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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曾国藩在家丁忧守孝，准备息影山林，做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但天平天国运动愈演愈烈，皇帝下旨命他出山帮办团练。
天平天国的一大罪恶在于，洪秀全将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军的唯一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这是之前所有农民起义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如果天平天国得了天下，结果可不是改姓易号这么简单，而是整个国家都将被外来文化所统治。
所以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天平天国成功，那中国将陷入到巨大的蒙昧之中，他不仅仅是大清帝国的敌人，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敌人。
皇帝下旨要求曾国藩在当地帮办“团练”组织民兵武装。此时天下大乱，天赐给曾国藩赤地立新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决定出山，放手一搏。
他来到湖南长沙成立“审案局”，以残酷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短短几个月就杀掉数百名罪犯，点亮了“增剃头”的终生成就。虽然全省的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了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曾国藩也把全省的治安管理权收归到自己手中，这使得湖南官员非常不满。
另一方面，曾国藩上疏皇帝，以省城长沙防守力量薄弱为由，想要建立一支“大团”，肩负起全省的防御工作。他其实是以建团为名，行建军之实。咸丰的同意批复，就成了曾国藩建军的尚方宝剑。
在着手训练“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要求当地的国家军队绿营军一同合练。结果遭到绿营军官的带头抵制。当地文武官员对于曾国藩长久以来的不满，借由一次绿营兵与湘勇之间的械斗爆发了出来。在湖南提督的默许下，绿营兵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曾国藩自己都差点被兵痞给杀了。
全省官员看着前段时间飞扬跋扈的曾国藩被这般修理，各个都眉开眼笑。这是曾国藩有生以来遭受到的最大挫折。
对此，曾国藩做出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决定，即没有上疏皇帝告状，也没有继续与长沙众官员纠缠，而是带着自己的湘军前往衡阳，卧薪尝胆，一心练兵，待他日再一雪前耻。
筹饷难，难于登天到衡阳练兵的曾国藩，面临着诸多困难。
一是没有办公地点。他只好租住了一户祠堂当办公和住宿的地点。
二是在地方上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他本来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但是转念一想，自己因为过分张扬已经与湖南官场的关系如此紧张了，于是他还是用湖南审案局的名义来接送公文。
三是没有经验。怎么招兵、编营、训练、排兵、布阵等等等等，所有环节全全部部都要从头学起。
这些困难已经让曾国藩举步维艰，但是相比于筹集军饷来说，以上这些又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办团练，朝廷那可是不给一分钱的，只有曾国藩自己去解决，那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只能去劝大户捐钱。你想想看，找人要钱这种事情要有多难搞？曾国藩只好软硬兼施，一方面给愿意捐款的人一些荣誉性的名头，发个奖状啥的，反正都是些虚名。另一方面呢？如果敬酒不吃的话，他只好强行勒派，这也自然招致地方大户的重重怨恨。
为了筹饷找人捐款还给自己惹来了祸事。当时原湖北巡抚的孙子叫做杨江，这个人挺不错的，急公好义，主动捐赠了曾国藩两万两白银，曾国藩感动之余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款事业。于是就上疏皇帝，请朝廷追加他已故的爷爷一个光荣称号。
但是咸丰帝发现这个爷爷，也就是原湖北巡抚，生前为官平平，还受过处分，根本不配这份荣誉。但其实当时军务紧急，就算同意这个请求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情。可是这位精于小事疏于大计的咸丰皇帝根本不体谅曾国藩的难处，大发雷霆，说他这样做完全就是袒护同乡，以私废公，可恶至极。差点就把他革职拿办，最后是降级留用。
你看，曾国藩筹集个军饷还把自己的乌纱帽都弄打折了，从二品降到了三品。他自己就感叹：“劝捐之难，难于登天啊。”
挚友之死1853年曾国藩开始创办湘军，第二年出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要解决用人，筹饷、购买军备、建立制度等等难题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外部压力，就来自于咸丰皇帝。
湘军可是倾注了曾国藩的全部心力，他要用这只军队来挽救大清的危亡，所以在没有真正练成之前，他是绝对不敢轻易出兵的。正所谓，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羽翼不丰，不可以高飞。
这在曾国藩看来，当然是没错的，但是在咸丰皇帝的政治视野当中，湘军的创立，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儿。
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之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在1853年的8月，太平军挥师直指武汉。当时咸丰手上已经无兵可调，于是想起了曾国藩，虽然他对湘军从来没有报什么太大的希望，但起码现在可以拿来救救急，于是命曾国藩增援湖北。
