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我要结婚了,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玉观音吊坠?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玉观音吊坠(玉观音1)

玉观音吊坠

第壹章

我要结婚了。

  我二十四岁,与新娘同龄。新娘是特别富有而且长相也还凑合的贝贝。

  婚礼前的最后一周过得既热闹又疲惫,贝贝家的亲戚朋友真多,我的日程中塞满了没完没了的迎来送往、仪式化的客套和像考试一样的自我介绍。那些祝贺的、送礼的、来看新郎的,就像排队买东西似的一个挨着一个。贝贝的父母得不厌其烦地把我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陌生人引见给他们的整个家族和这家族在上流社会的圈子。还有电话。电话不停地响着,从西雅图、旧金山、芝加哥以及温哥华和多伦多打来的电话,恭喜恭喜之声不绝于耳。也许只有儿女婚嫁这种事,才最能看出这家人在整个北美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和根基。这影响和根基是历史造就的,绝对速成不了的,因而也是令人骄傲的。贝贝已经算是这个家族中的第四代移民了。

  婚礼将在洛杉矶比佛利山庄最有名的教堂举行,很多人都在为这桩婚事而忙碌、而喜不自禁,尤其是新娘贝贝。看得出婚礼之前的贝贝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儿。

  我呢?

  我应该感到幸福,在这个浮华之家如此受人瞩目,有那么多人忙着为我去订教堂,到饭店里去订喜宴,找设计师来做衣服,找摄影师来拍电影,屋里的礼品堆成小山,还专门有人登记造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从未享受过的,是我的幸福!

  当然,我最应该感到幸福的还不是这些,贝贝那位从埃塞俄比亚来的黑人保姆玛瑞丝太太告诉我,这一切都算不上什么,最值得我庆幸的,其实是这桩婚事能让我很快就到移民官那里去唱“卡拉OK”了!玛瑞丝太太在这个华人家庭里工作了二十年,不仅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台湾腔的国语,而且,对华人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喜闻乐见的一切东西都能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可让我这个最纯的华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的是,难道去唱卡拉OK也算是一件幸事?

  “当然啦!就是到移民局去唱美国的国歌呀,就当它是唱卡拉OK好啦。”玛瑞丝说,“我来这边二十年了才拿到了这个身份,可你只要在这边住上半年,移民局就会通知你去唱歌了,因为你娶了一位美国公民做了太太!”

  我故意无动于衷地说道:“当美国公民又有什么好!”其实我明明知道,这是这里的每个外国移民都梦寐以求的归宿,但我偏偏要做出这样冷淡的神情。

  “当然好啦。”玛瑞丝太太夸张地叫起来,“美国,多好的地方!美国对自己的公民很偏心的,很袒护的,法律呀、福利呀,每一样每一样,都很照顾的。”

  我淡淡地说:“好啊,唱一遍星条旗永不落就能拿美国护照了,拿了美国护照就能受美国的照顾了,我当然没意见。”

  “还有啊,”玛瑞丝太太认真负责地告诉我,“不是单单唱歌的,移民官还要问你一些话呢,不过也很好答的。他会问你:喜欢这个国家吗?你就答:喜欢,当然喜欢啦,这是多么伟大的国家。他再问你:愿意为这个国家作贡献吗?你就答:噢!尽我所能吧。总之他问什么你答什么,然后就可以宣誓啦,唱歌啦,唱完歌你就是一个美国公民啦!”

  是的,我因为要和贝贝结婚,所以将很容易地成为一个美国公民,这不仅是幸福,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幸运。于是,我在这个家里装出了笑,装出激动和感谢的表情,装出幸福的模样。我想让贝贝和疼爱她的父母感到满意,我不想让这家里的一切人,包括玛瑞丝太太在内,感到失望和扫兴。

  即便如此,在婚期临近的一天早上,在花园里,贝贝依然疑惑地问我:“你不开心吗,你不高兴吗,你是不是累了?”

  我说:“没有。”

  我搂了搂贝贝,想用身体的温存来掩饰内心的空茫,贝贝问:

  “那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我怎么啦,在这个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我没有热情。

  这里没有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熟悉的朋友。除了贝贝,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隔膜和陌生,包括她的父母。

  贝贝说:“你肯定是累了。不如我们躲开这儿,下周再回来,你喜欢去哪儿?拉斯维加斯?想去赌赌你的手气吗?或者我们干脆走远一点,去夏威夷怎么样?找一个安静的海滩,就我们两个人……”

  安静的海滩?

  我点了头,说:好啊。

  安静的海滩……

  我预料到我必然要和我一直逃避的那个梦境相逢了,在那个安静的海滩。

  这家人都熟知贝贝的任性,当天就有人帮我们订了机票,送我们去了机场。从洛杉矶去夏威夷,我们将在太平洋上空,做长达七个小时的横渡。

  这是二○○○年的冬天,新千年的第一个中国春节的前夕。而在这里,在夏威夷,却到处是夏天的棕榈、刺眼的阳光、蔚蓝的海和烫脚的沙滩。

  夏威夷的这家酒店贝贝显然来过,对一切都是很熟悉的样子。这里远离城市,每个房间都面向大海。清晨,我站在弧形的阳台上,看一只孤单的海鸥从脚下歪歪地滑过。贝贝还在床上熟睡,这给了我一个真正可以静思的片刻,我开始仔细地、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咀嚼昨夜的梦。

  ——是你吗,安心?是你在笑吗?这梦的背景太朦胧了,以致我想不出我们是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有过这样的开怀大笑?在欢快的气氛和跳跃的节奏中,你的面孔显得极其模糊,甚至若隐若现,但我知道,那就是你,你就是安心。

  你在哪里?你还记着我吗?

  连着三天,那个美丽的梦总是如期而至。我每天执意早早地睡下就是为了等它到来。每一天清晨,太阳刚刚跳出对面的海平线,我就迫不及待地醒来,悄悄跑到阳台上,去凝望平静的海面和一两只离群的海鸥。那美丽的梦让我心如刀绞。

  白天,我不再去海边游泳,不想吃饭,一整天躺在床上,像个病人一样。

  贝贝问:“你又怎么了?”

  我说:“没事。”

  晚上,在紧临大海的露天餐厅里,面对着一盏橘黄的玻璃烛灯,我们枯燥地吃着晚餐。海是看不见的,漆黑一片,只能通过由远及近的涛声,想象它的广大。除了海的声音,四周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贝贝的脸在暗处,有些闪烁不定,跳动的烛光浓缩进了她的那双疑惑而又气恼的眼眸。

  贝贝问:“你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抬了头,透过烛火看她。我说:“我想回去,回中国去。”

  贝贝半天没有答话,她当然听出来了,我的语气,神情,显然告诉她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她还是镇定了自己。

  “你想你老爸了?好啊,我陪你一起回去。”

  我低了头,像犯了罪一样:“贝贝,我心情很乱,我不想这么急就结婚。我们都还年轻。”

  贝贝沉默下来,她肯定明白了我的意思,要不然她怎么没声了呢,怎么没有一句追问、一句谴责呢。这个沉默比厉声的追问和愤怒的谴责更让人难受。终于,她从餐桌前站起,一个人离开了,她说:“你和我父母去说吧。”

  贝贝的父母是有身份的人,也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而且,我知道在华人圈儿里,他们的面子是何等的重要。他们有那么多亲朋好友,谁不知道他们宝贝女儿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洞房的门坎?

