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师，沈从文看到学生走红，自然是欣慰的。汪曾祺走红源头是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那段岁月，尤其是昆明的茶馆，见证了一位小说家的历程。
汪曾祺与沈从文合影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交集，始于西南联大。
1939年夏，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沈从文任教该系，担任该系二年级课程，开设了“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三门课程。或许可以说，从二年级开始，汪曾祺才正式成了沈从文的入室弟子。
当时，汪曾祺居住在昆明一条叫青云街的街道里，是沈从文租下的一幢楼道，住在一起的还有后来成了巴金夫人的陈蕴珍，陈当时正复习准备考学。
听了沈从文的课后，汪曾祺开始写小说。也就在这一年（1940年），汪曾祺与一班热爱文学的学生，在校园创办了《文聚》文学杂志，发表学生习作。沈从文在看了汪曾祺发表在《文聚》上的一些习作后，大为赞赏，并向朋友做了热情推介。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在写给施蛰存的信中写到了汪曾祺，有着极大的期许：“……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几个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不知何故，汪曾祺却没能在联大毕业。有史料说，汪是因为体育、英语成绩不及格而拿不到毕业文凭的。
在过去了三十多年后，沈从文仍对汪没能拿到西南联大毕业文凭而耿耿于怀，在与亲友的书信往还中时有表露，只不过仍是语焉不详。1972年4月7日，沈从文在给朋友窦达因的信中写到：“近年写《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当年联大开除的学生，和上千搞写作的比较下，好学生可全落后了。”没拿到文凭自然就算不上是好学生了。1972年6月10日，沈从文在致张宗和的信中对此也有提及：“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张宗和是张兆和的大弟。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先是留在昆明，边在中学教书，边在沈从文指导下写小说。后去了上海，因为没有文凭，生活自然毫无章法可言。已经回到北平并任北大教授的沈从文，依然关心着汪曾祺，并继续替其介绍职业。1947年2月初，沈从文致函李霖灿、李晨岚等朋友，推介汪曾祺：“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有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沈从文一直高看汪曾祺，视其为朋友。李霖灿、李晨岚等时供职南京中央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时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馆长。其实当时，沈从文也受到了来自于不同阵营思潮的冲击，内心的震荡是空前的，仍心系学生，可见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刮目相看。
解放后，沈从文离开北大与文学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汪曾祺则来到北京，先是在市文联工作并在所属《说说唱唱》杂志任编辑，后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此间，汪开始京剧剧本的写作。
反右运动开始，汪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继续留在农科所做事，因擅绘事，被派往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此段应是汪一生中最为晦暗的岁月。
这时，沈从文的日子也不好过。继续在历史博物馆干着讲解员的活，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罹患了严重的高血压与心脏病，便于1960年底入住阜外医院治疗。即便如此，汪曾祺的遭遇依然是放在沈从文心上的。1961年1月22日，沈从文在阜外医院写信给汪曾祺，鼓励其能够通透些，从容些。自然写得有些隐晦：“……从气功技术看，有时可能也用得着说‘是否当运’四个字。当运即科学。不当运，即老古董迷信而已。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在同一封信中，沈从文鼓励汪曾祺坚持写作，并要保持一种由内而发的常态：“……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颗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终生的。我们用这点空想来互勉吧。”
