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小像
一
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轼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存的《文官图》泥质壁画上，宋代官像的样貌，比戏曲舞台上更加真实。在历朝历代，官场都是培养小人的温床，不仅苏轼，像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央领导，也都不能摆脱小人的纠缠。指望官员都是正人君子,未免太不切实际了，而将苏轼仕途的枯荣归因于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失之肤浅。
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们谁也躲不开。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个早上，汴京的宫殿像往常一样安静，46岁的王安石踩着在夜里飘进宫墙的飞花，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猜想，那时的王安石，表情沉静似水，内心一定波澜起伏，因为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将在这个早上发生转折。他尽可能维持着均匀的步点，穿越巨大的宫殿广场，走进垂拱殿时，额头已经漾起一层微汗。在空荡的大殿中站定，跪叩之后，仰头与宋神宗年轻清激的目光相遇。那一年，宋神宗19岁 ，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
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先从哪里入手?”
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
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要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 《过从帖》
二
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日本讲坛社出版的《中国的历史》称他为“伟大的改革设计师”，并评价“王安石变法”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认为“其基础是对于《周礼》等儒教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台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还说：“如果新法政策能够得到长久继承，那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中国社会也可能同西洋的历史一样，就那样顺势跨入近代社会。
王安石的书法，在宋徽宗时代就入了宫廷收藏。《宣和书谱》形容他的书法“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这份自信与强健，正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字，今天所存甚少。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卷，叫《过从帖)(即《奏见帖》）；上海博物馆也有一卷，叫《首楞严经旨要》，只不过写这字时，他已归隐钟山。
苏轼初出茅庐(官居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 ，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 。他的这份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养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因此，他领导的改革，就注定不会比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苏轼知道，无论多么优美的纸上设计，在这块土地上都会变得丑陋不堪——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终于变成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的标准，而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等于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苏轼深知这变法带来的恶果。但此时的宋神宗，面对一个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朝局，急于做出改变，他对文彦博说：“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关心政局的苏轼陷入深深的忧虑。
苏轼敏锐地意识到，目今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他，纵然有宋神宗赏识，却毕竟人微言轻。他可以明哲保身，但他是个任性的人，明知是以卵击石，却仍忍不住要发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天子御试，不考诗赋，专考策论，目的是广征言路。那次考试，苏轼是考官，吕惠卿是主考官。然而当时的举子，别的没有学会，迎合上级却已是行家里手，他们知道当朝皇帝和宰相都是主张变法的，所以在考卷中，他们个个声言变法的伟大，以媚时君。最出格的，要数一个名叫叶祖洽的邵武考生，他在策略中说： “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苏轼、宋敏求两位考官都主张将此卷黜落，没想到主考官昌惠卿，将叶祖洽的马屁考卷擢为第一。
这让苏轼大为光火，上书警告皇上说： “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
说过这些话，苏轼还没有过瘾，索性借用这一次的考题，写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 ,一针见血地指出：
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
宋神宗声色不动，不满20岁，就已经有了帝王的风范，沉稳而不骄矜。他把苏轼的策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看了，说，苏轼才华很高，但路子不正，因为在官场上不能如意，才会发表这样的歪理邪说。
宋神宗还是有主见的。放下苏轼的上书，他决定立刻召见苏轼。
那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月。