  我们从夏威夷回到了洛杉矶,路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像同行的路人那样陌生、客气。

  在和贝贝父母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始终低垂着。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贝贝。贝贝的父亲很严肃,他默默地听完了我的过于简单的陈述,他的回答更是简单得令人心悸。

  “好,你不愿意现在结婚的想法我们表示尊重,只不过,这个想法你应该早说。作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对你的决定,对和你有关系的其他人负起责任来。”

  他的态度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愤怒的。他说完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了房门。

  贝贝的母亲没有走,依然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低着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那一向温和的目光里充满了疑惑和责备。

  她问:“能告诉我原因吗?”

  我回答不出。

  她再问:“你其实不爱贝贝,是吗?”

  我把头更深地垂下,无颜正视这位母亲,我说:“原谅我,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她离开了我,我想回去找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贝贝来美国?”

  我无言以对。

  贝贝的母亲也站了起来,她说:“你伤害了贝贝,杨先生,你伤害了我们全家,你应该对你的行为感到羞愧!”

第贰章

如果把一个爱你的女孩儿甩了就算是伤害她的话,那伤害女孩儿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谁让我有一张让所有女孩儿都能过目不忘的脸呢,再加上一张还算有幽默感的嘴,那张嘴里总是随时储备着无数招之即来的笑料。幽默感是大多数女孩儿都会追求的目标,她们喜欢被你逗得哈哈大笑。另外,更重要的是,在上大学以前我就拥有了一套一房一厅的,完全由我独自支配的房子。这些条件加在一起,让我从十七八岁开始,身边就从没断过模样漂亮的女孩子。

  和我上床的第一个女孩儿是我在高考的考场上认识的。按我现在挑肥拣瘦的标准,她身上的肉好像太多了一点儿,手感不好,而且智商也不高。那天这胖妞考试居然紧张得忘了带笔,差点误了一生的前程。我把我的一支备份的钢笔借给她了,这样的相识使我在她心目中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优秀的好男孩儿。后来我们一起去蹦迪,蹦到半夜三更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家楼道黑让我送她上去,我就送她上去了。然后就进了她的家门,然后就在她的卧室里动作紧张地脱了衣服,和她干了那个事儿。公平地说,是她勾引了我。如果仔细回忆一下那天晚上的种种细节,就知道这种事对她来说肯定不是第一次了。明白了这一点让我有一种失身的屈辱感,觉得吃了亏,也让我在以后很久,一直对处女有一种特别渴望的心情。

  后来我考上了北方矿业大学,留在了北京。那胖女孩儿则考到南京去了,自此分手,再无联系。第二个和我发生关系的女孩儿是我在矿大的一个同学,我们算是正式谈了三个月的恋爱,后来是我主动,干了那事儿。如果不干那事儿的话,也许我们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恋爱关系会持续得更久些。

  这位同窗女友和那胖女孩一样,也不是处女。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对晚上约朋友一起出去泡吧开始上瘾。在酒吧那种地方认识的女孩儿可就太多了,其中一半以上是主动愿意和我亲热的,只是因为我自己比较端着,所以成事的不多,成了事也就是一晚上的勾当,露水情缘,一般不会有什么没完没了的故事发生。而且我也知道,想在酒吧那种地方找一个含苞未放的纯情处女简直是痴心妄想。

  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贝贝。在一个叫“男孩女孩”的酒吧,在我毕业前的一个周末。

  她那天是和她北京一个亲戚的女儿一起来这家酒吧听音乐的,我和刘明浩上去套瓷,我们谈了音乐也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北京时髦的笑话。贝贝始终夸张地笑,她的开朗的性格和大方的举止给人好感。后来我们约了第二天一起去慕田峪。贝贝是来北京过暑假的,我和刘明浩就成了她的向导。

  刘明浩原来是我爸他们厂里的一个业务员,后来自己跳槽单干,开了一个小公司。虽然生意做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总算凑足了一套大款的“行头”——诺基亚8810、二手的本田雅阁,看上去已经是个有钱人的派头,也许只有我知道他家里家外实际上的拮据。也许正因为他手上的钱并不充裕,所以刘明浩对钱的敏感常人不及,他一眼就看出贝贝是个有钱的女孩儿,于是极力怂恿我全力投入。刘明浩其实比我还花,只不过长得太胖,对贝贝这种女孩是有贼心有贼胆没有贼本钱。他后来和在“男孩女孩”一起聊天的贝贝的表姐结了婚,也算是抓住了机会。

  我们陪贝贝在北京玩了几天,和这种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女孩儿相处使我觉得自己提高了修养,有一种从未经验过的新鲜感和满足感。但我和她除了游山玩水之外什么都没干,因为在性的方面,她显然不是让我着迷的那种类型,在她面前我没必要像个馋猫儿似的那么贪婪。同时我也自然而然地做到了不说脏话和不随地吐痰,走到哪儿都彬彬有礼,过街时红灯停绿灯行,排队时从不加塞儿。因此我留给贝贝的印象仅仅是北京青年热情、达观、率真而又不失庄重的一面。

  也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走上社会,没有面对生存竞争,没有自食其力,也就是说,还没有体会到金钱的残酷和魅力。

  也因为那时候我父亲还在北京金华电器厂厂长的位子上正襟危坐,我对我爸领导的这家国有大厂快要破产关门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父亲在这家以生产电风扇为主的厂子里工作了三十多年,从学徒工一直干到党政一把手,经历了工厂的初创、发展、辉煌和衰败的整个儿过程。国有企业的厂长工资虽然不高,但灰色收入可就多啦。我上大学那几年,我爸基本上不在家吃饭,天天晚上有饭局;平时往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送钱我爸不敢收,叫人家拿回去,可送鸡蛋、送大米、送饮料、送水果、送菜——包装得很高级很高级的菜,送各种各样很实用但又不是价值吓人的生活用品收了也不算受贿,于是就收。再加上经常性的出差、出国,会议补助、出国补贴;各种名目的奖励和福利费、服装费、误餐费、过节费、书报费、车马费、顾问费、独生子女费、防暑降温费、补充养老保险费等等。我爸那点明面上的死工资其实也就是家里的零花钱,而且大部分都理所当然地被我花掉了。

  我大学毕业那年是我们家的一个转折点。先是我妈病倒,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又背了债,也没能留住她那一脸全世界最慈爱的笑容。我妈走后紧接着就是我爸的厂子倒了,被一家民营企业很便宜地买了去。广大职工或光荣下岗或自谋生路,我爸回总公司待分配,待分配说白了也是下岗,只是听上去稍微体面点罢了。没办法,谁让他们的产品太老了呢。再说这年头空调都换了好几代了还有人往家里搬电风扇吗?以前我爸他们倒也想过实在不行就转产,开发点符合时代需求的新产品,可他们又没这个能力,什么事儿还都得集体研究职工讨论民主决策,程序太多,没有真正能够拍板做主的人!三研究两讨论还没等决策呢,他们的上级单位就把他们厂一笔卖给财大气粗的国宁公司了。其实国宁公司对经营这个厂并没兴趣,他们是看中了这块地,要用这块地起他们的国宁大厦!要不然市区三环以内这么大一块地上哪儿找去,在这儿盖高档写字楼盖星级饭店盖外销公寓盖什么都好卖!

