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源出克烈惕部，其历史可上溯到八九世纪的九姓鞑靼。土尔扈特部始祖为翁罕。12世纪后半叶，翁罕为克烈惕部首领，其时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在蒙古诸部中被尊称为「也可汗」，而此时的铁木真，童年丧父，屡遭磨难，身处逆境。因翁罕是其生父也速该的「安答」(异姓兄弟)，有著「亲宜世继」的关系，便成为铁木真最理想的保护者和同盟者。宋庆元5年当铁木真援助翁罕击败了乃蛮部的袭击后，两人在土兀刺河再次结为父子，确立了「父子安答」的关系。
克烈惕部12世纪时游牧于蒙古高原偏北地区。此后随著铁木真部落的掘起和元朝的建立、灭亡，该部落逐渐衰落，并向西部游牧，正是这个阶段，克烈惕部分易名为土尔扈特。
明朝末年，居于我国北方和西北的蒙古民族分作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游牧在青海、新疆一带的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亦称四卫拉特。他们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西北雅尔，16世纪末17世纪初，其西部牧地已达额尔齐斯河上游、伊施姆河一带。
厄鲁特各部之间虽有联盟，但互不统属难相制衡。当时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洪台吉逐渐取代和硕特领主地位，成为四卫拉特联盟盟主，「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并企图兼并土尔扈特等部。由于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其部长巴图尔浑台吉意图兼并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不满于蒙古王公之间的纷争，与巴图尔浑台吉交恶，两部关系紧张，于是率一部分牧民向西游牧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在这里，他们又受到沙皇俄国扩张主义者的威胁。沙俄塔拉将军加加林要他们「宣誓效忠沙皇」，签订相应的条约，加入俄国国籍。厄鲁特蒙古各部断然拒绝了俄国的无理要求。俄国塔拉当局也拒绝了土尔扈特希望与俄国和睦相处，允许他们在该地游牧的要求。这时沙俄的侵略势力伸展到西伯利亚南部土尔扈特部以北地区，在原为卫拉特蒙古辖地和传统牧地上，建立了托木斯克、叶尼赛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一系列哥萨克军事堡垒，奴役、掠夺和剥削当地广大牧民，并对与其相邻的土尔扈特部虎视眈眈，伺机南下，严重威胁土尔扈特部之生存。
在这种形势下，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连同附近一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共约5万帐19万人，于1628年离开了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原游牧地，经过长途跋涉和无数次战斗，击败了途中阻拦的诺盖人，越过哈萨克草原，于17世纪30年代，向西迁徒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草原。
伏尔加河中下游草原曾是强大的钦察汗国的心脏地带。钦察汗国瓦解后，这一地带属于阿斯特拉罕汗国，16世纪50年代被俄国征服。由于长期战乱，原住的游牧民大批走散，俄国一时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发，所辖军民集中于为数不多的据点而已。留里克王朝绝嗣以后，俄国经历了二十年大混乱时期，直到1618年才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恢复正常，而这个新王朝又长期把力量集中在对付西方强邻波兰上。所以，当土尔扈特人来到伏尔加草原时，几乎如入无人之境。俄国阿斯特拉罕边区军政当局只能坚守城镇，根本无力制止土尔扈特人占领草原。
土尔扈特人把这里看作是休养生息、发展牲畜业、繁衍部落的理想境地，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行围猎之利。活动范围，东至乌拉尔河，与哈喇哈尔榜为界，西至顿河，界图里雅斯克(即土耳其)，南至黑海北岸哈萨克地区，西至萨拉托夫，接俄罗斯国境。部落居住中心是在伏尔加河与乌拉河之间的马怒托海，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于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在这裡，他们遵循古老部落组织的习惯和观念生活著，「置鄂拓克，设宰桑」，管理部众。按照传统政治制度建立的议会组织「固尔札」，是本部最高的议事、决策和权力机构，经常商定部落内外大事，制订法律和执行部落传统的习惯法，解决部落之间的矛盾、争议和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和部落的稳定。土尔扈特人敬佛诵经，按蒙古习俗生活，并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其它卫拉特部及内地的联系，从无间断。
当时，俄国政府的实际控制力量虽然尚未达到辽阔的伏尔加河草原，可是当土尔扈特在这裡建立起新的游牧生活之后，沙俄政府立即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早就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和鄂尔勒克，「在认识俄国人的初期，就对俄国人的道德品质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根本就「没有宣誓隶属俄国之意」。
16世纪中，沙俄用武力相继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后，接著就把侵略魔爪伸向其觊觎已久的土尔扈特蒙古，侵略破坏活动连续不止，曾遭到土尔扈特人的抗争。
1643年，和鄂尔勒克率部进攻俄占阿斯特拉城，在战斗中牺牲。沙俄鉴于土尔扈特有相当的实力，企图在四卫拉特中进行分化瓦解，1642年，沙俄利用土尔扈特部和准噶尔部的矛盾，派遣克列皮可夫见巴图尔洪台吉，诱骗他和沙俄合作，用武力联合进攻土尔扈特部，遭到拒绝，后又企图拉拢和硕特部阿巴斯一起进攻，也未能得逞。
