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栩然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多年以后，毛主席回忆往事，都会记得1935年前后，张国焘闹分裂的事。
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一年后，已经在延安扎根立足的他，竟然又迎来了一段“灰暗”且哭笑不得的日子。
因为，“钦差大臣”王明，回来了。
1937年11月29日下午，延安没有起大风，天气清冷。
王明从莫斯科乘坐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延河边简易的延安机场。
同机到达的有其夫人孟庆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从迪化（乌鲁木齐）搭乘飞机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以及一位苏联顾问。
王明回来了，是带着野心和目的回来的。
在当天的晚宴上，毛泽东致辞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毛泽东说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1930年的时候，有人讥笑他的话。
那时候毛泽东扎营在井冈山上，有人就故意说：毛泽东住在井冈山顶，晓得什么世界形势？谈什么革命？
和王明相比，毛泽东是真的在山上搞游击，所以被嘲笑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而王明则是在革命的大本营莫斯科，掌握的是“正统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王明下的是住神仙的昆仑山，毛主席下的是闹革命的井冈山。
一个接仙气，一个接地气。
这就注定了两人一定会走向不同的道路。
2
王明在延安待的时间不长，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天赋。
他会经常抱着一大堆的理论书进行演讲，有时候甚至还会安排警卫抱着书跟在他后面。
作报告的时候，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讲到某个具体问题的时候，还会时不时就翻一下俄文原版的著作，一下子翻到他要讲的那一页，用俄语念出一段来。
不说背诵如流吧，至少做到了翻书如流。
这就引起了很多青年人的盲目崇拜。有的学生甚至专门走很远的路，也要去听他的报告。
毛泽东曾在那段时间自嘲说，“自打王明回国后，我的命令不出这窑洞”。
而且凭借着自己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名号和广泛的人脉交往，王明在社会上也混得风生水起。
他长期待在武汉，在国统区俨然就以身代表了中央。
最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原本想在王明旗下的《新华日报》上发，居然被王明给拒绝了。
理由是文章太长。
所以，虽然当时的共产国际曾带话给王明：“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但他显然是不服气的。
回到延安的第十天，在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王明又开始了他的天方夜谭。
他传达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今天的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这句话会后被逐渐简化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这句话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看起来政治非常正确。
但要知道，王明鼓吹的服从统一战线，是服从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政治格局，“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
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来讲，有这样的说法和认识，不是蠢、就是坏。
难道这才过去了十年，就已经忘了我们党当年放弃独立性、放弃武装，从而遭至的惨痛失败，血泪教训了吗？
哦，我忘了，那个时候的王明不在国内。
革命者和进步群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与他无关。
面对王明的咄咄逼人，毛泽东不得不接连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不要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顽固派的攻击，就想着自废武功了，而且寄希望于自废武功之后，敌人也就跟着自废武功了。
一般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列宁
王明熟读马列经典，但显然并没有真正读进去。
针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说法，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而为了争取更广大的伙伴，毛泽东又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简而言之一句话：“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就在这个会议期间，全体与会的中共高层照了一张合影。
这张合影非常经典，值得一看。
大家注意看，稳坐C位，一幅睥睨天下、舍我其谁气质的人，就是王明。
而毛泽东呢？
他站到了右上侧的角落里，似乎再次被“边缘化“了，甚至都快出照片边框了。
一直到1938年7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在9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抗战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一下子拆穿了王明长期以来忽悠人的“苏联圣旨”。
王明的政治野心才算宣告破产。
3
王明那些不讲实际的说法流毒甚广，因为看起来很“政治正确“，也很符合“大势所趋”，又因为他很长时间里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见“，所以导致很多官兵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偏差。
一直到了抗战后期，毛泽东还不得不专门对这样的思想和说法进行苦口婆心劝导：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
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剖有点像这几年流行的一句名言：当美国指责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有。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啊。
客观来讲，王明这个人极为聪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确实无比精通，算得上是一个“理论家”。
但他的问题在于只有“心比天高”，却没有任何接地气的实干，毛泽东后来曾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病症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毛泽东
而毛泽东的优势则在于，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就是大家最熟知的“实事求是”。
也正是王稼祥回延安之后不久，毛泽东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这是最早的，有据可查的，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公开论述。