病中的沈从文，身在医院，心中还是忘不掉身处逆境的汪曾祺。1961年2月2日，沈从文写信给汪曾祺。时，沈从文仍住在阜外医院。信中写的自然是一些勉励的话，开首便道：“曾祺：得到你一月十五日的信，应当想象得出我高兴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地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这封信写得很长，长达六千余字，据说，沈从文靠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写了有好些天。沈从文以自身以及家庭的艰难而苦难的经历，循循善诱，开导自己的学生，以砺其心志，强其筋骨，沈从文在信中继续写到：“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睛雨雪照顾的。这话初看正像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翻版，事实上可大不相同，因为这里注重的是做一个普通扎实的人！我同意你的初步生活打算，一时如没有机会回到什么文化工作位置上，也不妨事，只要有机会到陌生人群中去，就尽管去滚个几年吧。趁年龄还来得及，有的是可学的东西。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时代大，个人小得很，惟小小个人有时搁的位置如恰当，也会做出许多有益事情。”赤诚的师生情怀，若出其里。
在沈从文的激励下，汪曾祺根据切身经历，并观察与思考，着手小说写作，写成了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并拿给沈从文和师母张兆和，二位看后，大为赞赏，时，师母张兆和任《人民文学》编辑，在编辑部传阅后，一致以为是当时少见的好小说，即发表在该刊1962年第六期上。此时，经多方努力，汪调入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并继续小说写作，写出了一批深获行家嘉许的小说。沈从文看到汪曾祺的创作成绩，颇为欣慰。
1962年10月15日，沈从文在给朋友程应镠的信中写到：“……曾祺也在北京，是从张北农村学习三年不久回来的，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的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强得多。现年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可谓是嘉惠之词，溢于言表。程应镠早年曾就学于西南联大，应是与汪是前后届同学。
此后，汪曾祺接手改编京剧《芦荡火种》，依然大获成功，尤其体现人物特性的文学语言风格，引入京剧人物对话，达到了出乎意想的效果。1964年7月25日，沈从文在给程应缪的信中，特别写到了这一点：“……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昨《人民日报》有专文介绍，说得很恰当得体。同时上演剧本不下廿种，似乎还少有能达到汪作水平。可知剧改由笔下较好作家（甚至于由第一流作家）来参预是极合理的。因为观众多，阶层广泛，改得好，教育意义也大！”
沈从文对汪曾祺取得的成绩，萦绕于怀。1965年11月18日，沈从文在给程应缪的信中再次写到：“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类此事或许还不少的。要承认这个现实，不必杞忧。总的方向好就够了。”至于老舍先生是否了解汪曾祺会写小说，找不到更多的佐证。到是汪曾祺后来曾写过一篇《老舍先生》，追忆当年在老舍手下工作的情状，其中写到：“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的水平与才气……”
沈从文似乎将汪曾祺作为标尺，衡量左右，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子、儿媳。沈从文分别于1967年5月11日、1967年5月15日致函小儿沈虎雏、小儿媳张之佩，均以汪曾祺说事，可见沈对汪的由衷欣赏：“……正如搞《沙家浜》，能如汪叔叔笔下精彩，那里是从二三年中训练班可以解决？那里是一般训练方法即可解决？……大学校里教员，主任和教授，很多写小文章也不成。大多数也不会写小说。还有各省作协的负责指导写作的人，也多不会写小说，或很少写过几篇又有思想、又有文笔、可以示范的小说。……多近于温室育苗，稍露苗头，即抬举过高，期望过大。……一般缺点是既不会写人，又不善于写事，更不知如何写有特殊性风景背景”；“……《沙家浜》和《红岩》（戏改名《山城旭日》）原均由汪叔叔执笔，经江青改，到目前已肯定是革命样板戏新戏，成功的戏，虽然报上不见汪叔叔的名字，事实上他出的心力最多，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了一点儿光荣。过去他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了多年，老舍不认识他的长处，搞事务性多，么处难发挥，极可惜。现在搞戏改，可搞对了。若‘趁热铁打钉’，必然还可希望再写出三五个好戏！还可能会写得出更合理想的新作。”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改编京剧样板戏，汪已走红。除了改编《芦荡火种》为《沙家浜》，汪曾祺还参与了京剧剧本《杜鹃山》的写作。作为老师，沈从文看到学生走红，自然是欣慰的，而且，熟识汪曾祺走红的路径，并非一朝一夕，走过了数十年的路程，源头是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那段岁月，尤其是昆明的茶馆，见证了一位小说家的历程。沈从文分别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作出了表述。
