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皇帝当中，康熙是一个很有所作为的封建君主。在对代西方文化上，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他不仅表现出对西学的浓厚兴趣，也任用一批西方传教士担任官职。但是随着天主教会内部礼仪之争的扩大，康熙对西方传教士的戒心也在滋长，他逐渐改变了原先对天主教的开明态度，转而加强对天主教的控制，到了晚年甚至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想法。
康熙帝
天主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由来已久，礼仪之争的根源在于教会内部对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性以及对传教方式的不同主张。礼仪之争的核心是关于天主的译名及中国教徒是否能祭祖和祭孔的问题。天主教能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国社会习俗的适应性,以及对于儒家学说和传统礼仪采取的态度。利玛窦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他在传教过程中采取适应性的策略，在他所著的《天主实义》中他尽可能引用儒家的言论，证明基督教的“天主”就是“六经”所说的“天”和“上帝”，此外，利玛窦还容忍中国信徒的祭祖与祭孔行为，认为祭祖只是中国人表达对先人怀念的一种方式，而祭孔只是知识分子表达对老师的尊敬，二者都是社会性的而非宗教性的民间礼仪。但是，在利玛窦死后，龙华民就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儒家的天不能代表基督教所称的的创造万物的尊神。虽然，龙华民的意见没有被大多数的耶稣会士所接受，但是礼仪之争已经在教会内部展开。
西学东渐
在康熙统治的中后期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越来越激烈， 礼仪之争的扩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天主教会其它派系进入中国传教。“1632年，首批多明我会士进入中国并准备留下来，接着来的是方济各会士。这两个修会的会士都不赞成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教的方式的主张”。方济各会、多明我会是欧洲著名的古老修会,素以保守、固执著称。特别是多明我会,在欧洲历来以神学权威自居,长期主持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对裁判异端特别有发言权。他们对耶稣会容忍中国礼仪特别反感,多次上书罗马教皇,要求禁止这种礼仪。他们之所以对耶稣会的传教方式不满，不仅是由于思想上的分歧，还有利益之争，“礼仪之争开始之前，耶稣会士已经因为垄断中国传教区的问题而与托钵修士产生摩擦，这种摩擦在中国、印度、美洲和欧洲同时上演。”可见，方济各会、多明我会挑起和扩大礼仪之争还有为争夺在中国的传教权的目的。因此，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会士黎玉范、利安等人不断挑起事端，直接促成了礼仪之争的扩大化；礼仪之争扩大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罗马教廷策略的转变。“17 世纪中期后,随着葡萄牙势力的衰落和天主教在欧洲元气的恢复,罗马教廷改变了原先委托葡萄牙海外殖民当局专管的做法,直接介入中国教会内部事务,试图把中国置于教廷的直接控制之下。” 在当时，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占据垄断的地位，而它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继承罗明经、利玛窦所开创的中国化传教路线是分不开的。因此对于中国礼仪,罗马教廷不再持宽容的政策,而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试图通过否定中国礼仪来否定中国耶稣会中国化的传教策略,从而达到否定耶稣会在中国所取得的传教成就,进而控制传教的主动权。因此，在礼仪之争问题上，罗马教廷的态度也日趋强硬。
利玛窦
随着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的正式介入,这场礼仪之争愈演愈烈,以至于不可收拾。在礼仪之争扩大前，康熙对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一直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在康熙在位的前期，天主教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康熙对天主教采取开明的态度不仅是由于他自身对西方文化的亲和与想利用西方传教士的科学知识为清王朝服务，更重要的是耶稣会一直遵循利玛窦的传教路线，一定上掩盖了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在康熙看来“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说,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因此，只要西方传教士遵守中国“法度”，他可以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一旦天主教会改变原先的传教方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甚至想要挑战他的皇权的时候，他是不会允许的。对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康熙还是比较关注的，1700 年11 月30 日在华耶稣会士向康熙提出了“祭祖和尊孔是否具有宗教性质”的问题,请求康熙裁决。他们的目的是想借助中国皇帝的权威压服反对者。