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西藏南路有个万商市场，老上海人都知道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市场，因为这里花鸟鱼虫云集，每年秋季鸣虫市场更是热闹非凡。斗蟋蟀，成为了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一道不可错过的风景线。
伴随着中国风的音乐、热闹的买卖声，一群人围在一起屏息精心观看的则是两只中华斗蟋，两雄相争，一场激战一触即发。
这是科普微电影《天籁之音——蟋蟀》沉浸式的开场。在中国，蟋蟀有着全球最庞大的玩家数量，但对蟋蟀这种昆虫的研究目前却只有三支科研团队，其中之一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何祝清带领的团队。
为什么要研究蟋蟀的多样性？野外采集发现新蟋蟀是如何命名的？蟋蟀又有哪些生活习性和经济价值？最近，他们拍的《天籁之音——蟋蟀》的科普微电影，以科研与文化深度融合的独特视角、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和巧妙的镜头语言，获得了国家科技部、中科院联合颁发的“2020年度全国优秀科普微视频作品”荣誉。
这部4分43秒的微电影，也让大众第一次近距离走进了蟋蟀的世界。
全球仅有5个国家科研团队在持续研究蟋蟀
“80后”上海人何祝清，对蟋蟀最初的认知，来源于小时候生活的弄堂。每到秋天，总有一群时髦的上海爷叔会围聚到一起，小心翼翼地拿出各自精心挑选的“干将”，在小陶罐的方寸之间，开展“斗蟋蟀”这项喜闻乐见的“搏击运动”。
何祝清当年就是最热血的少年看客，当爷叔们为各自的“蟋蟀选手”加油鼓劲时，他从心底里冒出的好奇是，蟋蟀的战斗能力真的与食物、鸣声、以及其本身的身体条件相关联吗？
80、90年代的上海弄堂，除了斗蟋蟀之外，家家户户的小朋友会养一只鸣虫，比如蟋蟀、蝈蝈、黄蛉、油葫芦等等。此起彼伏的鸣声，在何祝清耳朵里仿佛成了一场美妙的交响乐。
儿时对蟋蟀的兴趣，让何祝清在求学和科研路上，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昆虫学方向。
全球有150万种动物，其中昆虫有100多万种，占到三分之二，但研究昆虫的学者数量却很少。很多人都会问何祝清，研究蟋蟀的意义是什么？何祝清总是很难一下子回答清楚，对于昆虫多样性的研究，直观来看并没有太多直接的经济价值。
“以前，研究白蚁、蝗虫的科研团队很多，它们会危害木质建筑和粮食，研究这类昆虫就能防止经济损失。”何祝清介绍说，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有法国、俄罗斯、巴西、新加坡和中国5个国家有研究团队对在持续地做蟋蟀分类研究，即便在蟋蟀文化非常悠久的中国，也只有三个研究团队。
拍摄制作《天籁之音——蟋蟀》科普微电影，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博物馆制作推出了系列科普微电影，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何祝清也意识到，我国拥有最多的蟋蟀爱好者，如果能用更加生动的方式开展与蟋蟀有关的生物科普和宣传，不仅能对保护和传承日渐式微的鸣虫文化有所帮助，还能够让更多城市里的人了解到这样一种与朝夕相伴的昆虫。
为此，科学家决定转型做导演、编剧，可当研究对象成为演员时，为了达到真实再现一次次抓捕过程、一声声悦耳的鸣叫、一场场精彩打斗画面时，整个拍摄制作过程几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跨界科普只为呈现最有趣的蟋蟀
一直以来，蟋蟀都是何祝清最熟悉的朋友。可自从他开始转行拍科普微视频，他突然发现原来它们是最喜欢“耍大牌”的演员。
在《天籁之音——蟋蟀》里，蟋蟀振翅、打斗、螳螂捕食等动态镜头，以及阵阵悦耳的蟋蟀鸣声，拍得极为细腻精彩。可很少人知道，这背后却是数个小时的等待，因为动物不同于植物，它们少有长时间静止的时刻。
何祝清则笑称，蟋蟀是最会“耍大牌”的演员，因为它们的打斗、振翅等行为都是自发的、甚至是随心所欲的，而整个拍摄过程只能是静心等待。
事实上，整个拍摄过程并非“纯自然”，比如蟋蟀之间争斗的场面，如果放在纯自然的环境里，可能要等待几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即使自然发生了打斗，但由于光线、环境等客观条件的不理想，也不能拍出完美的画面。
为此，何祝清团队的成员们选择先到野外捕捉一只蟋蟀，另外寻找一只蟋蟀合适的拍摄栖息场所，并将捕捉到的这只蟋蟀慢慢引诱到后者的洞口，让两只蟋蟀“刻意相遇”后，进而才有了精彩的争斗场面。
在微视频中，一只雄蟋蟀在潮湿的土壤上振动自己的前翅，以此吸引雌性蟋蟀的注意。这个画面让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个看似普通的蟋蟀鸣叫镜头，拍摄过程也是重重困难。何祝清介绍说，野生的蟋蟀比较怕光，夜晚才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摄影过程中一旦打开强光，它们就会立刻停止鸣叫，将自己完全隐匿在黑夜中。
为此，只能先用比较微弱的光源进行照射，耐心等待蟋蟀适应了微弱的光线后开始鸣叫，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提高光线的强度，这样镜头里的画面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科普微电影呈现的一分钟，背后则是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何祝清笑称，“自从研究了蟋蟀，自己的身手就变得越来越眼疾手快。”