当时曾国藩练兵才到一半，湘军羽翼未丰，他只要找各种借口搪塞，拖延不去。好在形式很快发生了变化，战事离开了湖北，曾国藩才算松了口气。
可没过多久，太平军又进攻安徽。咸丰再次下令让曾国藩出兵。而且这次安徽巡抚江中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交情非常的深。
他们两个在京城的时候就认识了，江中源曾拜在曾门之下，也受过曾国藩的保举之恩。后来太平军入湘，江中源散尽家财，招募兵勇抵抗。因军功卓著先后升知府、按察使、最后授安徽巡抚，这个人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
那既然有这一层私人感情在内，按理说曾国藩应该出兵相助，然而他再次抗旨不往。没过多久，江中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危机之中，他亲自给曾国藩写信求救，咸丰也再次命其出兵救援。
但曾国藩依然不为所动。这下把咸丰给惹恼了，他降旨严厉斥责曾国藩。可曾国藩回复说：我当初在家守孝，是你非要我出山。我带兵本来就没啥经验，处处都是困难，所以不得不再三的准备。如果你现在逼我出兵，我肯定失败。与其失败之后你治我欺君之罪，倒不如现在你就治我个畏缩不前之罪好了。我一个文臣练兵，不能在家守孝，已经受到士林讥讽，现在以大言欺世，又要受到全天下的嘲笑，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这个世上。想到这些，我晚上都是一个人偷偷的躲在被窝里哭，你知道吗？
曾国藩表现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反正现在就是不出兵，你要怎么处分我随便吧。
另一边，曾国藩也写信给江中源。他说这次练兵是为天下根本之计着想，因此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我现在出战，无异于送死。
但是江中源估计都没有看到这封信，没过几天，太平军攻破庐州。江中源身受7伤，投水而死，时年42岁。曾国藩得到消息，悲痛欲绝。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仅折损了好友的性命，还葬送了自己师座的性命。
太平军攻入湖北形势危急之时，吴文镕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当年曾国藩中进士的时候，吴文镕是主考官之一，与曾国藩有师生之情，从曾国藩日记中的记录来看，两人关系也是非常的亲近。
吴文镕到达武昌的时候，全城官兵仓皇无计，人心涣散。他临危不乱，誓以死守。吴文镕跑到安宝门城楼上昼夜处理文卷，大家看着他，两个月连衣服都没换过，决心要与全城官兵共生死。这样人心才得以安定下来。太平军看到防守严密，也不得不放弃直接进攻。
但是呢，有一个变数发生了。当时的湖北巡抚叫做崇纶，这个人贪生怕死，他请兵出战，其实是想要借机逃跑。吴文镕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把戏，断然拒绝，崇纶因此怀恨在心。
不久之后，太平军再次逼近省城，吴文镕多次与曾国藩通信商量用兵大计。曾国藩说，您老人家千万不要出城迎战，不然必败无疑。您死守武昌，坚持到明年年初，等到我的湘军练成，我们里应外合，夹击太平军。
结果崇纶从中捣乱，他不断上疏咸丰，说吴文镕贪生怕死，不敢出兵。咸丰皇帝本来就有没啥主意，又急于求成，于是下令让其出城迎敌。
吴文镕是个明大理之人，他在危急之中又一次给曾国藩写信说，我如今为崇纶所逼，不得不以死报国，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你所练就的湘军，千万要等到有足够的把握，再出战应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冒然出师。东南大局，全仰仗你一个人了。如果连你都失败，那就没有人可以指望了。我是万无生理之人，而你是大有希望之人，所以我们选择报国的方式，自然不同。
曾国藩读到这封信，泪如雨下。
最终，在太平军的围攻之下，清军不敌，吴文镕，投塘自杀。他在朝廷这之中的地位很高，曾国藩因此又失去了一大支柱。
江中源是挚友，吴文镕是恩师，都因为自己的按兵不动，使得两个人先后兵败自杀，而庐州与武昌也相继沦陷。此时曾国藩的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曾国藩几次抗旨，为练兵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平定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但是咸丰皇帝自从登基以来，还没有哪个像曾国藩一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违抗他的命令，这当然让咸丰皇帝对他的厌恶与日俱增。
在湘军创建的过程中，曾国藩扛过了太多的困难与折磨，他当时用蚊子背大山，蜈蚣过大江来比喻自己的处境。在重重困难之中，他心里也打过退堂鼓，但是一想到长沙之辱，便心境难平。他一定要让当初逼他出走衡阳的湖南官员们看一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历经千辛万苦，湘军终于初具规模。
一雪前耻1854年年初的时候，太平军挥师南下，大军直指长沙。
曾国藩召开誓师大会。两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旗帜上绣着一个斗大的曾字。一万七千名湘军将士整齐列队于操场上，各式战船360艘，舰载大炮560门排列于港口之中，将士们衣甲鲜明，军威雄壮，誓师之后，湘军由衡阳水陆并发，迎战太平军。
曾国藩决定主动出击，命账下大将塔齐布率5营水路大军攻打湘潭。在塔齐布走后，曾国藩接到小道消息，说靖港一带盘踞着小股的太平军部队，大概几百人，防守薄弱。曾国藩想着我手上还有几千人，处于绝对优势。如果拿下靖港，不仅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还可以切断湘潭敌军的北归之路。
当时曾国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首战必胜，要开个好头，以此鼓舞军队的士气。而且自己亲自指挥一场胜仗，也能向全湖南的官员以及皇帝证明自己。
于是，曾国藩亲自率兵攻打靖港。
