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抗日战争的第十个年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算），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日寇铁骑汹汹，烽火席卷中国，过去十年里，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一输再输，东三省丢了，华北丢了，上海丢了，南京丢了，太原丢了，徐州也丢了。这一年，枣宜会战打响，名将张自忠抱着以身殉国之决心战死沙场，将军一去，壮志未酬。这一年，广阔的华北平原上，八路军正谋划着一场大规模的敌后行动，那些在正面战场上肆意张狂的日寇即将淹没在汪洋如海的人民战争之中。这一年，法西斯德国人的坦克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肆虐奔袭，总之，战争仍在继续，死亡也在继续，胜负未分，前途未卜。
同样在这一年，客居四川江津的台静农先生以悲怆愤慨之心完成了这部小说《亡明讲史》，风雨飘零多灾多难的晚明与当下国破家亡的中国似乎跨越百年，遥相呼应，其中忧患彷徨之感，倾泻而出，“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
崇祯是个可怜人，在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去掌控一个如此庞大帝国的时候，被迫成为了它的掌舵人，而这个位置本应该属于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兄长。同时，当他真的来到权力至高点时，又会猛然发现，站立在自己对面的几乎是一群不可战胜的敌人，朝堂上盘根错节各怀鬼胎的官僚朋党，北疆虎视眈眈不断壮大的后金武装，天灾不断无以为继的天下百姓与祸乱各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而这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撬动帝国的百年根基。
作者台静农先生用剧场感十足的画面来表现出崇祯身处困局中的无力与绝望。他会因为时局不利，百姓身处水深火热而拒绝食荤，会因为“望烟火而无汀，号冷风而绝命”的闻讯下《罪己诏》，同样又清楚的知道皇后口中所谓“在天之灵”的宽慰，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出征将领信誓旦旦的承诺，也无非是聊慰上意的谎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天意难违，尽尽人事罢了。
历史上的崇祯，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刻薄寡恩，又急功近利，同时又宵衣旰食，夕惕朝乾，他可以是很多类型的君王，却孰实说不出算个昏君。
小说描述了两个值得玩味的场景，国库空虚，难以支付军费，崇祯不得不向大臣劝捐，国丈周奎贪财吝啬，只愿拿出一万两白银，却在大顺军刘敏宗的威逼下，上缴了七十万两，另一个是当闯军杀入京城时，曾经那些以名节自励的士大夫们，包括状元宰相魏藻德，竟恬不知耻的匍匐于李自成的阶下，歌功颂德，山呼万岁，好一群 “识时务者为俊杰”读圣贤书的道德君子，也不枉费崇祯临终时那句“文臣人人可杀”。
于是故事来到最悲壮的那一出，梅山之上，琴弦绫带，以发覆面，无面目见列祖列宗，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亡。
更具讽刺的是，李自成到底没能坐稳江山，远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成为了决定天下走势的关键人物。“冲冠一怒为红颜”，一个古老而又迷信的关于红颜祸水的故事，呵，国家危亡总喜欢把责任推给女人，文人嘴脸。
一片石决战，清兵入关，曾经横扫中原的农民军遭受灭顶之灾，新兴的大顺政权顷刻间支离破碎，土崩瓦解，再后来，八旗铁骑，中原易主。
作者在此以轻佻调侃的口吻写道：……三天以后，你们都得剃了头发，换上东国衣冠，倘有违令，即按不知天命，违抗本朝论罪！……不久，东主旨到，命九王爷为摄政王，百官欢喜，以为天命有归，大统已定，各自忙著怎样给新王效忠了！
“各自忙著”，用的传神。真正个“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江山一变，物是人非。
存在于明清易代历史夹缝中的南明更像是明朝政治格局的某种延续，全然没有新兴政权的活力，有的仅仅是运行近三百年国家机器所有矛盾体的继承与扩大。这其中有个皇帝与大臣的矛盾，大臣与大臣的矛盾，文官与武将的矛盾，武将与武将的矛盾，即便拥有半壁江山和长江天堑，想让这样的组织去对抗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最强的军事力量几乎就是痴人说梦。