  我爸忙碌了三十几年,突然在一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已不用再去上班,以往门庭若市的家也一下子冷清下来,猛然间他有点儿受不了,受不了这种寂寞和失败的感觉。他整天玩儿命似的喝酒,从早到晚老是醉得胡说八道。看他那样子,我很难想象当年的奖状上那些“青年攻坚英雄”、“技术革新模范”、“新长征突击手”之类的偶像称号是怎么写在他的名字旁边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骄子,我们家也曾经是那样一个有着无数荣誉和体面的家庭,我能体会到那种英雄迟暮的悲剧感。那时,我就要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了,好像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我爸下岗我妈过世,家道中落和亲人的离散,让我在心理上一下子感到特别的孤单无助,从早到晚心里头总有一份突如其来而且适应不了的凄凉。

  人在倒霉的时候才知道朋友的可贵,这时候到我家来看我爸的,只有过去和他不知隔了多少级的部下刘明浩。刘明浩来看我爸一大半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跟我去了我家,在那儿跟我爸胡扯了半个小时,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让我深受感动了好一阵。

  我爸看上去对钱无所谓,还板着脸叫刘明浩拿回去,但他对刘明浩出的一些纯属胡侃的主意却当了真。刘明浩居然建议我爸到那家把我爸从他的工厂里赶出去的国宁公司求职应聘去!这主意不仅荒唐可笑而且颇给人一种有奶便是娘认贼作父亡国灭种还去吃嗟来之食的软骨头的感觉。

  “他们的国宁大厦筹建处正招人呢,像您这种有能力的人,和地片儿上方方面面的关系又熟,他们干吗不用?随便给您开份工资就比您原来挣得多。”刘明浩越说越振振有词,本来是随便说着玩儿的,说到后来他自己都当了真。

  我爸一开始还冷静:“他们那么大公司,还不有的是人才,还用得上我们这种过气儿的人,我都快五十了,干几年干不动了还得给我们养老。”

  刘明浩笑道:“国宁公司说是民办,其实就是私营,老板叫钟国庆,我认识。他还有个妹妹,高中毕业连大学都没上就帮他哥盯摊儿了。他们是这几年才发起来的,手底下还真没什么人。再说,这种私营企业聘您就是给您发份工资,生老病死买房子上保险什么的都是您自己的事儿。人家不管!”

  即便他们越说越热烈,我也一直以为刘明浩也就是这么一说,我爸也就是这么一听,哪儿说哪儿了,听完算完。我真没想到这事儿居然还有下文。过周末那天我从学校再回家时,我爸病在床上,我帮他做了饭,他没吃。我说扶他去医院,他不去。他从枕边拿出一封信交给我,让我替他送到国宁公司去。

  我都不敢相信,那是一封求职信。

  我爸当领导多年,用秘书用惯了,自己的那一笔字总是划拉得既幼稚又潦草,我很难得见他这样认真地写信。信封上那一行“国宁公司负责人亲启”几个大字,竟是那么刻意的工整。

  可我爸越认真我越哭笑不得:“爸,刘明浩顺嘴胡诌的事儿,您怎么还当真了?”

  我爸说:“你甭管,让你送你就送去。”

  我说:“您都这岁数了,又没什么特别的专业技术,人家怎么会聘您这种共产党的万金油干部。”

  我爸说:“他们那种企业,还未准有我这种万金油呢。你知道万金油是什么吗?那叫杂家!不是阅历丰富什么都知道一点儿的人,还没资格当万金油呢。再说我这么多年攒下的这点社会关系,工商、财政、税务、公安,这些关系他们不需要?”

  我说:“这种私营企业,老板是爷爷,雇员是孙子。您当厂长这么多年,吆三喝四指挥惯了,现在去给人家当催巴儿,您受得了那份儿气吗?”

  我爸说:“我这人,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我当学徒那会儿,师傅给你一个拐脖儿,你还得说谢谢师傅,师傅教训得好,你受过这个吗?”

  我一笑:“您说的是旧社会吧。”我爸一瞪眼:“我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我用鼻子说:“旧社会那会儿您还没断奶呢。”

  我爸不满地咂了一下嘴:“你甭跟我贫,怎么让你干点事儿这么啰嗦啊!”

  我实在懒得去。何况去那家国宁公司求职,别说我爸了,我都有受辱的感觉。

  我对我爸说:“您要真想求职等您病好了亲自去,人家肯定还得跟您面谈呢。”

  我爸一脸认真:“让他们先看看我的简历,他们要真需要,自然会找我。”

  我拗不过我爸,看他那上心劲儿,也有点可怜他,只好收了那封信,愁眉苦脸地说:“那我给您寄去,回头我打听一下国宁公司的地址。”

  我爸一听还不高兴了,瞪眼道:“你有那工夫,早送到了。”

  没办法,第二天我拉上刘明浩,让他带我去了国宁公司。那公司在黄寺附近一幢不怎么起眼的楼房里,占了整整一层。从装修上看倒还算有点现代公司的气氛,不少人进进出出的看上去业务挺繁忙。在走道的入口我们被接待柜台的秘书小姐挡住,听说是来求职的便板着脸说我们这儿也没招人啊。刘明浩说你们国宁大厦筹建处不是招人吗,报上都登了。秘书小姐说那你们应该到国宁大厦筹建处去,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说:我们就是送一封求职信,能不能麻烦你们这儿给转一下。小姐说:我们转不了,你们直接去不就得了,转来转去别再给你们转丢了。

  我实在不愿意再到什么国宁大厦筹建处跑一趟,便问刘明浩:你不是认识他们老板吗,你找找他们老板。刘明浩有些支吾,说:他们国宁公司还欠我一笔货款没还呢,我要找人家人家准以为我是上门讨债来了,不好不好。我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倒像是你欠了他的?刘明浩敷衍道:人家老板做大了,咱们总得给人家留点面子嘛。咱们还是上国宁大厦筹建处去吧,就在你爸他们厂子那儿,反正我有车。

  正说着,楼道里走来另一位白领女孩儿,个子高高的,衣着笔挺,一脸严肃,头发短得像个男人,口气也像男人那么大模大样,上来就问:“是美佳图片社的吗?”

  秘书小姐像小鬼见了阎王似的从坐位上站起了身,毕恭毕敬地答:“哟,钟总,美佳图片社的人到现在也没来。这两位是来求职的。”

  那女孩儿的派头让我有点发愣,也有点反感。我一向讨厌女孩子剃野小子式的头,穿中性服装,没女人味儿了。而且我观察过,一般都是长得太一般的女孩才有意把自己打扮得这么另类,有遮丑的作用。她们以为另类都是单一路,很难互相比较,其实比较还是容易的,男人看女人,是美是丑还能看不清?

  除非碰上刘明浩这种色大胆小的家伙,见着打扮新鲜的女孩儿就能眼花缭乱,这时他果然堆出满脸讨好的笑纹,生生地上去套瓷说:“钟总,我是好运贸易公司的,我跟咱们国宁集团做过生意,你们矿泉水厂厂房的外墙涂料就是我进的。矿泉水厂的中央空调我们也报价了,还没定给不给我们做呢。”

  那位被称做什么“总”的女孩儿的脸上,仍然面无表情,那种冷漠简直就是一种趾高气扬。她看一眼刘明浩,淡淡地问:“怎么,想到我们公司来呀?”