而到了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则第一次完整解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
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纸上谈兵，空讲理论。
但这实际是只是实事求是的第二重境界。
而第一重境界，毛泽东在很小的时候就领悟了。
4
1906年，毛泽东13岁，还在韶山的村子里干农活，和父亲毛顺生的关系很紧张。
毛顺生
这一年的冬至，毛家请客，毛泽东再次和父亲爆发激烈冲突，毛顺生怒极下就要动手打人，而毛泽东则直接跑到屋外，做出要跳进门口池塘的样子。
最终在众人的劝说下，父子俩最终妥协，毛顺生承诺不再打他，而毛泽东则回家向父亲道歉。
这起“父子之战”给毛同学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甚至于30多年后，已是党和八路军领袖的毛同学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讲述自己生平时，第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这件事。
毛同学从这件事里，得到了一个受用终生的道理：如果公开反抗来保卫自己的权力，他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自己怯懦屈服时，父亲则打骂得更厉害。
他后来把这个道理，精准概括成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成为上面提到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这句醒世名言的源头。
而在我看来，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充分领悟了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
儒家有言“大杖则避，小杖则受”，意思是当父母打自己的时候，如果只是小小的惩罚一下那就站直了挨打，但如果父母要冲动地上大棒的时候，就一定要跑了。
否则，真让父母在自己身上打出毛病来，是陷父母于不义。
那些以摧残自身来想让父母伤心的孩子，其实是愚蠢的。
而毛泽东显然不是，他一看父亲动了真怒，果断往外跑，并用跳水相威胁，让双方得到了妥协。
甚至于这种妥协也充满了灵活性和原则性的统一。
按照旧时代的传统，儿子向父亲道歉是一定要跪下磕头的，但毛同学倔强地坚持只跪一条腿。
关于为何只跪一条腿，多数资料里都没有作说明。
我比较好奇，就到处找了找，最后在一本介绍其弟弟毛泽民的书里找到了一个不算理由的理由。
作为家里的长子，大哥带头反抗老爹权威，弟弟毛泽民肯定也是有会于心，有样学样。
于是，在有一次也惹怒了父亲需要磕头道歉的时候，毛泽民也只跪了一条腿，他解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的两条腿，一条是父亲给的，一条是母亲给的，父亲让他跪，他只能跪一条腿，而母亲给的那条腿，不能跪。
如此具有灵活性艺术的话，如果真要有师承，一定只能来源于毛泽东。
几年后，毛泽东到了省城长沙读中学，其间一度退学，每天去省立图书馆读书，晚上到湘乡会馆住宿。
湘乡会馆非常乱，三教九流、飞鹰走狗，尤其是住了很多游荡的士兵和一些学生，总是争吵打架。
有一天晚上，士兵和学生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士兵要杀学生。
双方剑拔弩张，甚至动手流血，作为辍学生的毛泽东按理说也很危险。
但他却没有丝毫损伤，原因是他见势不妙，果断躲到厕所里去了，一直等到打完才出来。
这一晚，也体现了毛同学的机智灵活，他从来就不是什么莽干的人，在特殊的情境下，特别是危险的时刻，总是能灵活多变的采取一些更能保全自己的策略。
这样的行为方式，不仅帮助他后来躲过了很多风险，甚至也是他能带着红军走出困境的关键。
1930年，打下福建长汀的毛泽东，接到了中央的指令，要求他们去打南昌。
如果你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应该会知道，毛泽东他们去打南昌的红一军团只是这次重要指令的其中一部分。
另外还有，红三军团打长沙。
然后，一起和贺龙的红二军团、徐向前的红四军团围攻武汉。
这个战略的名字叫：饮马长江，会师武汉。
我们党早期最头脑发热，也是最牛逼的李立三时代来了。
毛泽东在进军途中还写了一首非常豪迈的诗：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7月30日，抵达南昌一江之隔的新建县，但守敌太强，打不下来。
毛泽东做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只让一小部分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说是纪念3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就撤走了部队。
打了，又好像没打。
这就是灵活的艺术。
所谓“实事求是“，首先就是不能教条主义，认死理。
我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来讲故事，是因为很多人连这第一重都没有突破。
该灵活的时候死守原则，该原则的时候偏偏随意变通。
有些任务目标之前定的再好，有些原则之前坚持了再多年，也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具体的形势，及时地进行调整，而不是刻舟求剑、按图索骥。
拿着一个准则就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到处套用，这是书呆子的做法。
读书，不是为了读成书呆子。
尾生抱柱固然也让人“不得不服“，但并不值得效仿。
如果是毛泽东的话，他大概率会在桥上醒目位置写下“二十八画生已来过”，然后飘然而去。
很多年后，毛泽东指责那些浮皮潦草、只懂照本宣科的工作作风时，专门说了这么一段话：
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的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简直是人间清醒再 1。
5
好了，前面我们已经讲完了“实事求是“的两重境界。
但更为重要的，其实是第三重。
因为“实事求是“这几个字太过有名，后来很多人把它庸俗化、物质化了。
以为“实事求是“就是单纯的实用主义哲学，不管东不管西，有用就是好东西。
对于此，毛泽东曾经专门做过批驳。
“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实践论》
实用主义哲学的人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局部事物出发，把视野局限在他们经验范围之内去研究事物的规律，因而他们往往只对局部的少数人“实事求是”，而忽略了从全局的、全体人民的范围去研究事物规律。
也就是相声里的一个经典名言“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呢？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
说白了，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去探求普遍存在规律，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
很多年前，毛泽东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曾经反复去思考过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彻底地改造字节、改造社会，真正实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理想世界。
他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写成了一封信给自己的老师黎锦熙，在信里他这样写道：但凡天下之物，只有知其理，才可益穷之。圣人之所以通达天地，知晓未来，皆因抓住了事物的本源。
并留下了经典名言：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这里的大道之源、天下之心，实际上就是指的规律。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虽然想到了，但用的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些术语。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年后毛泽东一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刻接受了它。
