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冬天似乎比以往来得更晚了些，伴随着凛冽寒风，大宋君臣似乎能听到夹杂其中的战马喘息声。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宋真宗赵恒可能在庆幸用每年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代价终于打发走了这些辽国蛮子，寇准可能在思考这所谓"盟约"会给日后的大宋带来怎样的负担，还有一个人心中很不是滋味，万万没想到这个好大喜功的皇帝真的上了战场，不可一世的辽国骑兵还真被挡住了，自己的迁都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之议变成了一个笑话，看来自己要重新谋划一番了。
"澶渊之盟"后，宋朝终于迎来了期望已久的和平，北方的阴云暂时散去，来年定是一个好日子，可这每年的白银、绢布该如何是好呢？这明显不是皇帝要担心的事情，他还回味着自己竟然勇敢的上了前线呢。于是时任宰相的寇准和毕士安开始着手考虑裁减因为应对辽国南侵而召集的边疆军事力量，让百姓能够喘口气准备来年的春种。
中央朝廷的效率非常快，在第二年即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正月便下达政令，除了必要的瀛洲（今河北河间）需要继续作为北方边境要塞不能裁减军员外，解散"河北诸州强壮"令其归家务农。
"强壮"是宋真宗即位之初，为应对北方边境的军事威胁而强行征调民间劳动力组成的一支抗辽民兵，按要求从每户征调该户一半的男丁按正规军进行编制和军事训练，待辽军南侵时需要全部上城防御，在真宗初年的抗辽行动中作用十分突出，较大限度的缓解了正规军的压力，使其可以正面对敌。这时盟约已签，这些青壮男丁自然要重新投入农业生产当中。
之后宋廷又缩减北方边疆的军区设置，将原先的三个边防区——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高阳关（今河北河间）的前两者进行合并成为两个边防区。离前线较远的各州驻军人数也进行缩减，因抗辽需要而临时设置的一些武官如部署、钤辖等也纷纷撤销。在抗辽时开进前线的禁军也回到原驻地，且因为此时宋廷与党项已经开始和议，西北边疆大局已定，禁军也在随后不久进行裁员，淘汰老弱的同时又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军费。
在忙碌了将近一年后，真宗朝的局势终于走向平稳，此时毕士安已在景德二年十月病卒，朝廷宰相只剩下寇准一人，再加上当初辽国南侵之际正是寇准坚持真宗北上，才得来如今和平，真宗对寇准可谓又敬又畏，君臣关系一度和谐有加，大宋形势颇有好转之势力。
若是剧本一直这么演下去，说不定又是一出君臣相知，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可是历史偏偏是不随人意的，那个在文章开头那个唯一不高兴的家伙终于开始坐不住了。
这个人便是王钦若，此人原来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在澶渊之盟之前官至参知政事。本应是朝廷重臣的他在面对辽国气势汹汹的铁骑时竟然毫不以大局为重，秘密请求真宗南逃金陵，真宗不决请问寇准，寇准一听这主意就知道是出自王钦若之手，于是当着王钦若的面说到：为陛下出此下策之人"罪可斩也！"
后寇准怕王钦若再坏抗敌大事，便将他外放出使大名，由是这二人便结下了梁子。战后，王钦若虽然重回朝堂，但一直在伺机报复。
虽说最后皇帝亲征的结果确如寇准所料，但难免会让人觉得皇帝这一次有些被人逼迫之嫌。王钦若不愧是当过宰相的人，真宗皇帝的性格被拿捏的死死的。他算准了真宗脸皮薄好面子的心理，在一日朝会结束寇准先行离去之际，向真宗进曰：澶渊之盟说穿了就是城下之盟，这是《春秋》都深以为耻的行径，他寇准就是踩着皇帝陛下您的脸面成为有功于社稷之臣啊！
这套说辞后见的看是如此幼稚，可是真宗赵恒本就出自深宫，心理建设十分脆弱，如今好不容易当了皇帝，哪还能容忍臣子踩着主子上位的？于是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以寇准年老为由罢去其宰相职位。王钦若被任命为执政，知枢密院事。
寇准罢相后，补位宰相的是王旦。可王旦并没有寇准的勇气和魄力，其施政手段十分温和，不敢"稍夺君权"。王钦若之流虽然入不得王旦的眼，但毕竟有皇帝宠信，所以王钦若等人此时所受到的压制远不如寇准在朝之时，向真宗进谗的机会大大增加。
王钦若既然把澶渊之盟塑造成为真宗心中的死结，那解铃还需系铃人，在真宗向王钦若询问如何雪耻之时，王钦若再次看准真宗不再想兴兵的心态对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真宗当然不愿也不敢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毕竟那是自己冒着辽军锋矢和数十万两财富换来的，于是王钦若就坡下驴，顺势提出举行封禅大典，这样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成就"大功业"进而"镇服四海，夸示戎狄"。
封禅是从古以来建立拥有非常功绩的帝王受到上天所降的"祥瑞"暗示时才能举行的大型典礼。可"祥瑞"何来，王钦若的一句话可谓让人惊掉下巴"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这可算撕掉了最后一层遮羞布，但宰相王旦认为战事方止并非承平，因此不能封禅，真宗只得暗示王钦若前去说服王旦，甚至真宗还请王旦入宫赴宴，并赐御酒让王旦回家与家人共饮，回家后才发现酒壶中满是珍珠，王旦明白了真宗意图后便不再反对。