  刘明浩连忙指指我:“不是不是,是他来求职,我是陪他来的,我不是跟咱们国宁公司熟嘛。”

  刘明浩接这腔的时候那女孩儿已经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了头,两只眼睛在我的脸上扫了一下,那目光肆无忌惮无遮无掩,让人那份不舒服就跟给你一个大嘴巴再让你吃一口苍蝇似的难以形容。我真不明白难道有点臭钱就能这么牛×吗!

  我一句话不再说,拉着刘明浩走向电梯,刘明浩说:“这就是国宁公司钟老板的妹妹。”我没做任何反应,故意无动于衷,按了电梯然后仰头看上面闪亮的数字。刘明浩问我:“去国宁大厦?”我依然沉着脸没答话。电梯门开了,我们还没走进轿厢,那位秘书小姐不知为何又追了过来。

  “先生,请等一等。”她的话是冲我说的,“我们钟总请这位先生来一下。”

  我问:“干什么?”

  “你不是来求职的吗?”

  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又离开电梯随着那势利的女秘书往楼道里走去。操!我这真是为了我爸!

  那女秘书带我进了那位老板妹妹的办公室。那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我原来还以为这种大公司老板的办公室真的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富丽堂皇呢,至少这老板妹妹的办公室并不比我爸原来的那间大多少,装修也有点儿俗气,东西也不会摆,摆放得乱七八糟。只有写字台和书柜看得出是进口的挺贵的那种,再就是台灯也不错。

  我进屋时那位老板妹妹正坐在大班椅上,见我进来连动都没动,我也对等地没等主人发话就一屁股坐在她对面的大皮沙发上,不甚礼貌地仰着脸看她。

  那女孩儿也看我,我们的目光就这么互不避让地对峙着。最后,她出乎意料地微微笑了一下,首先开口问道:

  “怎么称呼呀你?”

  我没笑,我说:“我叫杨瑞。”

  “噢。”她点点头,居高临下地,没报自己的名字,继续问,“你到我们这儿想求个什么职位?”

  我冷淡地说:“不是我求职,是我爸爸,这是他的求职信。”

  那女的一愣,意外的同时竟然还夹带了些失望的表情,看看我放在写字台上的求职信,疑惑不解地问:“你爸爸?他求职怎么你来呀?”

  我不动声色,说:“你们如果需要他这样的人,可以通知他过来面试一下。如果你们现在定不了,那信上有电话,以后你们可以打电话找他。”

  那女的连信封都没有打开,问我:“你在哪儿工作?”

  我说:“我还在矿业大学上学呢,今年毕业。”

  “是吗,你学什么的?”

  我没说我的专业,冷笑着反问:“你们开矿山吗?开煤窑吗?”我说,“我可以帮你们挖煤去。”

  那女的没笑,口气又恢复了一本正经的官腔,说:“那就这样吧,我们看一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通知你父亲的。”

  这是送客的意思,我马上站起来,说了声谢谢就出了门,临出门前那女的又叫住了我。

  “你叫什么来着?啊,杨瑞。”那女的一双略带凶相的凤眼盯着我,说,“没准儿,以后什么时候我会找个地方,真的开个小煤窑去。”

  后来我知道,这女的不仅是钟国庆的妹妹,还是国宁公司的副总经理,名叫钟宁。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有点像故事了,几天后我父亲居然真的接到电话叫他到国宁公司去面试。面试简单得近似于走过场,然后他就被正式聘为国宁大厦筹建处副主任,让他随便什么时候报到上班都行!他原来的总公司不同意他去私营企业任职,他索性就申请提前退了休,无官一身轻地下了海,又回到了和他厮守了三十多年的工厂。国宁公司给他开的工资每月三千,他拿着这份大大高于期望值的报酬,开始兴高采烈地,积极负责地,动手拆毁那座由他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工厂。

  这下刘明浩可以吹牛了,他说:杨厂长,您怎么谢我,这主意可是我出的。我爸说:我的能力、资历,摆在那儿,我能把这么个大厂管起来,干什么不行!刘明浩说:咱厂子不是让您给管残废了吗。这是我在人家钟总那儿给您垫了好多话,我跟他们一直有生意,不信您问杨瑞。我爸说:好,说吧,怎么谢你?刘明浩咧嘴笑:大恩不谢,您记着就行了,将来国宁大厦工程上要订什么材料,跟我支应一声,给我个效力的机会。我爸说我才去还没站稳呢你别给我找这麻烦。刘明浩只是笑,笑完了冲我爸拱手: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说。

  其实我爸并不知道,或者他什么都知道但嘴上不说,国宁公司能用我爸,完全是因为我。刘明浩心里有数,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冲我感叹过:都说女孩儿靠脸盘儿就能挣钱,现在我长见识了,男孩儿的脸盘儿也照样能挣钱。他说这话时我已经从北京矿业大学矿山机械专业毕了业,并且也和我爸一样,被国宁公司招聘,到他们的供应公司担任了项目经理,月薪八千。刘明浩说:过去讲究郎才女貌,你知道现在讲究什么?我问:什么?他说:现在流行的是,郎貌女财!我笑了,说:操,你丫长得太难看,所以你忌妒。

  就这么着,没人介绍、没人明说,我和国宁公司的女老板钟宁,谈上恋爱了。钟宁有钱、对人热情率直,这是她的长处。短处是脾气火爆、任性。她发脾气的时候,连钟国庆,她的比她大了十多岁几乎像她老爸一样的哥哥,也拿她没辙。

  好在钟宁比较喜欢在公司里管人管事,每天都给自己找一大堆事做,从早到晚忙着见客户、接电话、参加各种谈判和各种应酬、接受部下的请示等等,乐此不疲。说好听点儿,属于事业心比较强的那种,说难听点儿,是比较喜欢出风头,喜欢发号施令,喜欢听别人恭维,喜欢看别人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她因此而有乐趣,而有快感。不过,这在无形中倒解放了我。自从和钟宁上过床以后,我在她身上好不容易发掘出来的那一点新鲜感很快就淡了,她不整天婆婆妈妈地缠着我,只会让我感到轻松。最烦的倒是我爸,见了我就问:和钟宁处得怎么样啦,你对人家可得好点儿,在公司当着同事得尊重人家,公是公私是私,你懂规矩她绝不会小看了你,知道吗!你可别再和你过去那些女朋友来来往往啦,不合适。你既然和钟宁定了就得专一,这是做人最起码的,知道吗!

  我说:知道!