因为他们的底层思考早就想通了。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举一个例子，就像苹果落地，绝大多数人只能想到秋天到了、苹果熟了，而牛顿就会去想到底是什么力量主宰了这一切，再苦思冥想写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用数学的语言去阐释事物运动背后的本质规律，开启经典的力学时代。
当然，后世的爱因斯坦以及量子学派则更进一步，从时空的角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解释。
物质世界的规律探索，人类进步很大，而且发明了科学的语言进行阐述，并因此发展了现代的科技文明。
但人类社会的规律，比如政治、军事、组织等等，尤其难以让常人真正理解透彻，更难以用准确的语言进行分析记录。
所以古往今来，这类本事都是不传之秘、帝王之术，懂的人往往讳莫如深。
而毛泽东无疑掌握了这样的秘术。
用以预测分析，极为准确。
之前，我曾经写过毛泽东提前二十年预测了日本侵华，但实际上他当时连日寇的侵华路径都预言了：先满蒙，北边动，而后，胡马骎骎入中原。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了第三个年头，很多人都在想这样的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毛泽东的判断是：据经济家从经济上观察，战事不能再延一年。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一年后就基本进入最后阶段，1918年正式结束。
1941年的时候，二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日本政坛发生重大变化，原有内阁下台，主张对苏联进攻的东条英机上台，国民党和美国等都觉得日本会北进打苏联，而毛泽东则判断日本会南下。
事实比预测的还要可怕，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幕布。
等等。
这样的预测不是瞎说，毛泽东所仰仗的“秘术“，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第三重境界：
用苦心求得的规律，来指导现实的实践。
这种在无数实践基础上总结提炼而来的规律，再灵活运用规律去指导实践的一整套思维做事体系，才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精髓，也才是毛泽东和其他人拉开差距的地方。
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真正的规律是要下很大功夫才能得到的。
不是坐在那里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就能格出来的。
实事求是的“求“字，点名了这里的关键。
要去下苦功夫调研，去探寻，去研究，去分析思考和总结。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毛泽东
刘少奇是党内公认爱读书、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人，他在1957年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为了说明干部职工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引用了《回乡偶书》这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唐·贺知章）
刘少奇的意思是，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唐朝的官去外地也是不带家属的，而且很少回家，所以回老家的时候，才会“儿童相见不相识”。
这也是典型的没有去深究，而是“想当然”思维。
毛主席知道后，觉得刘少奇通过贺知章的诗断定中国古代在外做官不带家属的证据并不充分。为此，毛主席特地翻阅了《全唐诗》和《唐书·贺知章传》，却都没有发现贺知章不带家属的证据。故而1958年2月10日，毛主席特地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所谓‘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应该不是他自己的儿女，应该是他的孙辈或者曾孙，但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的太子宾客，在京城不会没有眷属，他是诗人，又是书法家，也并非出家之人。纵观唐朝史料，从未听说过禁止官吏携带眷属前往京城，因此不可用‘少小离家’作为古代官吏禁止携带家属的证据。自从听说你的发言之后，我总觉得不甚妥当，请你仔细考证一番，也许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写了这些供你参考。”
不久，又加了一个字条：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就这么一句随口说的话，毛主席居然翻了那么多书，那么慎重地写了封信提出自己的疑问。
而且毛主席经过考证，也并未说自己就一定对，只是请少奇同志“再仔细考证一番”，这才是“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啊！
“求“这一个字，包含的是要下苦功夫、硬功夫，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最后的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实事求是的原理是什么？
第一层，不僵化，要让行动符合逻辑。
第二层，不空谈，要让理论结合实际。
第三层，掌握历史的主动，要让规律指导实践。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而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就就一定能达到远见卓识。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校长宾步程手书了《汉书》中的一句成语——“实事求是”，悬挂在岳麓书院讲堂。
此时，毛泽东正寄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从宿舍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书院的匾额。
在日后的革命岁月里，无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亲身实地调研，还是被撤职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始终从中国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名篇章。革命队伍的壮大，印证了毛泽东对于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
1943年11月，在延安的中央党校，为了给学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全校师生参加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的大礼堂。
将要竣工时，党校的同志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题写的正是——“实事求是”。
这几个字至今仍镌刻在中央党校的大门上。
实事求是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成为他最终极的心法，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 END ——
这里是栩然说（ID：xuranshuo）。微信上写毛泽东最集中、最深度、最有趣的地方，致力于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实现从三观到认知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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