红楼梦》酒令抄去，足见这位千山试魁之不通。
为了证明《红楼梦诗词选》录有“早期脂评本上独有的回前诗和回后诗对”，《特别报告》在所引诗句后连续加了⑦⑧⑨⑩四条注。奇怪的是，被挑选作为“脂评本”代表的，居第一位的却是《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只有第⑩条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还有一条未加注。
那么，什么是“脂评本”？什么是“早期脂评本”？这两个重要概念，被好些红学家有意弄混了。“脂评本”，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的简称。现存的脂评本，据红学家说十二种，但从正名的角度，真正的脂评本是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己卯、庚辰三个抄本。有正本（戚序本）、蒙府本、列藏本虽题作《石头记》，但并未冠以“脂砚斋”字样，不能说就是脂本，更不能算“早期脂评本”。因为从“宗脂论”立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甲戌本（1754）居前，己卯本（1759）、庚辰本（1760）在后；甲戌本标“再评”“重评”，己卯、庚辰本标“四阅评过”，俞平伯先生说：“甲戌再评，庚辰四评，甲戌本对庚辰本来说，是初稿；庚辰本对甲戌本来说，是改稿。”[1]而从“非脂论”立足，甲戌本发现于1927年，庚辰本发现于1933年，甲戌本为“早期脂评本”的绝对地位，不容置疑。《特别报告》只有第七回回前注⑧一处提及“影印甲戌本亦有此诗”，却特别推崇发现于1960年的“蒙古王府本”，宣称它是“早期脂评本”，分明有误导之嫌。
更重要的是，《特别报告》所列“早期脂评本上独有的回前诗和回后诗”，统统都能顺利地在有正本（戚序本）上找到。且看书影（四）上的诗句：
半窗幽梦同谁诉，千古柔情独我痴。（有正本作：“一枕幽梦同谁诉，千古情人独我痴。”）
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有正本作：“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
得意浓时易接济，受恩深处胜亲朋。（有正本作：“得意浓时易接济，受恩深处胜亲朋。”）
十二花容颜色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本姓秦。（有正本作：“十二花容颜色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本姓秦。”）
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有正本作：“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
那么，《特别报告》为什么不以有正本为对勘本，而要选“蒙古王府本”来对勘呢？个中奥秘在于，有正本是定型了的印本。有正大字本上集于宣统三年辛亥（1911）出版，同年八月《小说时报》“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广告词说：“《国初秘本原本红楼梦》出版：此秘本《红楼梦》与流行本绝然不同，现用重金租得版权，并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有正小字本于民国九年（1920）石印，又有民国十六年（1927）再版本。所谓“早期脂评本上独有的回前诗和回后诗”，都可以从有正本上抄到，如果以之对勘，不是将“早期脂评本上独有的回前诗和回后诗”，一一自我揭穿了吗？
《特别报告》从抄本中发现的第二个蛛丝马迹，是“选抄的诗词曲文内的‘异文’同于早期脂评本或略有不同者甚多”，如“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抄本作“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木石前盟”，抄本作“水石前盟”，等等。这类所谓“异文”，其实并无什么微言大义，暂且置而不论。
《特别报告》从抄本中发现的第三个蛛丝马迹，是“试魁所据的‘底本’也是一部‘脂评’本”。这条才是《特别报告》的核心，其所列证据有二：
一、庚辰、蒙府等抄本第二回回前有“总批”，其文字很长，其中有“诗云：一局输赢料不真，香消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程甲乙本均无回前总批，亦无此诗。
二、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引“有客题”诗。文云：“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惟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证据一所指第二回回前“总批”，其中“诗云：一局输赢料不真，香消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有正本亦有，不足为奇。证据二所指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引“有客题”诗，确是庚辰本独有的，不但有正本没有，连甲戌、己卯二本也没有。《特别报告》得出结论说：
由此，可以认定，试魁是从一个附有“脂评”的抄本上录下这两首诗的。《红楼梦诗词选》的发现再次证明附有“脂评”的抄本《红楼梦》并非由于胡适创建新红学大红大紫后才有人故意“伪造”出来骗人。我虽然生性愚鲁，但我绝不相信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千山试魁等人能与20世纪的胡适联合起来“制假贩假”，欺蒙广大的《红楼梦》读者！