可是曾国藩收到的情报有误，靖港的太平军远远不止几百人，而且准备非常充分，火炮齐备，严阵以待，就等着曾国藩进入包围圈。不出所料，湘军转眼间会被击溃，士兵们调头逃跑。
曾国藩大怒，竖起了“曾”字大旗，亲自手持利剑，高喊过旗者斩。但这也无济于事，败兵纷纷从曾国藩身边饶过。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的惨败。想想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溃散的表现，看来塔齐布带领攻打湘潭的那一支部队也好不到哪去。眼看自己的全部希望顷刻间化为乌有。又想起湖南官员的讥笑与咸丰的轻蔑，曾国藩羞愤难当，跨步冲出船舱，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想要自杀，好在身边的护卫立马把他给捞了起来。
曾国藩寻死不成，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来到长沙城外，不出意外的迎来了众人的嘲骂。湖南提督鲍起豹更是说曾国藩劳民伤财，引狼入室，紧闭城门，都不让湘军进城。
曾国藩待在船上羞愤至极，穿着那身湿衣服，不吃不喝的坐在那里奋笔疾书，给咸丰皇帝写遗书，打算再找机会寻死。
就在这个时候，捷报传来，塔齐布大获全胜，湘潭大捷。
湘潭之战，不到万人的湘军，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殊死作战，前后六天，十战十捷。以少胜多，太平军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这可是自太平军起事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湘潭失手，靖港的太平军也自动撤退，长沙之围宣告解除。这一下，曾国藩当然就不再想死了。
自从金田起义，咸丰皇帝就一直调兵遣将全力镇压，但是天平天国却一路势如破竹，甚至攻占并定都南京，咸丰皇帝所听到的全部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消息。
等到曾国藩练成湘军的时候，咸丰皇帝几乎已经彻底的绝望了，他自己都感叹说，明代天启皇帝昏庸无道，但是没有亡国，而崇祯非常的勤奋却亡国了。如今太平天国势力庞大，看来我要像崇祯一样了，非亡国之君，奈何当亡国之运啊。
就在绝望之时，咸丰收到了曾国藩的捷报，自然是兴奋至极，大喜过望。
他赶紧发出了一系列的上谕，嘉奖曾国藩，命令说湖南全省文武官员，除了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都有权调遣。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
巡抚骆秉章接到上谕之后，立马带着一众官员，拥着一顶轿子，亲自去接一直住在船上的曾国藩进城。这下大家都认识到了曾国藩果然有两把刷子，有些曾经辱骂过曾国藩骂的官员，当晚单独登门拜会，检讨道歉。
而曾国藩的仇人，湖南提督鲍起豹被皇帝革职拿办。长沙全城百姓欢呼雀跃，塔齐布凯旋归来之时，人们也是聚观相叹，以为他是三头六臂的神人。
曾国藩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现在终于挽回了面子。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他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强化了他越挫越勇，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他自己也感悟到，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
对于有志者来说，挫折屈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折屈辱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清王朝供养训练了100多年的正规军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了一年多时间训练出来的湘军却可以制敌呢？也就是说说，湘军为什么有战斗力？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呢？他不是想湘军怎么才能有战斗力，而是反观绿营军，思考他们为什么如此的不堪一击。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切入点。
观察绿营军，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士兵们普遍都有第二职业，有的兼职经商，有的兼职开个小茶馆，或者帮人剃头、修脚，甚至是给人当仆人，干啥的都有。
林则徐在之前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此事还专门向朝廷汇报过，说士兵们都在忙着照顾自己的生意，没有心思好好打仗。
之所以这些士兵都要搞兼职，最大的原因在于清代军队的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就是工资特别低。低到多少呢？每月每人大概是不到2两银子，兑换成今天的购买力的话，相当于400块钱人民币。这点钱怎么可能够一个人生活呢？所以士兵们纷纷开展自己的第二职业，养家糊口。
那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就玩点大的，他们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赚钱。比方说把军船租给商贩运送货物，把自己地段位置好的练兵操场直接租给地方商人使用。更有甚者，直接出动军舰为鸦片贩子护航来赚钱。
以上种种的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之所以常年都没有取缔，正是因为工资低，让军官们自己去想办法搞钱。
所以低饷制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虽然看上去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财政经费，但同时也让军队贪污腐化，丧失了应有的战斗能力。