康熙在当天就给出了回复，“本日奉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可以看出，康熙赞成的是利玛窦一派的做法。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开始逐步介入礼仪之争，礼仪之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耶稣会士的做法非但没有取得预料的效果，反而加剧了他们与反对派的矛盾。反对派认为耶稣会士对教会的事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依赖教外皇帝，这是离经叛道。教皇对耶稣会士的做法也十分的不满，并且认为“康熙僭越了他的权力”，“康熙也坚信罗马正在破化他的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因素在增长，礼仪之争也有了争夺权力与政治交锋的意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宗克莱门在1704年11 月20 日命圣职部发布禁令七条,裁决中国礼仪涉及偶像崇拜,是异端,要求全面禁止，并且派了多罗出使中国，传达教廷命令。
曲阜孔庙
多罗出使中国是礼仪之争的高潮，也是促使康熙转变对传教士以及天主教态度的关键之一。多罗于1701年12月27日被克莱门十一世为主教、特使和教廷巡视员前往中国。从内心上来说，多罗在传教问题上坚定地反对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但起初他没有直接表明他的态度和来华目的。1705年12月4日多罗抵京，康熙起先优礼相待,但“事实上，康熙对于多罗来华的使命，心中存在怀疑，在礼节照顾的同时，也留心观察。”1705年12月32日，康熙第一次召见多罗，态度十分和蔼，但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康熙对多罗来华的目的和他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态度已经不太和蔼，“康熙让多罗呈报教宗，不可更改中国礼仪，况且这些礼仪并不反对天主教教义”。次日，“又一次要多罗转告教宗，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孟之道，西洋人自利玛窦来华以后，一直奉公守法。将来有人反对祭祖祭孔，西洋人就很难再拘留中国。”1706年8月20日，多罗离开北京南下，1707年，多罗在南京宣布罗马教廷已经决定禁止祭祖祭孔的礼仪，要求在华传教士一体遵行。康熙早已经对礼仪之争十分的不耐烦，对多罗也没有好感，多罗此举激怒了康熙,他于是把多罗驱逐到澳门,交由葡萄牙澳门总督看管。康熙还下令凡愿继续在华的传教士必须表明遵守中国礼仪,领取政府颁布的传教印票,“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多明我会士、巴黎外方传教会和罗马传信部的神父拒绝“具结”,被康熙驱逐出境。康熙的这一举动表明,他准备自己充当在华天主教教徒的庇护人,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方传教士已经有了戒备心理，对天主教加强了控制。
孔庙
但是康熙这时还没有想要禁止天主教的想法，他对罗马教廷改变对待礼仪问题上的态度还有一点期望。因此康熙曾经两次主动派人赴欧,请求教皇收回禁令。但罗马教廷固执己见,坚持原有立场。1715 年3 月19 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再次发布严厉的禁令,要求世界各地所有的中国礼仪之争”都应按本规定结束。在内容上,此禁令除了重复1704 年以来的严厉态度外,还增加了一项宣誓内容。它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保证完全遵守教皇禁令,否则不能在中国担任听忏悔、布道或主持祭祀的工作。1720 年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第二次使团——嘉乐使团到达北京。嘉乐使团的到来非但没有缓和双方的矛盾，反而使事情终于变得不可收拾。1721年1月17日，康熙阅览了嘉乐教宗禁约的译本，了解到罗马教廷和10年前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勃然大怒,在教皇禁令上朱批:“览此告示,只可说是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可如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这时有了禁止天主教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
西方传教士
康熙晚年禁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礼仪之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礼仪之争是康熙转变对天主教态度的关键，是康熙禁教的直接导火线。从表面上看，在这场礼仪之争中康熙凭借强大的皇权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是从深层次上看，礼仪之争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以“隔绝”的方式被暂时掩盖下去，对中西方来说都没有好处。一方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遭到来自政权的压力，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天主教会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一方面，禁止天主教同时也就阻隔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国与西方的隔膜也就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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