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章咪佳
4月20日，我收到一件快递，这是一件和数码时代完全疏离的物件——一套幻灯片集，拍的是西湖风光。
我在旧书网上淘到这本册子，6.5×13.5厘米大小，锦缎面精装本，内插24张幻灯片，每张2.5×2厘米，随册还有一本中英文双语的图片说明。
记者淘到的幻灯片集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一本本精致的幻灯片册，是文化部用来送给当时与中国建交的131个国家的国礼，用作国际文化交流。
国礼中，除了幻灯片这样需要特殊器材才能欣赏的，更常见的是明信片。
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曾记录了1972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团的杭州之旅。
不止尼克松在游西湖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像是一张明信画片”，基辛格对杭州的喜爱，也能从他的文字看出来——“杭州确实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他甚至还记得那句俗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西湖晨曦》
总统先生后来收到的礼品中，就包括一套《西湖》明信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选作封面的照片名为“西湖晨曦”。
制作这些幻灯片、明信片封面用的相片，都是当时还在浙江幻灯制片厂工作的摄影师张侯权拍摄。
（一）
1965年初夏，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全国幻灯会议，当时文化部电影局幻灯处处长唐瑜提出几个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内容选择上可以做一些风光片。
浙江幻灯制片厂厂长黎呐马上响应：“我们有西湖风光片。”接着就在会上放映了张侯权几年来拍摄、制作的西湖风光幻灯片，得到大家的一致叫好。
唐瑜当即决定选出24张“西湖风光”，做成“135”胶片的幻灯片。但当时国内还没有拷贝彩色幻灯片的设备，最后是联系了日本的厂家，制作了一万套。
用作国际文化交流的西湖风光幻灯片集
首批面世的这套幻灯片集，比我手头这本还要精细，封面上有“杭州西湖”的烫金标题。
1970年代末至1988年，张侯权共拍了60多套照片，都制作成了幻灯片，展现浙江的风土人情、戏曲工艺，其中最多的就是西湖风光。寄到北京后，相关领导批示，这批幻灯片（文化部）免审（邮局）免检，作为国礼，寄往当时与中国建交的131个国家，每个大使馆寄20套。
很可惜，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大约1990年代后，曾经风靡全球的幻灯片几乎消失殆尽。
我第一次去张老先生家，他的女儿单泠从储藏室里，找出满满一箱子幻灯片，几十本册子，还有两台手持式的读（幻灯）片机，有一台是法国产的。
单泠说，但是在欧美，幻灯机是非常普遍的“小家电”，“以前的人不会经常把照片印出来，习惯用看片机看幻灯片，就像现在我们用手机翻照片一样。”
可惜的是，这些压箱底的藏货，在太阳光底下一看，大部分已经失去色彩。老先生说是保存环境出了问题。
我有点不甘心。
第二趟去见老先生时，我带上了这套从旧书网上淘来的幻灯片——1980年代由浙江幻灯制片厂制作。
去之前，还有点忐忑，担心东西质量不好。结果老先生看了，很满意，表示达到“干燥度99.9%”的标准。
我算是捡到漏了。
当天，我还忽悠朋友把他家里收藏的老幻灯机“海鸥4400L”弄出来。
4月26日，周日的下午，在老先生的房间里，我们拉上窗帘，看了一场幻灯片看片会。
断桥 张侯权摄
云栖竹径 张侯权摄
苏堤春晓 张侯权摄
龙井 张侯权摄
片子一帧一帧过去，1970年~1980年的湖光山色历历在目。它们像琥珀一样，永久封存了特定时刻特定地点那个风姿绰约的西湖。
虽然已是92岁高龄，老先生仍然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出每张照片的拍摄地点，连人物、细节、故事都记得很清楚——
“这张‘虎跑泉’，画面里两个女孩子是两姐妹。”