  我挺看不上我爸这样的,虽然我可以对钟宁好点儿,也可以公私分明中规中矩,不去拈花惹草我也不是完全做不到,我是讨厌我爸那口气那表情,让人觉得特势利特没劲儿,有股子好不容易攀上一个高枝就战战兢兢怕掉下来的小市民气。虽然我也知道我爸在国宁大厦筹建处工作特认真特负责,天天在工地上风吹日晒,比前几年在国有企业当官的时候干劲儿大多了。我也知道,我爸从没为他自己的事找过钟家兄妹,他骨子里还有那么一点国家干部的清高和自尊。他对我的关于千万把钟宁伺候好的那些教导,也只是父子之间关起门来的体己话,不宜与外人道。这是他骨子里的另一种东西,我了解我爸。

  毕竟,我爸从一个下岗待分的干部变成了月薪三千的副总;我大学刚毕业看上去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却一下子当上了集团供应部的项目经理——供应部负责集团所属各公司的大宗物资设备的选型采购和进货工作,这个部的项目经理当然是个肥缺。虽然集团对供应部的项目经理管得很严,一旦发现暗中收回扣的苗头立即除名,但同时对这些人实行高薪养廉,项目经理除了每人配备一部诺基亚和一部桑塔纳之外,另有月薪八千。而且一天到晚老有客户请吃饭,每个月个人的饭钱算是基本省下了。谈生意就得吃饭,这个公司允许。那一阵儿北京兴吃鲍鱼,好几百甚至上千元一个的鲍鱼我都吃顶了,吃得整天只想喝粥就咸菜。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钟宁。

  我刚到供应部的时候,分给我做的项目并不多,部里的头头也知道我和钟宁的关系,也就情当养着我。我每天没事就找几个朋友泡酒吧打保龄,和他们领来的女孩儿聊天。有不少女孩儿喜欢我,总约我出去玩儿。对这些女孩儿我总是若即若离浅尝辄止,轻易不和她们上床,一来怕被谁缠上没完没了闹出去被钟宁知道,二来我那时眼光高了也确实没有看得上的。

  刘明浩也给我介绍过几个女孩儿,开头都是跟我吹嘘如何如何漂亮,可等我一见着人没有一个不失望的,越吹得玄乎越让人跌破眼镜。我老损刘明浩:老刘你见着过漂亮的吗?刘明浩说:别的不敢吹牛,漂亮姑娘见得太多了。我说:电影里?哎你知道吗,现在又出了个章子怡,挺纯的。刘明浩顺竿就上:咳,章子怡呀……我用话打断他:熟!刘明浩笑道:那倒不是,不过我还真认识一个人,跟章子怡长得那叫一个像,比章子怡还纯呢,不骗你!我斜眼看着他,一点都不信,但还是忍不住问:在哪儿呢,谁呀?刘明浩说:就在京师体校跆拳道俱乐部!

  刘明浩最近参加了一个跆拳道训练班,一是为了赶时髦,二是为了减肥。刘明浩说:“杨瑞,你还不练练跆拳道去,就你这身材,这肌肉,半年就能练到蓝带级的水平。你练练就知道了,真的挺有意思的。”

  我笑笑,问:“你说那女孩,真那么漂亮?”

  刘明浩不笑,说:“操,绝对是个处女,错了管换,行了吧?”

  我说:“漂亮女孩练跆拳道,那不毁了吗?”

  刘明浩说:“她不是练跆拳道的,她是道馆的杂工。”

  噢,杂工?

  处女,杂工,长得像章子怡一样的女孩……不知为什么,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真的让我有了一种要看个究竟的渴望。第二天我和刘明浩一起吃中午饭,一人喝了一小瓶红星牌二锅头,都有点脸红耳热,一个赛一个的话多。饭后,借着酒劲儿和被酒劲儿扩张起来的一种游戏心理,我跟着刘明浩去了京师跆拳道俱乐部,报了名。

  京师跆拳道俱乐部是京师业余体校自办的三产,用了体校的场子,那场子比我想象的不知要破旧多少倍。两天以后,就在那幢简陋得像个大仓库一样的训练厅里,我见到了我后来发誓与之生死相爱的女孩儿安心。

第叁章

飞机从洛杉矶起飞时天已经黑了,混沌中仿佛一直是在暗夜中飞行,在东京很繁琐地降落了一次之后,在上海又无端地停了很久。我没去计算总共飞了多长时间,漫长的旅途加上东西半球的时差,生理感觉早已晨昏倒错。当我走出北京的新机场大楼,乘坐出租车驶向城区时,整个北京依然被扣在漆黑的天幕下。

  虽然只不过离开了几个月的时间,可当我终于又看到了那些自小熟悉的街道,看到那么多似曾相识的路人,闻到车窗外扑面而来的夹带着汽车尾气的味道时,我几乎忍不住要轻轻地喊出声来:“嘿,北京!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我曾经以为我不会再回到这里,因为我深爱的安心离开了我。她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坚决,刹那间无影无踪,让人以为我们永远不会重逢。所以那时我要离开这里,我必须忘掉过去,必须在记忆中抹掉所有能让我流泪的痕迹。

  现在,我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我无法忍受没有安心的日子。我回来了,我发誓即使找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耗尽我的一生,我也要找到安心。这个誓言使我激动得几乎热泪盈眶。

  我能清楚地记起第一次见到安心的那个下午,阳光从京师跆拳道馆高高的窗户外斜射进来,让地上已被磨平的绿色地毡显得更加陈旧。在旧地毡的中央,一群高班的学员正在训练劈腿,“啊嘿、啊嘿”的喊声既振奋又枯燥。我们这群刚人道的初级班学员则在训练厅的一角列队而立,恭听着教练像背书一样一本正经的训导。

  在我的印象中,那天的训导是在向我们启蒙跆拳道的历史和意义——跆,就是脚踢腿踹;拳,就是拳击拳挡;道,就是精神!精神,你们懂吗?跆拳道提倡勇往直前,提倡友爱,提倡礼仪,提倡尊重对手,讲究人格的完善!内修精神、性情,外修技术、身体,培养常人难以企及的意志品质和忍让谦恭的道德精神……哎哎,大家注意啊,听课时精力要集中……

  我知道教练是在说我和刘明浩。在我认真听讲的时候刘明浩悄悄用手捅我,我移目走神,果然看到一个少女拎着一只水桶和一把墩布,从道馆大厅一角的小门出来,顺着墙边向大厅的另一侧走去。头顶的阳光从训练厅高高的窗户上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给那女孩儿的轮廓镀了一层雾一样的朦胧和辉煌。我看得有些发呆,那女孩儿的轮廓真是很美,但脸的细部无法看清,也许是越模糊的美越有神秘感的缘故,所以那女孩儿的朦胧反而更加令人心慌意乱。

  说实话我最初见到安心并且一下子就喜欢上她的内心起因,不过是缘于一种最原始的生物冲动。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敢担保,她绝对是一个花苞未开的处女,这给了我很多疯狂的幻想,同时对教练那边言之谆谆的什么跆拳道的技法和精神之类已经充耳不闻。我满心盼着快快下课好尽早和刘明浩商量怎么设计追她。

  如果说,刘明浩以前拉着我泡酒吧,陪我上国宁公司送求职信是因为跟我的交情,那么现在,他帮我泡妞则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意。他的好运公司正在争取国宁大厦空调设备的采购订单,我是钟宁的男朋友,又是国宁集团供应部的项目经理,自然也就成了好运公司的“大客户”。刘明浩帮我办事,应该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客户公关工作,本质上是他好运公司分内的事。

  可能是刘明浩跟我太熟了,他还真没把我当“大客户”那样捧着,我求他时他居然还有点心不在焉,他说:“你追就追吧,还用得着我出主意吗,那女孩儿一见这么漂亮的帅哥,看上去又挺有钱,还不立马晕菜!你就留神别将来想甩甩不掉就行。”

  追女孩儿对我来说当然不难,其实这两年更多的是女孩儿追我。我干什么都没有像和女孩子打交道那么有自信。可这回不知从何而来的,有一点心虚。所以我对刘明浩说:“这女孩儿可能真是挺纯的,不像能和男的随便乱来的那种。”

  刘明浩歪着头看了我半天,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哎哟,看来你还真上心了,不容易。这样吧,我先替你打听打听,看看她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字。哎,是不是最好知道她家住哪儿,家里有没有人,是不是?”