“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千山试魁”抄录了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的“有客题”诗，是此次发现的最大卖点，应该着重介绍才是。奇怪的是，《特别报告》一改先抄《红楼梦诗词选》的诗句，然后加注“庚辰本亦有此诗”的格式，而是先抄“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引‘有客题’诗，文云……”，紧接着便断言：“试魁是从一个附有‘脂评’的抄本上录下这两首诗的。”由于没有提供书影，读者不清楚《红楼梦诗词选》抄录的状态：是抄录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的全文，还是只抄“有客题”诗，甚或诗中的一两句。此诗与其前后文的关系如何？是否出于同一人的笔迹？等等。这种含糊其词的交代，让读者轻易接受了“嘉庆时人对脂本的肯定性文字记载”的说法，我2007年11月3日转贴cao君的《正“程前脂后”说》，就是这样理解的：
前几年，胡文彬先生发现了一个嘉庆年间“千山试魁”录的《红楼梦诗词选》抄本，其中抄录了一首“自执金戈”的诗，这诗其实并不是小说本身记载的诗，而是见于庚辰本、蒙府本、戚序本同有的脂批里。可见，这个“千山试魁”所见到并据以抄录的《红楼梦》小说，是一个带有脂批的本子。（按：cao君说“自执金戈”诗蒙府本、戚序本同有，是记错了的。）
按“有客题《红楼梦》一律”，见于庚辰本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三条回前总批：
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失其姓氏，惟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过，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凡是书题者不可，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矣。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卅回，犹不见此回之妙。此曰“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曰“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袭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袭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儿、之贾琏，亦他日之平儿、他日之贾琏也。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箴与谏无异也，而袭人安在哉？宁不悲乎！救与强无别也，甚矣，今因平儿救，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强何身微运蹇，展眼何如彼耶！人世之变迁，如此光阴。
今日写袭人，后文写宝钗，今日写平儿，后文写阿凤。文是一样情理，景况光阴，事却天壤矣。多少恨泪，洒出此两回书。
此回袭人三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这三条回前总批有正本亦有，唯缺第一条之前半，仅有：
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此回“娇嗔箴宝玉，软语救贾琏”，后回“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王熙凤知命强英雄”，今只从二婢说起，后则直指其主。然今日之袭人、之宝玉，亦他日之袭人、他日之宝玉也。今日之平儿、之贾琏，亦他日之平儿、他日之贾琏也。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可救耶？箴与谏无异也，而袭人安在哉？宁不悲乎！救与强无别也，甚矣，但此日阿凤英气何如是也！他日之强何身微运蹇，展眼何如是耶！人世之变迁，倏而如此。
今日写袭人，后文写宝钗，今日写平儿，后文写阿凤。文是一样情理，景况光阴，事却天壤矣。多少眼泪，洒与此两回书中。
此回袭人之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从道理上讲，开首“有客题《红楼梦》一律”一节，既有可能是被有正本删去，也有可能是庚辰本后添？解决的途径，就是从《特别报告》倡导的“异文”入手，看看谁是原创的，谁是派生的。兹将两本回前总批的其他“异文”附后：
有正本：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可救耶？
庚辰本：何今日之玉犹可箴，他日之玉已不可箴耶？今日之琏犹可救，他日之琏已不能救耶？
有正本：人世之变迁，倏而如此。
庚辰本：人世之变迁，如此光阴。
有正本：多少眼泪，洒与此两回书中。
庚辰本：多少恨泪，洒出此两回书。
有正本：此回袭人之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庚辰本：此回袭人三大功，直与宝玉一生三大病映射。
早已有无数证据表明，脂本（包括庚辰本）之批语源自有正本，此处亦不例外。第一例两“犹可……不可”句式，庚辰本后一处却成了“犹可……不能”；第二、三例，更是高下立见；第四例谓“此回袭人之大功”，无非是“娇嗔箴宝玉”，谈不上是“三大功”。