1972年4月7日，沈从文在给窦达因的信中写到：“……古人说的‘勤能补拙’，永远有现实意义……小小成功也不至于骄傲……有个亲戚黄永玉，初中只读一年，自己学木刻，又喜欢音乐、文学、杂艺术，综合知识，兴趣广，搞的木刻在国内也就似乎取得了些纪录突破。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我在学校较久，明白‘好学生’可未必中用。倒是当时学校认为不成的学生，后特别努力，反而成就出色。近年写《沙家浜》的一位汪同志，就是当年联大开除的学生，和上千搞写作的比较下，好学生可全落后了。”
1972年6月10日，沈从文在给张宗和的信中写到：“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要这里已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有时间多看书，多看点杂书，另一时或许还得用。不仅治学有帮助，做人且更有帮助。”
1972年6月14日，沈从文在给巴金夫人陈蕴珍的信中写到：“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读来颇有意味。
1972年6月16日，沈从文在写给窦达因的信中写到：“《沙家浜》的改编者汪曾祺，廿五年前在西南联大写散文就极出色，会叙事！我不懂音乐，可是听到一切有名好曲子，都像是极会用乐章叙事，不仅能写人，也能把人放到一定节令、一定景物背景下，加以解释，雄壮和柔和都有色彩和性格，我从中还可得到种种启发，转用到写作上。因为它用的动人处，都有个共同点，只是表现的工具不同而已。”
因为样板戏的写作，汪再次陷入政治漩涡，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沈从文对此深感忧虑，且感到无从着手，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竟顾左右而言他，恐怕也是为了缓解学生更多的内心压力，其良苦的用心，无出其右。1977年4月4日，沈从文给汪曾祺写信，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作我的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到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恼羞成怒’，竟指着我的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心中过意不去，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现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传奇，还以为早已踏着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过了多少蠢人作的自以为聪明的蠢事，那会把这种小人的小玩意儿留在记忆中难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信中所指的“中山狼”姓甚名谁，如今怕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厂准备改编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本子几易其稿出来后，沈从文似乎都不甚满意，以为失去了小说固有的诗意。汪曾祺也认为《边城》的拍摄，是需要超越于现实之上的。1980年9月中旬，沈从文在给徐盈的信中写到：“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手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一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沈从文对汪曾祺的说法是很认可的。
新时期以来，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获得了极大成功，广受读者喜爱，自然而诗性的笔法，给传统小说界注入了一股清丽的新风，尤其《受戒》《大淖纪事》等。汪曾祺的小说创作自然也受到老师沈从文的赞许，沈从文在回答一些学者论家的采访时，以为“素朴亲切”是汪曾祺小说的特色。1982年11月7日，沈从文在给吴宏聪的信中，对此有较为详尽的叙说：“函中问及曾祺作品特征，此事值得专家介绍，或较具体。我印象只是‘素朴亲切’。由于‘对人事有深刻理解，对文字应用效果，也有深刻理解，一切心中有数，所以才能在极普通小小故事中，给读者一种清新印象。’其实我说的还不甚得体，似不妨转引胡乔木同志随便谈及曾祺成就，简而扼要。他于春节到我家相看时，谈及曾祺作品，以为‘无一句空话’，我等于把他意见重译成我的习惯用语，便是‘素朴亲切’四字。说来容易，作来可相当困难。年轻作者，最容易见出才华，文字装饰性过多，辞胜于理，不易持久。浪漫抒情，易得到一时成功。至于处理平凡故事，有意求素朴亲切，却易涉寒酸，见做作处，求素朴中具丰腴感，便不容易。以私意言，作者必对人事有深刻理解，和使用文字非常明白分寸，两结合，才易慢慢达到如此境界也。以曾祺近作《大淖纪事》为例，私意或能得到认可也。”淡淡着墨，却是笔力无限，穿越纸背。“素朴亲切”一说，是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嘉许，是否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自我写照！
录入编辑：王建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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