  刘明浩冲我暧昧地诡笑,我不想跟他逗,认真地沉默着。那几天我什么都不想,只等着刘明浩的消息,同时天天按时去京师跆拳道俱乐部,心不在焉地习道。虽然常常只有一瞬间的长短,但还是每天都能看见那个干杂工的女孩儿在练功大厅里静静地穿过,干一些清洁和收拾垫子之类的零活儿。每当她出现在练功厅的时候,总能吸引很多学员的目光。这帮人都是色狼!我也抓紧机会看清了她的脸——细嫩的皮肤,小小的鼻子,嘴有点翘,眼睛黑白分明,眉毛既清晰又干净,有点男式的英武。我敢打赌这张脸可以让所有的男人都心里痒痒,想入非非。

  刘明浩没用几天便鬼鬼祟祟地探来了一些情况,这女孩儿名叫安心——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从云南来的,就住在京师跆拳道馆里,负责收拾器具,打扫卫生,早晚开门关门之类的工作。从这些情况可以断定,她在北京应该没什么可以帮衬的亲戚。

  ——一个初来北京的,孤独一人的,无依无靠的打工女孩儿,这就是安心的全部。这很好,跟我想象和期望的几乎完全一样。我有了信心,开始具体地琢磨机会。

  根据跆拳道馆的规定,当然,也是根据跆拳道的“精神”,我们每天下课之后必须留下两个学员帮教练做收练功服、皮靶子和清理场地、关窗户等等工作。对于我们这群人道不久道行不深的新人来说,这是件打心眼里不愿意做的苦差事。可这苦差事轮到我的这天,却使我意外地发现这居然是一个可以和安心套瓷的最自然的机会,因为我们收好东西以后要一一交付给她,交付给她的时候我便有意磨蹭,特别认真负责似的。安心只是专心清点、整理,然后分门别类地把那些东西装进柜子。动作小心而又麻利,半天了都没有抬头正面看我一眼。我竭力表现得殷勤友好,什么事都抢着帮她做,但似乎没起到什么效果,连个正眼的交流都没有捞到。

  于是我又开始故意挑剔她:“嘿,这东西是放这儿吗,不对吧?”

  她倒是一脸认真地解释:“是啊,是放这儿。”

  “那这个呢?”

  “这个也放这儿,我来吧。”

  “我来我来。”

  收完东西之后,我又眼里有活儿地帮她归置了一下这间零乱的储藏室,这时她的反应有些不同了,抬头留意地看了我一下,大概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心勤快热爱劳动的优秀青年吧。

  她终于主动开口问我话了:“你是学生吧?”

  我说:“我已经工作了。”然后不失时机地延伸了话题,“你呢,你不是北京人吧?”

  她没答,却反问:“能看出来吗?”

  应该说,她说话的措辞和口音,并没有太多的外地腔。可如果一个北京女孩儿长得像她这么精致,谁会到这个地方来当杂工呢。这个论据当然是不能说给她听的,说了就不礼貌了。我岔开话头,说:“你叫安心对吧?”

  女孩儿有点惊讶,那表情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警觉,她问:“你怎么知道?”

  “咳,听人说的呗。”

  “听谁说的,你身边有人认识我?”

  “没有,我听张大爷说的。”

  张大爷是京师体校守夜看门的临时工。在这儿,大概只有张大爷跟安心相熟。

  “张大爷?”安心疑惑地做思索状。在我看来,那副思索的表情和疑惑的声音,都是天真无邪的,她的眉头微皱,嘴半张着,有如孩童一般的幼稚。她的每个动作,每个姿势,似乎都能让人心里一动。

  我再次绕开话题:“你就住体校里吧,那你每天在哪儿吃饭呀?”

  “我自己做,我有个煤油炉。”

  我停了一下,突然说:“晚上请你吃饭怎么样,吃过北京烤鸭吗?”

  安心笑一下,我发觉这个笑突然变成了一种很成熟很老练的笑,她说:“对不起,晚上我有事呢。”

  我本想叮问一句:那你什么时候有空?但没有开口,因为那样多少就有点死缠烂打的味道了,说不定会让她感觉不好,感觉不好就欲速则不达了。

  我放长线钓大鱼地结束了和她的闲聊,主动和她告了辞。从跆拳道馆出来,刘明浩还在等我,他车坏了要搭我的车。上了车就问:“套得怎么样啊,我估计那妞准是不搭理你。”

  我撑着面子:“谁说的。”

  刘明浩诡笑:“我说的。”

  我说:“你别嫉妒了,我们聊了好半天呢。”

  刘明浩半信半疑:“没请她出来吃顿饭?”

  我说:“哪有这么急的,你也太没档次了。”

  刘明浩几乎笑出了声:“行行,你丫有档次,你就慢工出细活儿悠着来吧。”

  看来这事是得悠着来。接下来的一周,我又间隔着向安心发出了两次邀请,每次都找了个合适的由头,话经过预先编排,也说得挺自然,但都被安心既简单又坚决地回绝了——对不起,我今晚有事。她的“今晚有事”虽然语气表情上还算委婉,但说得不假思索让我相当下不来台。在女孩子面前我的自尊心一向极强,被女孩儿拒绝很容易让我恼羞成怒,我心里会忍不住用香港电影里的那句话发狠:你以为你是谁呀!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安心拒绝我的邀请确实是“晚上有事”,她每天下班后要赶到东城区文化宫去上夜校,她上的是初级会计班。当然这些情况也是刘明浩刺探来的。这小子在北京三教九流跟什么人都混得半熟,“伟哥”涨价、巴以打架、克林顿买房子、布莱尔当爸爸,世界上的事他知道一半,中国的事他全知道。

  我去东城文化宫打听了一下,这个财会班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但只要交钱,随时可以插班。于是我就报了名。第一天晚上上课我去得稍稍晚了点,课已经开始。我走进教室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后排的安心,她正低头做笔记呢,旁边的坐位空着,就像是特意给我留的似的。我夹着书包走到后排,在安心身边坐下,她才抬头无意地看了我一眼,愣了。

  “杨瑞?”

  我也故作惊讶:“咦,是你?”

  这场邂逅弄得挺自然,从安心的表情上,能看出她并未发现我有什么居心不良的破绽。愉快的同学关系就此开始,第一天下了课我就主动提出用车送她回体校,她说不麻烦了,我坚持要送,说没事,反正顺路。她没再客气,就上了我的车。我老老实实开车送她到地方,路上除了几句闲聊,别无饶舌。从那以后,她每次下课都允许我用车送她,后来又发展到接受我提出的在她下班后“顺路”把她捎到学校的好意。再后来,我又顺理成章地在去上课的路上提出先吃点东西的建议,我说我饿了,咱们找个地方垫垫肚子吧,你喜欢吃什么?