我们看着幻灯片里那两个美人，那个时代的女孩子真是人美条顺。“里面一个女孩子原来有个在浙大读研究生的男朋友，后来她红了（这张照片当年传播得非常广，片里的女孩相当于现在的网红模特了），那个研究生的妈妈急得来找我。”
说着说着，墙上打出来一张老先生1980年代拍的杭州植物园，画面上有棵紫荆花树。他突然问我：“咪佳，你知道紫荆树是怕痒的吗？”
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老先生继续解释：“我一挠紫荆树的树干，整棵树都会摇晃起来。”
我们也好像紫荆树，被这句话挠到了痒点，笑得七倒八歪，陷进沙发里。
（二）
除了幻灯片，另外还有一种载体，保存着张侯权当年拍摄的西湖，流传更广。
196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下文简称“上海人美”）准备出版《西湖》画册，用风光摄影作品“表现祖国大好河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这在当时文艺界是个新提法。
为了筹备拍摄这本西湖画册，上海人美摄编室副主任尹福康先生到了杭州，就住在西湖边的新新饭店。
接待尹福康的是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的谭铁民先生。谭铁民知道张侯权一直在拍西湖风光片，就介绍他们认识。
“尹福康老师一年里来杭州多次，还经常邀请像卢斯福、敖恩洪、吴寅伯（著名风光摄影家）等几位老先生来杭州。”张侯权回忆说，他经常与三位前辈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拍摄经验。也是在这一段的拍摄过程中，张侯权认识了当时在杭州园林管理局工作的王胜林先生。
那套选作《西湖》明信片封面的照片“西湖晨曦”，便是由张侯权、尹福康构思，王胜林和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摄影师叶赐振等几位共同创作的一张照片。
1963年深秋初冬的一个清晨。
行动时间和地点是张侯权、尹福康选定的，张侯权有一张从摄影技术书籍上手抄的杭州二十四节气的日出、日落时间表，能帮助他掌握杭州四季、早晚色温变化，以及太阳和西湖景点之间的空间关系。
清晨5点多，太阳尚未升起。西湖边，四个年轻人正兵分两路：
叶赐振和王胜林一人掌舵一人摇船，泛舟到了白堤锦带桥北边里西湖的湖面上；张侯权和尹福康一起，上了新新饭店西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合作拍摄一张西湖日出图。
船，是画面中的关键道具——头一天晚上，王胜林就摇进了西湖，夜泊在新新饭店门前小码头前。“里西湖原本是不准游船进入的，有了老王协调，我们就可以摇小船进去。画面里有没有这么艘小船，是大不一样的。”
新新饭店这头惊险系数比较高：张侯权爬上了西楼顶上的穹顶后，先把自己和穹顶上的避雷针基座绑上。这个穹顶距离地面有五六层楼高。
尹福康站在穹顶底下的平台上，通过吊绳索，把八台照相机一一传给张侯权。“8台照相机，有尹福康的3个，叶赐振的两个，我自己的3个，里面好几个‘135’的潘太康、莱卡、尼康和‘120’的禄莱、林哈夫，在上面，镜头是不能换的。”
张侯权早年使用的几款老相机
8个大家伙全部挂在张侯权的脖子上，以便开始拍摄时，他一次性操作，拍了之后底片由几位摄影师各自归档。当然，以防万一，他牵着自备的保险绳沿着穹顶边沿走了一圈，把自己、相机和避雷针的基座绑在一起。
一切就绪。
“我手一挥，他们按照既定路线划船。”6点一过，太阳在锦带桥一带的位置升起来，“那天云彩也好，没有风，水面很安静，这是运气。”
不过，这份美景留给张侯权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太阳升高以后，曝光就不好掌握了。色温一变，画面色调就变了。”
那天在新新饭店的穹顶上，张侯权花了20分钟左右，拍完所有相机里的两百多张胶片。
我吃惊：“这么快！”“那当然。”
“没有拍坏的？”“那当然。”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是张侯权最喜欢的声音。
92岁的老先生，一生经历过各个时代浪潮的起落开阖。而他现今对我作的描述，始终是平静的，“我对生活没有别的要求，能让我拿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可以让我忘掉一切不愉快。”