既然现存的批语是有正本在前，庚辰本在后，“有客题《红楼梦》一律”一节，就更好解释了。有正本是书局老板狄葆贤用重金请著名小说家加以批评的，所有批语都出于“著名小说家”之手，他们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脂砚先生”；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思路，说有正本是经乾隆戚蓼生批评的，如果他看到“有客题《红楼梦》一律”，不知会怎样视若珍宝，居然会无端删去？结论是，“有客题《红楼梦》一律”，是庚辰本后来添加的。
脂砚斋炮制批本的动机，就是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和小说“两不沾惹”的人物，他不仅极为熟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还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修改。于是加了“命芹溪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第十七回“此回宜分二回方妥”之类的批语，又担心读者看不明白，索性便自己跑了出来，将他人（“有客”）的诗抄入回前总批，挑明自己“深知拟书底里”，“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甚至将主人公与自己对举：这种不惜违背全书体例的做法，彻底露出了作伪的马脚。
胡适1927年说过：“《红楼梦》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评注的。那些评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说的话；其余可能是他的亲信朋友如脂砚斋之流要说的话。”照红学家的理解，《红楼梦》的写作修改是曹雪芹与脂砚斋秘密进行的，“有客”怎么会知道《红楼梦》？他题《红楼梦》又题在什么地方？《红楼梦》成书之初，仍有人持谨慎态度，永忠诗后有弘旿“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的话，就是明证。这本尚在庚辰（1760）“四阅评过”的本子，居然会有客来“题”！又怕人追究，只好以“惜乎失名矣”来搪塞了。
四、“异文”探讨的反思
《特别报告》第三节标题是：“值得重视与探讨的重要异文”，列出《红楼梦诗词选》数条与“早期脂评抄本”明显不同的文字，诸如“都晓”作“都说”，“因春暖”作“因春冷”，“昭日月”作“照日月”，连同前面提到的“一枕幽梦”作“半窗幽梦”，“木石前盟”作“水石前盟”等等，不一而足。
书籍在传写刻印过程中，发生鲁鱼亥豕的文字错误，是极平常的事，《特别报告》的特别之处，是坚信此类“异文”一定有其底本，并且千方百计要找这个“底本”，以见“庐山真面目”。那么请问，你那个“底本”上的“异文”，又是从哪里来的？将“木石前盟”写作“水石前盟”，分明是粗心、不负责任造成的错误，哪里会有什么“底本”可寻？如果顶真起来，甲戌本将“杜撰”误作“肚撰”，“膏肓”误作“膏盲”，“池沼”误作“池沿”，难道也要找出“底本”来吗？
我曾经说过，在红学中有种“本海战术”。把许多本子都摊出来，又从各个本子当中找出无数的“异文”来，让问题永远处于纠缠不休的状态，这就是红学的“本海战术”。曹雪芹不是罗贯中，《红楼梦》版本更不同于《三国演义》。曹雪芹不写《红楼梦》，谁也不会知道贾宝玉。贾宝玉是曹雪芹的产儿，是他的专利。“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是拥脂派的命根，胡适判定：“甲戌为乾隆十九年（1754），那时曹雪芹还没有死。”曹雪芹已经死了，请问谁有权利有资格来改动曹雪芹的哪怕一个字？找来一大堆来历不明的版本，讨论什么“异文”，是毫无意义的。
脂本与程本之争，文字的细节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是“断尾巴蜻蜓”还是“连城全璧”？《特别报告》开头强调《红楼梦》诞生之后多以八十回抄本作为载体，但所张扬的《红楼梦诗词选》，却抄录了后四十回的诗词。所附“《红楼梦诗词选》书影（三）”，右半的“我所居兮，青埂之峰”，就是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一僧一道口中作歌。
《特别报告》第四节标题是：“补抄的《红楼梦》后四十回诗词”，耗费笔墨比对一番之后，道是：
后四十回诗“底本”是程甲本。以梦稿本对照检查，出现多处异文。与程甲本对照则全同，由此可证抄者非据梦稿、甲辰等本所抄。大家都知道，程甲本印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乙本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抄录者不论在京城还是在江南，都可购到或借到程本，从而据以补录后四十回诗文是极为自然之事。
这段对“宗脂者”是说了等于白说的话，无意中揭示了一个冰冷的事实：梦觉主人序《红楼梦》抄本（甲辰本）1953年发现于山西，《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本1959年春发现于北京，“千山试魁”从哪里去抄呢？足见梦稿、甲辰等本不是什么“早期脂本”。“蒙古王府本”也是一百二十回本，卷首还抄有程伟元的序，《特别报告》居然没有提及“补抄的《红楼梦》后四十回诗词”与“蒙古王府本”有何“异文”。显然，发现于1960年的“蒙古王府本”中后四十回诗词，不可能抄进1958年已经抄成的《红楼梦诗词选》。这也从另一角度表明，《特别报告》第二节“抄本《红楼梦诗词选》底本为早期抄本《红楼梦》”，选“蒙古王府本”来对勘，是另有居心的。
五、“读抄本《红楼梦诗词选》感言”的感言
《特别报告》第五节的标题是：“读抄本《红楼梦诗词选》感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近三千字的感言，一改破题充满自信、舍我其谁的豪情，却充斥着焦躁、迷惘、隐晦的情调。