  一说到吃饭,安心又表现得既坚决又果断了,说:“我吃过了,你吃吧,我等你。”表情语气依然委婉,但依然说得不假思索。

  我问:“我今天训练完了和你一起出来的,你吃什么了?”

  “我吃了一块饼,中午买好的。”

  我真的有些心疼她了:“你干吗那么艰苦呀。”

  “没有啊,挺好的。”她说。

  我有意挑了一家比较高档的酒楼,停了车,拉她进去。我猜想她大概从未在这么讲究的地方吃过饭吧,这让我很兴奋。我喜欢看女孩子跟着我的时候目露惊喜的那种感觉,那会让我觉得特有面子特有快感。

  那天我点了足够两个人吃的菜,我想云南不靠海,大概吃不着海鲜吧。所以我点的菜就以海鲜为主,什么生蚝、带子、青蟹之类,估计她一辈子都没吃过。在我的劝说下,她动了筷子,吃得不多,有点儿两袖清风不占便宜抵制拉拢的架势。她的冷淡的反应让我多少有点失望,也许是我的期望过高了,我原来期望她大呼过瘾然后狼吞虎咽才好。

  这次请客对我来说弄不清是成功还是失败。当我第二次又提出在路上“随便吃点什么”的时候,她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决起来,表示已经吃过不想再吃了。我说:那你坐在一边陪陪我吧。她也不干,她说:我一陪你你又该点一大堆菜了,吃不了太浪费了。我说:如果你觉得好吃哪怕只是尝一口,那就不是浪费,我心甘情愿花这个钱。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心甘情愿,可我承受不起。

  再往下我实在说不出更多的甜言蜜语了,我们都沉默下来,终于没有停下来吃饭,直到车子开到了东城区文化宫,也没有再说什么。那一天我们是全班来得最早的一对。

  那一阵我真是很辛苦,我从未这样煞费周章地泡过任何女孩子。除了来回接送安心上课下课之外,我还总在每次跆拳道训练结束时,积极主动地替其他学员值班收拾器具,帮安心打扫卫生。但安心对我,总是彬彬有礼,保持距离。时间一长,我有点泄气,也有点烦了。看得出安心很穷,生活极节俭,可对我的帮助总是那么清高不取。开始我心里还挺赞赏她的安贫乐道、穷困不移,可她总拒绝总拒绝就让人觉得她是端臭架子,拿着劲儿,让人难以亲近,让人觉得这女孩儿怎么那么不知好歹,怎么总也泡不开喂不熟啊!

  渐渐地,我有些没趣了,道馆训练后的杂差我也不那么上赶着大包大揽了,文化宫的会计课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本来就没想学什么会计!

  刘明浩说:“我早知道没戏,我一看那女的就知道是从小让父母关家里和男孩儿握个手都觉着你占她便宜的那种小地方人。你要把她泡开了得费多大工夫呀,等于是替社会进行基础教育呢,等泡开了估计你也腻了。另外,我估计这女孩儿有点性冷淡,对男人从根儿上就没兴趣。你这么有形的男孩儿这么泡她放一般女孩儿早降了,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估计就是。”

  我说不出话来。

  和刘明浩聊过这次之后,我心里特烦!那枯燥乏味的会计课,我干脆彻底不听了,谁要当什么劳什子会计。本来钟宁对我心血来潮去学什么会计就有意见。她平时虽然总是忙着公司里的事不缠着我,可一旦有空来情绪了就要求我随叫随到,我和安心一块儿上会计课就关了手机也不搭理她的呼叫,她为这个冲我发了好几次脾气。

  她发脾气我就不说话,做出一副不解释不反击也不妥协的样子,这策略看上去还挺有效。

  会计课中断下来,但对跆拳道,我却渐渐有了些兴趣。我在中学和大学都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二传,四肢灵巧有力,在京师道馆我们这一班里,我的身体基础最好,进步也是最快的。教练总在全班面前表扬我:攻防会用脑子,动作标准,膝夹得紧,送髋到位,落地控制好,等等之类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大体掌握了前踢、横踢、下劈、侧踢、后踢等动作的技术要领,跆拳道中最好看的后摆腿也做得很像那么回事了,就是侧摆还有些生,摆不好总要自己摔着自己。拳法那一块也练得还行。教练说得对,拳法主要是靠判断,靠脑子。还有就是步法,步法靠的是经验、是体力,那不是一天两天的道行。

  于是每周五次去跆拳道馆的训练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照例还能看到安心在角落里默默地干活儿,目光相遇时,她挺严肃,我也就没什么表情。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她的,但我不露出来了,心里有点跟她较劲儿!

  在我们的训练满两个月的时候,道馆决定进行一次班内的竞赛,决出一些项目的名次。虽然这只是教练们的一种训练方法,但对学员来说,毕竟有种考试的感觉,所以没有不重视的,每天早早地就来训练。刘明浩的身材练跆拳道本来就勉为其难,一说要比赛,更是知难而退,再加上他那一阵的生意也特别忙,所以干脆彻底不来了。

  我们这个班平时训练是在下午四点至六点,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下午两点至六点。在比赛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中午因为陪钟宁参加一个应酬,快两点半了才完事,再怎么往体校赶也是铁定迟到。我索性慢慢开车,到体校门口放好车又慢慢地往训练馆那边溜达,以便对刚刚塞满一肚子的山珍海味做一番消化。没想到遛到训练馆时却见大门紧锁,很多学员都堵在门口还没过去呢。来晚的在小声询问原委,来早的在大声发着牢骚,个别嘴狠的已经开始骂骂咧咧。我问一个同学怎么了,他说:咳,开门的到现在也没来。我说:操,这都过了快一个小时了,应该找他们俱乐部退钱去。这时教练过来了,大家都住了嘴,因为根据跆拳道的精神,骂骂咧咧是不行的。

  教练板着脸,看表。让大家对着树先自己练练步法。大家没动,有人代表大家说:鞋都没换,怎么练啊。教练有点没好气,说:能练的练不能练的就别练。

  大家谁都没动,好像谁要去练谁就有点傻冒似的。突然,大家的头都向一个方向转过去,包括教练,似乎都找到了同仇敌忾的目标。我也看到,安心正气喘吁吁地朝训练馆跑来。我这时才猛省,原来每天负责开门的,正是安心。

  教练故意看表,他的表情和看表的动作像鞭子一样抽得安心面色惨白。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对不起,我……我来晚了,对不起……”

  大家都不做声,看她。她慌乱地在自己的衣服里和背包里摸索,摸不出钥匙。她突然想起什么,磕磕绊绊又向训练馆边上自己住的那间简易的小房跑去,教练在她身后没好气地大声催促:“你快着点儿吧!”

  有人在教练身后嘀咕:“这还不炒了她。”教练回应了一句,算是对所有学员的安慰:“回头跟俱乐部反映吧,再这样没法练了!”教练的话和现场的气氛,让我心里直发紧,有些为安心不安,进而我突然腾地蹿出一个念头,拔腿便向那间小房跑过去,跟在安心身后进了屋。安心这时已找出钥匙,我顺手把钥匙接了过来。

  我问:“你上哪儿去了,没出什么事吧?”