为了能够发现更多的蟋蟀物种，何祝清和他的团队不仅要跋山涉水，还要到原始森林里，通过蟋蟀发出的鸣声，来实施一次次的科研抓捕行动。几十年来的经验，让何祝清从听到鸣声到成功抓捕蟋蟀，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最近十年来，何祝清总共发现了50多种新的蟋蟀物种，在一次次野外科考中，遇到过惊险的泥石流，也看到过豪猪，虽然条件非常艰苦，可对蟋蟀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止，“比如大家原本的认知都觉得只有雄蟋蟀才鸣叫，事实上还有不少雄蟋蟀是不鸣叫的。未来还有更多关于蟋蟀的未知值得探索。”
新物种的发现是一场奇妙之旅
“斑腿音蟋”、“玄丹直脉蛉蟋”……这都是何祝清发现并命名的蟋蟀，“早先发现新蟋蟀时，大家习惯用地名来命名，比如墨脱玄武蟋，可也有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新蟋蟀不仅只生活在墨脱，后来也在云南独龙江等地发现了，这样原先的物种名就不合适了，会造成歧义。”于是，何祝清转而用形态等特征来命名。
在学术界，还流传着一个国外专家命名新甲虫的故事。有一次，在同一个地方发现了20多新甲虫，这一下子让科学家为止一振，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命名的苦恼，最后他翻开了自己的电话本，用朋友的名字来一一命名新种。
那如果普通人发现了新蟋蟀，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命名呢？何祝清介绍说，每个物种的命名一定有一篇科研论文或一本著作的详细描述，蟋蟀也不例外。
每一次抓捕到可能的新物种，都要将其与国内外已知种类进行外形比对，若依然没有比对成功，那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种。此时，科研人员就需要将其和通过撰写一篇论文科研论文，详细描述这个物种的形态特征，有时还需要鸣叫声和分子条形码。论文经过同行评审后正式发表，这个新的物种的命名工作才算完成。
最近几年，何祝清和他的团队正在研究蟋蟀的转基因技术，也就是通过编辑蟋蟀的某一些基因片段，让其身体的颜色变浅、眼睛的颜色变化，目前这两项研究都已经获得了成功。
“我们还在研究蟋蟀的打斗能力，是否与相关基因片段有关。”何祝清表示，从科学理论上来说，未来人们不仅可以看到纯自然的蟋蟀，还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甚至是打斗能力更强的蟋蟀，“不过这只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转基因昆虫的研究，同样也涉及科学伦理。”
更好地传承保护鸣虫文化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蟋蟀5500多种，中国有350多种，而常见的蟋蟀仅不到20种。在中国巨大的鸣虫文化市场里，众人更多聚焦则是中华斗蟋。其实，斗蟋蟀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盛行、源远流长，如今也不失为市井娱乐与文人雅趣兼具的蟋蟀文化。
在如今这个高度发展的城市生活里，人们依然喜欢虫鸣相伴的自然生活，甚至会为了寻找一份独特的虫鸣而感到欣喜，从而喜欢自然。这就是科普视频存在的意义，在何祝清看来，中国人对鸣虫文化的喜爱与传承，应该从小开始培养，“科研要接地气，与很多蟋蟀爱好者交流，能给科研带来新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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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会到中小学去做一些科普讲座。”但在何祝清看来，随着学生年级越来越高，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小学生对昆虫非常感兴趣，但到了初中、高中，大家的反响就很平平。”
事实上，鸣虫文化不仅需要传承，对昆虫的研究也需要大量的科研人才。在科普短微电影中，还首次展现了蟋蟀科研的图景，包括解剖、鸣声分析、分子实验介绍等。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博物馆是全国馆藏拥有最多蟋蟀种类的科研中心之一，保存有蟋蟀模式标本40多份。
只要你悉心观察，在上海就可以观察到斗蟋、棺头蟋、油葫芦、姬蟋、树蟋、针蟋等10余种蟋蟀。有人喜听蟋蟀的鸣声、有人喜欢看蟋蟀争斗、有人喜欢养蟋蟀……这些虫鸣文化的，满足的既是人们的生活情趣，也是打造一种浓缩的可触及的微观自然世界。
蟋蟀到底是怎样的昆虫？为什么要研究蟋蟀？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好奇心，那何祝清和他的团队邀请你观看这部科普微电影——《天籁之音——蟋蟀》，更期待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加入昆虫学方向的研究。
来源：周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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