“感言”其要义之一，是申述“抄本具有流动性、互递性、长久性”，它在流传中是一种“载体”。他自己之所以重视抄本，并非出于一己的某种嗜好，重要的是它承载了历史文化和学术信息。用意自然是为了让人接受“早期抄本《红楼梦》存在的事实”；但他没有想到《红楼梦诗词选》也是一个抄本，也具有流动性和互递性，渲染抄录《红楼梦》诗文“非常用心”，不等于上面写的“嘉庆三年”就一定可信。尤其不该察知“嘉庆三年”抄录“嘉庆四年”的不可能，杜撰出一个“嘉庆三年”的版本来，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感言”的要义之二，是对“脂批”祭作法宝，压制打击异端辩护，说什么“现如今，找不到一份‘红头文件’上写着：凡研究《红楼梦》者必须承认‘脂评’、必须‘引用’脂评。也没有什么人撰文著书说‘只准许说脂评好，而不能说低劣’。”他大概忘记了1994年莱阳全国红楼梦会的“南批欧阳健，北批杨向奎”，也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从前年南京的欧阳健先生提出‘甲戌本’是刘铨福伪造的‘新论’以来，红学界公开的、私下的，都有点热血沸腾。想一想，自胡适发现此本至今半个世纪，多少文章、多少专著，都在欧阳健先生的挑战面前似乎要黯然失色了，那众多人的心血岂不付之东流，留下的只有一番痛苦的回忆！于是，我们看到刊物上是‘剑拔弩张’的批驳，据说还要继续讨伐下去，大有不批倒批臭终不收兵之势。”[2]
“感言”最动情的话是：
考证，考证，要考而有证。古人考证是孤证不足信，说明前人做学问的认真和慎重，我们实在应该学习。所谓学问，不仅要学还要问，问书本，问贤人，就是调查研究。调查愈深入，研究的根基就愈牢实。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为了扩大自己的“能见度”，就把自己的某种怀疑当作结论。特别是对待古人留下的文献要慎之又慎，万不可因为他们是“作古”之人，就可以随便罗织罪名。前人批评某些学人“凌虐古人，欺骗今人”，我们今人实在应该记住这些教训！
红学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困惑。新世纪更加需要大家脚踏实地地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建设。否定一切，把20世纪百年红学描绘得一团漆黑，只剩下了“他”自己，这并不是真正红学史家的眼光！
在这段话中，分明看到了胡文彬先生内心的矛盾。毫无疑问，胡文彬先生是有建树的红学家，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新红学”后期、或曰“当代新红学”与周汝昌、冯其庸鼎足而三的人物。与冯其庸拥有权势，周汝昌拥有粉丝不同，胡文彬拥有的是对史料的精研。他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程伟元的第一手资料，考证出程伟元的生卒、籍贯和家世，特别是与盛京将军晋昌的关系，从而摘掉了“普通书商”的帽子，确定了程伟元在红学史上的地位。胡文彬先生本来是可以成为确立程甲本真本地位的领军人物的。可惜的是他在“新红学”体系中浸润太久，虽然受够了肮脏之气，洞悉个中的污浊，但毕竟有牵扯不完的瓜葛，不能也不愿彻底撇清。他之呼吁不要否定一切，原因就在这里。
胡文彬先生的困惑与焦躁，实与红学形势的变化有关。经历了二十年风云的冲决激荡，“对脂评不加任何鉴定和研究就完全无批判的接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现在反而轮到拥脂派来为脂砚斋的存在辩护了。当原有材料被驳得体无完肤之后，又将希望寄托于“新的材料”。极普通的《红楼梦诗词选》忽然被“发现”，忽然被捧为珍贵材料，确实“蕴含了它的必然性”，所谓大千世界的奇妙之“缘”，就是企望借助它挽救脂砚斋的颓势，为脂本的存在寻找新的支撑。由于它迎合了多少红学家的心理，一时便呈现出一边倒的景象。长于考证的曹震先生，能够一眼看穿卞藏本的作伪，却丝毫没有察觉“嘉庆三年雪坞秦氏作”的假象，毫无保留地肯定：“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证明不晚于嘉庆二十二年的时候，带脂批的本子还在世间流传，而嘉庆时期有人默认了脂批的创作时间是在嘉庆三年《续红楼梦》成书之前的。”揭露脂砚斋的伪造，不是要“把20世纪百年红学描绘得一团漆黑”，而是要将“新红学”把粗劣、浅陋、破绽百出的赝品的八十回脂本当作《红楼梦》“真本”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俞平伯先生说过：“历来评‘红’者甚多，百年以来不见‘脂研’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没，及二十年代始喧传于世，此事亦甚可异。”[3]可以断言，不论今后还会发现什么“新材料”，脂砚斋及其抄本为“新红学”之后出现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最后让我们用“胡文彬谈红楼”结束这篇解析：
在我看来，读《红楼梦》、从事《红楼梦》研究，毕竟不同于商业广告，大可不必用“风情万种”或“火药味”十足的话语。曹禺先生曾经说过“一时之争在于力，千古之争在于理”。不论你有何等智慧，何等新发现，历史终究会做出公正的评判。你是《红楼梦》的真正“解人”，大众会认同的，也会被历史记住的，用《红楼梦》中的话说：“精华欲掩料应难！”
（《红楼》2013年第4期）
【注释】
[1]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
[2] 胡文彬著.红楼放眼录[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391.
[3] 俞平伯.俞平伯致毛国瑶信函选辑[J].红楼梦学刊，19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