  我的语气是体贴的、安慰的、替她担忧着急的,安心喘着气,说:“对不起。”

  我和安心一起跑回训练馆的大门口,我打开门,在大家往里进的同时我大声对教练说:“不好意思教练,安心今天有事出去,把钥匙交给我了,让我来开门,我他妈给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教练直愣,半天才说:“你什么狗记性啊,得得,赶快进去吧,回头再说。”

  有关系不错的学员在身后拍我:“你丫得请客啊!刚才你也站半天了还跟着哄你就愣没想起来?”

  当然,安心也愣在那儿了。

  那天下午我练得特别卖力,全神投入,内心很快乐。安心好像被俱乐部的人叫去干别的活儿了,直到我们结束了训练熄灯走人了也没有再见着她。

  晚上,我又去了东城文化宫的会计班。因为我想见到安心,想看看她对下午这事有什么反应。

  安心见我又来上课有点意外,想问我什么却没开口。我也没开口,更是故意不提下午的事。我们都做出专心听课、专心记录的样子。其实我落课落多了,老师讲的什么“现收现付制、权责发生制”之类的内容我大都没有听懂。

  下了课,我们收拾着书包,我问安心:要送你吗?

  安心犹豫了一下,点了头,说:好。

  我们一起走出教室,走出大楼,直到上了我的车,安心才开了口:

  “能跟我说说吗,干吗要对我这么好?”

  我说:“没什么,我觉得你挺不错的。”

  我没有发动汽车,两人都沉默着。天下雨了,车前的风挡玻璃上有了些稀疏的雨点。安心说:“我该怎么谢你?”

  我说:“请我吃顿饭吧,我这人就喜欢吃。”

  安心说:“你喜欢吃的那些东西,我请不起。”

  我说:“你知道我现在喜欢吃什么?我现在就喜欢喝粥,吃咸菜。”

  安心看看我,想判断一下我是说真的还是逗呢。她说:“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

  我说:“现在就有空,我今天晚上正好没吃饭。”

  安心不知是没有准备,还是想要推托,说:“今天?今天不行,我身上没带钱。”

  我好像今天这顿饭非吃不可似的,我说:“没事,我先借你。”

  安心说:“我不想欠别人的钱。”

  我说:“那你是宁愿欠别人的情啦。”

  话这么说下去,安心当然脱不开这个套。于是我们驾车来到了地安门,那儿有一家二十四小时都开门的饭馆名叫嘉陵阁,是一家不算高档但四川菜做得很不错的馆子,而且人不多,环境幽雅。我们落座后我让安心点菜,安心说我吃过了你想吃什么你自己点吧。我说有你这么请客的吗,真让我不好意思。安心听不懂北京人的幽默,有点脸红地接了菜谱,说:那你想吃什么?

  说实话我真喜欢看她那局促的样子,我更加相信刘明浩的话,她绝对是个处女,错了管换。我笑笑,又把菜谱拿回来,说:我自己来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否则这饭我不吃了。她问:什么?我说:你得跟我一块儿吃。

  我叫了菜,都是些挺便宜挺家常的菜,我怕安心心理上受不了,没敢点贵菜。但我要了酒。

  酒菜上齐,我喝白酒,强迫安心喝啤酒。我们举起杯,安心先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笑道:“这可说大了,我让你请客其实是跟你逗呢,救命之恩我可当不起。”

  安心倒挺认真:“可不是救命之恩嘛,我要是让俱乐部给辞了,我就没饭碗了。”

  我静下来看她,她有那么一张耐看的脸,有这样一张脸的女孩儿会没有饭碗吗!我说:“安心,你在北京呆的时间还太短,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肯定有很多机会的,可能用不了一年,你就不会再干俱乐部杂工这种活儿了。在北京漂亮女孩儿永远都是紧缺的,你以后说不定会大红大紫比我都有钱呢。”

  安心看着杯里的酒,脸上出人意料地无动于衷,她说:“我在北京,只想学一门专长,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就行。”停一下,她又说,“我只想平平安安地生活。”

  我沉默了,她的平淡和低调好像藏了许多深意似的,那张娇嫩的脸也突然显得老成起来。我看到她低头喝酒,喝了很大很大的一口。

  我说:“安心,我真想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家里都有什么人,你在家生活得好吗,干吗要一个人跑到北京来?你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谋生吗?”

  此刻,确实,这一切我都想知道。但我不知道的是,安心能不能用真实的她来回答我。

第肆章

我回到了北京。

  我离开美国离开贝贝回到北京,是为了寻找我的安心,尽管我知道,此时的安心,绝不可能还留在北京。

  从机场乘车驶入市区的时候天已很晚。车子从三环路由北向南,开得很快。三环路比我以前的印象显得宽阔了许多,车流也不像过去那么拥挤。我特别留意了中途经过的团结湖小区,在长虹桥西侧的万家灯火中似乎看到了我爸住的那片楼群,看到了那个亮着幽黄灯光的窗口。我鼻子里有点发酸,我知道我爸这两年过得不好,他因此而恨我,我倒霉的时候也因此而不管我,我们父子之间从那以后就几乎断了来往。我随贝贝去美国时都没有向他辞行。快一年过去了,我现在总想再见见他,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爸,他养大了我。

  但这一晚上我没有去我爸那儿,而是让司机从北到南几乎贯穿北京把我一直拉到了靠近南三环的方庄,找到了我以前常来的那座塔楼。塔楼的电梯坏了,我摸着黑拎着不算太轻的行李一直爬到了十五楼,敲开了刘明浩的家门。

  刘明浩的新婚太太李佳大概已经从跨海长途中知道了我突然退婚回国的消息,见了面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质问和责骂。我这才发觉自己真是昏了头自投罗网,竟忘记李佳是贝贝的表姐,现在到刘明浩家简直就是找骂来了,但想要退出为时已晚。

  等李佳唠叨够了,刘明浩才把我拉到书房,问:“你和安心和好了?”

  我摇头回答道:“我还没找到她呢。”

  刘明浩说:“她不是回老家了吗?”

  我说:“对,我明天就去买火车票,我要到云南清绵去找她。”

  清绵——这就是我在那个名叫嘉陵阁的小饭馆里第一次听到的地方。

  在我和安心交往的日子里,我们无数次说到清绵这个地方。在安心的描绘中,清绵的山永远是深绿的,水永远清澈见底。那是一片没有任何污染的净土,连汽车的尾气都难以闻到。进入清绵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索桥,桥下是水浅流急的清绵江。许多年前安心从那条长长的索桥上走出来,走进了保山城里最好的中学,从那时开始,她实际上便已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在清绵,安心的家大概算得上一个富足之家。她的父亲开了一家中药加工厂,还给周围的群众开方子治病,既是医生又是私营企业主,在山里是个受人尊敬的人物。她的母亲原是山西的插队知青,在清绵扎根落户,一直没有回城,后来在清绵的群众文化馆工作,是当地的一个文人。安心说她母亲没事儿还写诗呢。看得出与开作坊做医生的父亲相比,安心更崇拜她的母亲,谈话时以母亲为荣的神情屡屡溢于言表。这使我多少有点感动——即使在那样穷困闭塞的山区,人们更尊重的,更看得起的,更津津乐道的,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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