于是在"君臣相知"的和谐氛围中，封禅的大幕开始徐徐拉开。
三、全国上下配合表演首先是景德五年（公元1008年）正月，一块"黄帛"挂在了承天门上，真宗煞有其事的找来王旦、王钦若说自己去年冬天半夜时分刚要入睡，突然屋中来了个神仙对自己说"来月三日（即黄帛降临那一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这可给皇帝吓了一跳，赶紧按照神仙旨意建造道场，如今真的天降黄帛，看来就是神仙说的天书了！
拿人手短的王旦只好尽力配合皇帝的演出，率领百官跟随皇帝步行至承天门将"天书"迎回，天书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肯定了赵家，二是肯定了赵家子孙，三是肯定了赵家以后的后代，这份天书把真宗上下几辈包括真宗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举国上下"喜气洋洋"，太仆少卿钱惟演进献《祥符颂》被提升为司封郎中，翰林学士李宗谔进献乐章被下诏褒奖。乡野之中，兖州先后有3000余人数次进京请求真宗封禅。老天似乎也极为配合的在四月份再次给了真宗一封天书。
老天爷都这么暗示了，作为天子的真宗自然不能驳了上天的意思，于是也在四月份正是下诏，准备封禅。一切紧锣密鼓的展开，五月王旦等人撰写制作了给上天看的"玉牒、玉册文"，六月通告辽国，八月下令在礼仪官在泰山进行演习，九月真宗在皇宫内演习，终于到了十月真宗率领百官，携带着"天书"前往泰山。
真宗皇帝先祀天，再祭地，然后祭祀孔子。真宗封禅前后准备六个月，整个过程持续47天，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封禅活动。真宗封禅规模十分庞大，与前代汉唐封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后所用财物多达八百多万缗，可以说一年的三分之一收入全被用来进行这次活动。出行的随从官员，仪仗车马等等都采用了最高规格。
之后真宗似乎对这些闹剧入了迷，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真宗再带"天书"沿着黄河北上，直到陕西宝鼎奉祗宫西祀后土。祭祀后土完成后，又渡过黄河向西到达华山，祭祀了西岳庙后返回，突中又去祭拜了祖宗三陵，前后将近七十天才回到京城。至此真宗终于完成了"西祀东封"的壮举，且此次西祀比东封的耗费更为巨大，修路，徭役，贡奉等动辄上万。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十月，真宗抵挡不了封禅祭祀给他带来的巨大成就感的诱惑，再次上演托梦的把戏，这次神仙直接告诉真宗其祖先为赵玄朗，于是真宗又是修庙又是造像，还改写了家谱。
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真宗应亳州父老的"请愿"到亳州祭祀老子，并给老子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尊号。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正月初一，真宗还将天帝奉上"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的尊号，同时命令各家设案焚香向天帝致敬，玉皇大帝的称谓便是由此兴起。
真宗似乎已经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当时的龙图阁待制孙奭针对不断有"天书"下凡进谏真宗说道"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又指出如此欺瞒上天，愚钝下民，蛊惑后世，必定"腹诽窃笑，有识尽然。"
但是真宗已经听不进任何与自己美梦相左的言论，在王钦若等人的诱导下，真宗不再关注朝政反而热衷更多的祭祀活动，陶醉于天书、祥瑞、称颂，粉饰太平之下带来的是国库财富的严重流出，北宋建国以来通过节衣缩食留下的财富在真宗朝消耗殆尽，只兴建供奉天书、天帝等宫殿的建设所耗便不计其数极尽奢华。让北宋逐渐走向积贫积弱的深渊。
枢密使王钦若因为在这场闹剧中深得帝心，故而在朝廷的地位无人可及，甚至胆大妄为竟敢假称圣旨，不经奏请私自授官，招来皇帝愤怒。虽后被罢相复起寇准，但寇准对于王钦若一干人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自然不讨皇帝心喜，最后王钦若官复原职，寇准再次罢相。
王钦若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又向不知从何处找来四十位赵姓神仙，绘图献给真宗。当时寇准被贬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通判，其属下私造天书进献皇帝，王钦若得知后向皇帝建议让寇准献书，以服天下，真宗依其计。
而后因王钦若与妖道勾结而遭罢相，寇准再次走入朝堂。而此时的宋廷早已不是澶渊之盟时的样子，君臣之间再也不是相得益彰，大宋自此开始逐步走向深渊。而不断进奏祥瑞，支持策划封禅的王钦若、林特、丁谓、陈彭年、刘承珪五人，也被人冠上"五鬼"这个毫无祥瑞气息的滑稽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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