曾国藩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这其中的弊病，所以他实行厚饷制，湘军士兵的收入是正规军士兵的3倍，而军官则是同级别正规军的6倍。
曾国藩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文人，在这里他没有犯一般文人爱犯的唱高调的毛病，他知道要首先要解决士兵和军官们生活的物质基础，才能有之后的训练和教育。
厚饷制是湘军的第一个制度创新，第二个创新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也是反观绿营军之后决定的制度。
因为清代皇帝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每逢战事，士兵和将领都是四处抽调组合，组成临时的作战部队。这样一来军队中的人互不相识，没有私人感情，所以大家都听皇帝的。可坏处也非常明显，就是永远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固的群体，万众一心。结果就是各支部队都只知道苦表现给皇帝看，争风吃醋，相互掣肘。一支部队败了，其他人袖手旁边，心中暗喜，如果一直部队胜了，其他人也是只有嫉妒，怕人家升官发财。
所以面对这样一直军队，曾国藩说就算是诸葛亮在世也不可能打胜仗。这完全就是制度的问题。所以曾国藩采用“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意思就是说，所有军官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而军官再去招募自己信任的人做营官，营官再自选统领，层层如此至到最基层的士兵。
这样一来，每一层上下级之间都知根知底，而且都有选用提拔之恩。组织内部打通，形成了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整只军队都同气连枝，呼吸相顾，荣辱与共。绝不会像绿营军那样胜则相忌，败不相救，而是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这就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主要来源。这样的组织原则其实违反了清政府的“兵为国有”，湘军的私人性极强，每一级都只效忠自己的统领，换个其他人是调遣不动的，这实际上给后世的军阀割据开了先河。
另外，曾国藩还立下了一条规矩，就是一旦某军统帅战死，则全军就地遣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是为了让部下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长官活着，士兵才有发展机会。所以我们看到，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这本是一个道德要求，但是曾国藩通过制度把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行为。
第三点不同，是选人原则不同。
正规军的将领都是武人出身，因为上战场比的就是勇气和体力。可是湘军的将领，曾国藩选用的多半都是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因为曾国藩认为，精神的力量远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之人虽有一时之勇，却没有坚定的信仰。而曾国藩渴望建立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有信仰在，可以激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
而普通士兵的选择，也与正规军完全不同，他坚决不招有经验的退伍军人，他担心把之前那种不好的习气带到湘军当中，所以湘军的兵源主要以纯朴的山农为主。
所以在这样的选人原则之下，湘军的风貌与绿营军完全不同。湘军中人各个穿着朴素，各个吃苦耐劳，没有虚头巴脑的繁琐程序，只求实际。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政治教育。
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前，我们国家的正规军从来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么一说，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不断的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来激励将士，不断的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
曾国藩就是依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完全都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之上。
我们曾说曾国藩是一个笨人，但是他比别人更能吃亏，更扎实，更能不断的鞭策自己。他虽然笨，但是所做的事情都表现出了极其的高明。这种高明都建立在笨拙的脚踏实地上，建立在绞尽脑汁的反思上。
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无数大事，都很得当。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找出要害，把握关键。处理完了之后，每次都总结经验，为下次决策提供参考。
所以“智慧经历越多苦难就越发的明晰”，真的是他切身的体会。
那湘军意外的崛起，让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按理说，曾国藩应该成为天下的中流砥柱，可以呼风唤雨了吧？其实根本不是如此，曾国藩不但没有得到与自己功绩相匹配的权利，而且没过多久他甚至被解除兵权，赋闲在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期节目，我们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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