垂拱殿里，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苏轼。
那一年，苏轼34岁。
宋神宗说： “朝廷变法，得失安在？哪怕是朕个人的过失，你也可坦白指陈，无须避讳。”
苏轼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皇帝的此次召见，说明他的上疏正在发生作用，或许，这是扭转帝国危局的一次机会。所以,他丝毫没有准备闪躲。他说： “陛下有天纵之才，文武兼备，然而当下改革，不怕不明智，不怕不勤政，不怕不决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所以，还以从容一些、安静一些为好，观察效果之后，再作处置。”
宋神宗听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苏轼进一步说： “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变革，都应该因应时势而逐渐推行。生活与风俗变化于先，法律制度革新于后。宛如江河流转，假如用强力来控制它，只能适得其反。”
那一次，面对神宗，苏轼说出了憋闷已久的话。他说得痛快，宋神宗静静地聆听着，一直没有打断他。等苏轼说完，宋神宗才略微沉吟了一下，表情温和地说：“卿之言论，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之官员，皆当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
宋神宗的召见，让苏轼看到了希望。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他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但他还是太年轻，太缺乏城府，如此重大的事件，怎能向他人述说?宋神宗召见苏轼，就这样被他自己走漏了风声，而且，这风声必然会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让他有所警觉，有所准备。
召见苏轼后，宋神宗也的确感觉苏轼是个人才，有意起用他，作起居注官。那是一个几乎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对皇帝的影响，也会更大。但王安石早有准备，才阻此事成功，任命苏轼到开封府，做了推官，希望这些吃喝拉撒的行政事务，捆住苏轼的手脚。
但苏轼没有忘记帝国的危机。二月里，苏轼写了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后来对好友，也是欧阳修的门生晁端彦说： “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欧阳修 《灼艾帖》
三
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范镇也辞职了，他在辞职书上愤然写下这样的话： “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神宗在早朝时把这话交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气得脸色煞白，手不住地颤抖。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了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当时的人们用“生老病死”形容中书省，即：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粥病，唐介死。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以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们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亶、邓绾、李定等。
王安石火线提拔的这些干部，后来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增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里，苏轼带着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使苏轼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断的梅雨里，在鹭鸶惊飞的空寂里，他还是听到了百姓的哀怨与痛哭。
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很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
《苏沈良方》
苏轼是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抓的。
官场潜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杀人不见血。这是一门学问，私塾里不教，科举从来不考，但官场中人，个个身手非凡，只是苏轼在这方面的情商，不及格。
何正臣率先在朝廷上发难，上书指责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继而有舒亶紧随其后，找出苏轼的诗集，陷苏轼于“大不敬”之罪，压轴戏由御史中丞李定主唱，他给苏轼定了四条“可废之罪”，这临门一脚，绝然要把苏轼送上断头台。
历史中所说的“乌台诗案"， “乌台" ，就是御史台。它位于汴京城内东澄街上，与其他官衙一律面南背北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向北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有数千鸟鸦在低空中回旋，造成一种暗无天日的视觉效果，所以人们常把御史台称作乌台，以颜色命名这个机构，直截了当地指明了它的黑暗本质。“诗”,当然是指苏轼那些惹是生非的诗了。
用写诗来反朝廷,这是一大发明。
“乌台诗案”，写进了中国古代文字狱的历史，它代表着变法的新党与保守的旧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演变为朋党之间的倾轧与报复。
但此时的苏轼，还高坐无忧。有人偷偷告诉苏轼，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然后不无调侃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
终于，御史台发出了逮捕苏轼的命令。王洗事先得到消息，立刻派人火速赶往南都告知苏辙，苏辙又立刻派人奔向湖州，向苏轼通风报信。没想到带着台卒奔向湖州的皇甫僎行动更快。他们倍道疾驰,其行如飞。幸而到润州时，一路随行的皇甫公子病了，苏辙派的人，才在这场超级马拉松中，稍早一步冲到了终点。