面对沙俄侵略的威胁，和鄂尔勒克的儿子书库尔岱青并没有在沙俄淫威下屈服，而是继承其父遗志，对沙俄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是佛的」，并对侵略者说：「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除神以外，他们不怕任何人」。1646年，沙俄为了达到控制土尔扈特的目的，乘书库尔岱青赴西藏熬茶礼佛、晋拜达赖喇嘛之机，在土尔扈特贵族中，大肆进行煽动，诱骗他们「要求俄国保护」，但其企图也落空。之后，又从军事上施加压力，在土尔扈特部沿边周围，修筑军事要塞，屯驻侵略军，并不断对土尔扈特部进行骚扰。在武力威胁因遭土尔扈特部众反抗未能奏效后，即转换策略，採取政治手段，在贵族中进行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以图达到控制土尔扈特并使其归顺的目的。如沙俄妄图以陞官和物质引诱书库尔岱青及其子朋楚克等人来归顺，均遭他们的拒绝，其妄图直接统治土尔扈特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至1659年迫于俄国的压力，土尔扈特在形式上臣服于沙俄。于是，在伏尔加草原形成了一种双重主权的特殊状态：俄国享受形式上的最高主权，土尔扈特人保持著实际上的内政独立。儘管如此，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仍然「独立行动，甚至进攻沿伏尔加河诸俄罗斯城市」。土尔扈特人的不断反抗，使俄国政府无法实现对他们的彻底征服。于是俄国当局又採用了另一手。他们强迫土尔扈特放弃自己信仰的佛教，改宗东正教，企图由此驯服强悍善战的土尔扈特。「俄国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然而，与俄国政府的愿望相反，「所有这些努力的最后结果都是同样的－－激起了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起来反对改宗正教的活动」。他们思念厄鲁特各部和亲人，怀念祖国，曾多次遣使向清朝政府朝贡。
17—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沙皇俄国，为了适应其国内新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进一步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一方面，在南方夺取黑海出海口，和瑞典进行长期战争;为支撑战争的需要，沙俄在国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紧徵兵徵税，同时，对邻近的土尔扈特蒙古等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并强迫土尔扈特部众当兵开赴前线为其作战，伤亡颇多，严重削弱了土尔扈特蒙古的力量。1673年后，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土尔肩特蒙古地区多种商贸经济特权，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公然宣称土尔扈特已属己有，因而遭到了土尔扈特人民的强烈反对和顽强抗击。17世纪中，土尔扈特人积极响应由俄国农民领袖拉辛率领的顿河、伏尔加河农民起义和巴什基尔人起义。
1708年，在阿玉奇汗领导下，袭击了沙俄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狠狠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势力。1724年，阿玉奇汗逝世，由其孙敦罗布喇什继位，沙俄乘机加强控制，并强制实行对土尔扈特汗的任命权。1761年，敦罗布喇什也故去，由其子渥巴锡继位，时年仅19岁。沙俄欺其年少，乘机将土尔扈特直属于汗的最高权力机构王公议会「固尔札」，强行隶属于沙俄外交部的控制下，其「固尔札」成员实行年俸制，并派官员直接进行管辖，干涉「固尔札」内政，以达到操纵「固尔札」、架空汗的目的。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在土尔扈特内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固尔札」首领，以分化瓦解土尔扈特内部力量，与渥巴锡汗相对抗，进而驾驭之。
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这对维护土尔扈特蒙古内部团结及保持与卫拉特其它部联系方面起有重要作用。沙俄政府懂得要牢牢控制和佔有土尔扈特，必须改变其宗教意识形态，断绝他们与蒙古各部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而代之以西方的宗教意识——俄罗斯的东正教，用上帝的旨意来驯服、奴役土尔扈特人，使之能在「上帝」的安排下，逆来顺受，自觉归顺沙俄的统治。为此，彼得一世甚至亲自发出信函，说服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他们「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待人施加洗礼」，制造宗教矛盾和纠纷，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妄图消灭喇嘛教，引起土尔扈特部众及僧侣的恐慌和公愤，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
在叶卡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沙俄国内以阶级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沙俄政府除了更加紧剥削和压迫国内的各民族农民外，对土尔扈特部也採取进一步掠夺、控制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沙俄一方面在其周围加强驻兵，以武力相威胁，形成包围之势;另方面，又派出大使基申斯科夫驻于土尔扈特部，对土尔扈特人的行动和动向进行直接监督，并从事一系列特务活动。为限制渥巴锡的权力，沙俄政府于1762年宣佈改组土尔扈特议会「固尔札」，规定其成员与汗有同等的权力地位，以削弱汗的势力，并阴谋策划用投靠沙俄且已加入东正教的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剋夫来代替渥巴锡汗，建立傀儡政权，妄图使土尔扈特成为沙俄管辖的行政区域。面对土尔扈特固有的政权机构即将被废除，民族独立即将丧失的危机，土尔扈特部从王公贵族至广大的牧民都表现了极大的忧虑和不安。土尔扈特部一些热爱本民族和祖国的王公志士，为了使土尔扈特蒙古免遭灭亡和凌辱，挽救土尔扈特及其与祖国各民族的血肉联系和兄弟情谊，经过秘密酝酿，决定选择一条东返伊犁河流域的光明之路。