于是当史可法想要以扬州为据点阻击清军时，我们看到了可笑甚至可耻可悲的一幅场景。弘光（文中作宏光），“日居深宫，只知酒色”，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朝政，排除异己，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四镇兵马相互警惕，相互提防，不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黄得功与高杰又一度因为地盘内讧，相互攻伐，更甚者总兵高杰死于许定国奸计。左良玉拥兵自重不说，还要以“清君侧”为名造反。在这种一地鸡毛的场景下，史可法空有诸葛孔明之志，勉强支撑，坐困愁城，一战之下灰飞烟灭，奈何螳臂当车，那句：“天朝没有投降的宰相，只有与城俱止了”倒成全了铁骨铮铮的名声，被擒后，慷慨赴死，足慰千古，在这样一个滑稽可笑，丧失人性的乱世中，偶尔的正直竟然显得如此尴尬和讽刺。
作者再次以类似剧场式的情节描写了那位明清著名贰臣钱谦益，这个以“头皮痒”、“水太凉”成功青史留名的读书人，既会面对雕栏宫阙拜了又拜，为“痛惜高皇帝三百年之王业，一朝废坠，身受先朝厚恩”，不免痛心，也可以转头以“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名义向新朝贡献礼币与骨玩。角色转变之快，不免令人惊诧。
南京沦陷，小说戛然而止，余音袅袅，似有所指。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满天涯烟草断人肠。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金陵一梦，春光难觅，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细细想来，彼时彼刻之于作者当下又是何其相似。
时至今日，明朝何以灭亡，这个存在了几百年的历史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答案。党争不断，宦官专权，厂卫乱命，文官结党，万历天启三代怠政，，辽事糜烂空耗军饷，流寇难剿荼毒数省，再加上小冰河时期的农业减产，天灾人祸涂炭生灵，似乎各有道理，又似乎过于片面。在我看来，明朝灭亡是一个存在于历史发展规律中的众多偶然因素相互堆积影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绵延三百余年的中央帝国，在其运行权力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制度上的腐朽与执行力上的僵化，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相互掣肘与内耗又大大影响了整台国家机器运行的效率，而当这些顽疾与缺陷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将无法抵御任何外部给予的压力，最终必然导致自我的分崩离析。
所以，与其说崇祯皇帝在用自身的皇权和内忧外患的国事、官僚集团进行着相互的角力拉扯，不如说他在和一台运行了十二代皇权，名叫“大明”的权力机器进行着不死不休的斗争，可惜这终将是一次头破血流的败局。
当台静农先生完成这部作品后，给予陈独秀先生阅读，并未获得肯定的意见，可能在这位革命先行者看来，一部拥有时代厚重感的历史著作要比小说来得更加发人深省，而作者却效仿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用小说体法消解了这份厚重，并且把戏谑嘲讽悲悯愤怒的情绪加之于上，完成了一次自己对于历史对于现实的小说式的表达。而在我看来，这样表达并未脱离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的大框架，更甚者，正是小说跳跃式表述结构和画面感十足的情节，加重了之于创作者当下时局的投射与呼应，虽少了几分庄重，却多了几成共鸣。
阅读任何一部小说时，最好能明白作者的创作本意与当时心境，本书更甚。当台静农先生摆脱掉小说特有的起承转合，人物设计时，转而用蜻蜓点水般的故事桥段勾勒出晚明这场大变局时，益发突出了作品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当看到满清铁骑横行时，是“九一八”的国土沦丧；看到南明小朝廷衣冠南渡，另起炉灶时，是南京陷落，国民政府退至重庆的无奈；看到钱谦益卑躬屈膝，委身于敌时，是汪精卫另立中央，与日媾和的现实；看到四镇总兵相互内讧，无心抗敌时，又何尝不是军阀林立，派系纷争的最好映射。且看当下，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战火纷飞，国将不国，“一切都不见了，只有漆黑”。
八十年后，成书出版，旧事重提，读时倒从容许多，正因知道了结局的故事，反少了些痛心疾首。时间总会过去，而那些过去成为了历史的故事，又哪里不是之于当下的警醒与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