苏轼从来人的口中得知了自己将要被捕的消息，他的内心一定被深深刺痛。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罪名的轻重。皇甫僎带着他的人马到达州衙时，苏轼惶然不知所措。他问通判： “该穿什么衣服出见? "通判说： “现在还不知是什么罪名，当然还是要穿官服出见。”
苏轼于是穿上靴袍，秉笏与皇甫僎相对而立。那两名台卒，一律白衣黑巾，站在两边，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苏轼说：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僎说： “不至如此严重。”
皇甫健嘴上这么说，但他的做法却很严重。他下令手下台卒，用绳子把苏轼捆起来，推揉出门。
目击者形容苏轼当时的场面时说： “顷刻之间，拉一知州,如驱犬鸡。”
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百姓也在路边流泪。
只有儿子苏迈，跟在他们身后，徒步相随。
王诜《渔村小雪图》局部
四
根据苏轼后来在诗中的记述，他在御史台的监狱，实际上就是一口百尺深井，面积不大，一伸手，就可触到它粗糙的墙壁，他只能蜷起身，坐在它的底部，视线只能向上，遥望那方高高在上的天窗。这是一种非人的身体虐待，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将近一千年后，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了结构相同的监狱。
他终于知道了大宋政坛的深浅。那深度，就是牢狱的深度。黑暗、陡峭、寒冷。
苏轼就这样被“双规”了，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与此相伴的，是残酷的审问，还有狱卒们的侮辱。
他把提前准备好的青金丹埋在土里，以备有朝一日，必须面对死亡时，毫不犹豫地了断今生。
儿子苏迈，每天都到狱中为苏轼送饭。由于二人不能见面交流，因此之前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为送鱼，以便有个心理准备。苏迈很快花光了盘缠，他决定暂时离开汴京，去朋友那里借钱，就托一个朋友代为送饭，情急之下，他忘了向朋友交待这个约定的秘密。而不知情的朋友，恰好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乍见食盒里的熏鱼，苏轼脸色骤然一变。
他给自己最牵挂的弟弟写了两首诗，偷偷交给一个名叫梁成的好心狱卒，让他转交给苏辙。
梁成说： “学士必不致如此。
苏轼说： “假使我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能送到，则死不瞑目矣。”
梁成只好接了下来。
其中一首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然后,他又坐到黑暗里，一动不动。
长夜里。他破茧为蝶。
御史台的那些小人们，原本是要置苏轼于死地的。副相王珪再三向皇帝表白： “苏轼有谋反之意。"李定上书说，对苏就要“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舒亶更是丧心病狂，认为不仅牵连入案的王诜、王巩罪不容赦，连收受苏轼讥讽文字而不主动向朝廷汇报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三十多人也都该杀头。
然而，在这生死之际，挺身为苏轼说情的人更多。取代了王安石的当朝宰相吴充上朝说： “魏武帝(曹操)这样一个多疑之人，尚能容忍当众击鼓骂曹的祢衡，陛下您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一个写诗的苏轼呢?"
太皇太后病势沉重，宋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皇太后说： “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连苏轼的政治对手、此时已然退隐金陵的王安石都上书皇帝，说：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
对于这些，苏轼毫不知情。他在牢狱里不知挨过了多少个夜晚，也只能透过墙壁上薄薄的光线，来感受白昼的降临。有一天，暮鼓已经敲过，隐隐中，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牢房，一句话也不说，只在地上扔了一只小箱子，然后就在他身边躺下，枕在小箱子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他终于开口了，对苏轼说： “恭喜，恭喜! ”苏轼把身子翻过来，面对他，疑惑地问：“什么意思? "
那人只微笑了一下，说声：“安心熟寝就好! "
然后就爬起身，背起小箱子，走了。很久以后，苏轼才明白，那是皇帝派来观察苏轼动静的，看他是否怀有怨怼不臣之心。他发现苏轼在狱中吃得饱，睡得香，酬声如雷，就知道苏轼的心里没有鬼。他本来就舍不得杀苏轼，于是对大臣们说： “朕早就知道苏轼于心无愧! ”
十二月二十八这天，朝廷的判决终于降临：苏轼贬官黄州，作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不得签署公文。驸马都尉王诜，身为皇亲国戚，与苏轼来往密切，收受苏轼讥讽朝廷的诗词书札也最多，而且在案发后向苏轼通风报信，因此被削除一切官职爵位；苏辙受到连累，被贬官筠州；苏轼的朋友王巩也远谪宾州。收受苏轼讥讽朝廷的诗词书信而不主动举报的张方平等罚铜三十斤，司马光、黄庭坚、范镇等十几位朋友，都被罚铜二十斤。
在宋代，罚铜是对官员获罪的一项处罚，当年苏轼在风翔通判任上，就曾因为没有参加知州举办的官场晚宴，而被罚铜八斤。
狱卒梁成从自己的枕头里把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绝命诗翻找出来，交还给苏轼时，他说： “还学士此诗。”苏轼把诗稿轻轻放在案子上，目光却回避着上面的文字，不忍再看。
苏轼踏着残雪走出监狱，是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旧历除夕之前。他的衣袍早已破旧不堪，在雪地的映衬下更显寒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滴污渍，要被阳光晒化了。尽管那只是冬日里的残阳，但他仍然感到温暖和娇媚。
到那一天，他已在这里被折磨了整整一百三十天。
出狱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少年鸡”，指的是唐代长安城里的斗鸡高手贾昌，少年时因斗鸡而得到大唐天子的喜爱，实际上是暗骂朝廷里的谄媚小人，假如被嗅觉很灵的御史们闻出味儿来，又可以上纲上线了。写罢，苏轼掷笔大笑： “我真是不可救药!"
摘自祝勇《在故宫里寻找苏东坡》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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