1761年，渥巴锡继承汗位以后，沙皇政府不断向伏尔加河流域移民，派遣常驻官员，推行东正教，策划把那裡变成为一个俄国的新行政区域。1770年，又强令16岁以上的男子尽行出征，阴谋借对外战争把土尔扈特部消灭掉。26岁的渥巴锡召开了绝密会议，组成领导核心，决定开展武装斗争，率领全部族回归祖国。十一月，渥巴锡以防御入侵为名，下令每户派出一人到某地集合，数万名骑士如期赶到。会上作了动员，一致决定东归，并立即开始各种准备工作
公元1771年1月5日，是土尔扈特历史上最光辉的纪念日。这天，渥巴锡向全体牧民历数沙俄残暴统治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只有奋起抗俄返回祖国才是唯一出路。顿时，伏尔加河辽阔的草原上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声：「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做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渥巴锡率领三万二千帐十七万人组成的浩荡大军，消灭了数千沙俄官兵，烧掉了帐篷、带不走的东西和渥巴锡汗的木制宫殿，拔营起寨，惊天动地踏上了艰难险阻的万里归途。成千上万的妇孺和老人乘著马车，骆驼和雪撬，在跃马横刀的勇士们护卫下，离开了白雪皑皑的伏尔加河草原，一队接一队地迤逦前进。俄国女皇闻讯后惊恐万状，大发雷霆，立即派兵数万进行追击和阻截。沙俄政府对未能走脱的伏尔加河左岸土尔扈特人，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至使这部分蒙古族牧民未能跟随渥巴锡返回故乡。
踏上征途的土尔扈特人，在前有哥萨克拦截，后有俄军尾追的紧急形势下，渥巴锡把回归大军组织得井井有条，一支精锐部队作为开路先锋，接著是妇女、老弱、车辆牲畜等辎重队伍，再次是渥巴锡率领的二万骑兵殿后。他们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到达乌拉尔河，把尾追之敌远远地抛在后面。先头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乌拉尔河上的俄国据点，使大队人马安全地从冰上过河，顺利地踏上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在长征途中，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的率领下，英勇克敌，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在他们踏上哈萨克草原不久，一支外翼队伍遭到了哥萨克的突然袭击。这是一次惨烈的战斗，由于土尔扈特部以分散的队形赶著大批的牲畜前进，在受到袭击时还没来得及集中力量，便展开了白刃搏斗，致使九千名战士壮烈牺牲。二月初，土尔扈特的东进队伍来到奥琴峡谷，山口被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整个队伍无法前进。在这紧急关头，渥巴锡指挥若定，亲率五队骆驼兵从正面猛攻。策伯克多尔济则率领一支训练有素的枪队从后面袭击，彻底歼灭了拦截之敌，为牺牲的同胞报仇雪恨，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了峡谷
土尔雇特部经过多次激烈战斗，大批人员牺性，大量牲畜死亡。严冬过后，酷暑来临，在漫长的征途中，疾病侵袭，饥饿折磨，疲惫不堪的队伍扶老携幼，在艰难中苦苦挣扎。当到了土尔阶河的时候，又突然遇到俄军两万多人的严密封锁，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渥巴锡召集各部首领，动员大家团结抗敌，坚持到底!策伯克多尔济在会上慷慨陈词：「如果走回头路，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这裡是奴隶的国度，而中国才是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著东方!向著东方!!」这一席激昂的陈词，犹如战鼓擂响在每一个战士的胸膛。土尔扈特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以一当十，奋不顾身，击退了拦截部队，强渡土尔阶河，机智地摆脱了追击的敌人，迅速向南跨入伊逊草原，越过沙俄边界小堡坑格勒图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领土。公元1771年7月他们来到伊犁西南塔木哈卡伦附近，起行时的十七万大军至此只剩下七万多人，说明沿途战斗的残酷!他们蓬头垢面，形容枯藁，靴鞋俱无，到6月，土尔扈特部历时半年，行程一万多里，历尽千难万险，付出了牺牲十余万人的巨大牺牲，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们献出了永乐八年明朝政府敕封给他们祖先的汉篆玉印
新疆各族人民和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部返回祖国表示热烈欢迎。将其安顿在今天的博尔塔拉和巴音郭楞地区。这段历史也被搬上了银幕。
土尔扈特重返祖国后，乾隆帝立即命令妥善安置他们在淮噶尔盆地和科布多一带游牧，发放了大批救济物资，计马、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馀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六万斤，以及大量的毡庐等等。渥巴锡等被迎接到承德，在木兰围场随围观猎，在避暑山庄裡盛会赐宴。所有土尔扈特的各级头领都封了官爵。乾隆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刻成两块巨大的碑石，树立在避暑山庄北普陀宗乘之庙。
1775年1月，渥巴锡不幸死于天花，临去世前给西蒙古人民留下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育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