采访也让我越来越惬意，谈的是杭州人最珍视的西湖，赏的是如画的美景。有好几回，我采着采着，就不自觉陷进老先生客厅的那张沙发里。
对于张侯权老先生的这份记录，除了把回忆写下来，我想还可以做一件事，买一个干燥箱，让几十年前的西湖色彩熠熠地保持在99.9%干燥度。
苏堤 张侯权摄
（三）
《麦田的守望者》的主角曾经说，一本真正让你爱不释手的书，是当你读完后，巴不得和作者成为好朋友，你可以随时给他打个电话。
有魅力的艺术作品背后，都站着这样一位作者。在接触了张侯权老先生的摄影作品后，我充满了想要给他“打电话”的欲望。
因为和老先生聊天，一个我的年纪没能赶上的西湖就会扑面而来。
在杭州，没有一代人不被西湖迷住，但大部分人早已习惯用各种拍照APP来智能“抓取”。对于那些我们算年份都能唤一声“阿姨”的老照片，拍摄者是如何设计出这样别致的构图，又是如何摸透西湖的习性，在天时地利人和之际按下快门的？这里面拥有太多丰盈的故事和细节了。
可以说，西湖美景风光片背后，藏着的是一部功夫大片。
张侯权老先生比我的外祖父稍大一些，但说起当年拍西湖的那些事，他的精力明显旺盛过我。
每次采访，他都坐得笔挺，我跟他约几点见面，不管是一大早还是午饭后，他都说好的，回回精神饱满、细节清晰地讲上好几个小时。
我起先觉得有点冒犯。因为听老先生说过，他常年保持凌晨4点起床的习惯，加上有很严重的颈椎问题，这几年常在夜里醒来，就躺到躺椅上看小说，再慢慢睡着。整个白天，他就经常会躺一阵，醒一阵。我这么跳跃着定采访时间，对老人的作息和体力，都是挑战。
但聊到后来，我明白了。老先生拍了60年的西湖，真的是练就了一身硬功夫。
前面提到拍“西湖晨曦”这张照片时，老先生说他常年备有一张从天文书籍上手抄的杭州二十四节气的日出、日落时间表，但是更多靠的是几十年如一日“整个西湖到处转”转出来的经验。
为什么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了？就是因为他以前每天清晨就要出门，天晴赶日出，下雨就去西湖边踩点，每天把摄影包绑在自行车后座，骑着车在景区转，有目标的一个点一点跑。不然，怎么能摸清楚一年四季里太阳和西湖各大景点之间的空间关系。
“哪个地方什么季节好看，我都清楚。”张侯权在春天的时候，去太子湾拍照片，爬到高处，发现草坪的线条只有冬天时被雪覆盖了，才可以更好地显现。
于是，他记在心里了，冬天再来此处拍雪景。
我越采心越痒，抄了老先生节气表上的太阳作息，想约着朋友去拍日出。但是选哪个景点，能够同时拍到好看的景和太阳？
我又偷懒，直接问，“谷雨过后，杭州哪里拍日出最好？”老先生想都没想，说是苏堤。
西湖的一切都在老先生的脑子里，随刻随调，比找档案快。
不要企图和他拼西湖边的任何细节。他随便说一条西湖边毛细血管一样的弄堂，就能撩倒我们几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回来以后，地图上面找三遍，才能找出位置。
孤山之秋 张侯权摄
（四）
熟悉时空点是基础，为了出好片子，等待，也是必需的。
“他可以一年四季每天起早去赶日出，因为每天的气象条件都不一样。”女儿单泠也曾经被老爸清早“拖起来”一起去等日出，可是时间长了，这位文艺女青年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浪漫了，“在我看来，等待的过程是很无聊的。”
那个时候的张侯权呢？架好三脚架，硬等。
比如等晚霞，酷暑难耐、蚊子环绕，他就带本书，边看边等。
有一回，因为“等晚霞”这件事，著名摄影师*还莫名“躺了一枪”。
那是盛夏的一天，张侯权在苏堤上，一棵横亘的老杨树边等晚霞。恰巧，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的于冠西先生骑车路过，“张侯权你在干什么？这么热的天。”
“等着拍晚霞，今天云彩好。”张侯权很兴奋。
于先生打了个招呼，就慢悠悠踩着自行车过去了。没想到的是，隔了几天，张侯权的朋友、于冠西的儿子*来跟张侯权发牢骚：“前几天我爸回来把我骂了一顿。”于先生说，“你这个搞摄影的怎么没有张侯权这么用功！”
现在看来，张侯权当年拍西湖的很多照片，都有“上帝视角”——就是按照常理，不太想得出来的拍摄位置。
我后来去了现在的新新饭店，考证拍摄“西湖晨曦”照时的这个西楼穹顶，还拿手机拍了下来，之后去拜访老先生，我亮出照片，请他指出当年他爬到了哪个位置，绳子绑在哪里。
“我爬到穹顶边缘的这一圈，尹福康在下面楼顶的平台上。”我惊叹：“站在底下，怎么把绳子绑到避雷针上去？您这功夫比佐罗还厉害啊！”
老先生笑笑。因为他经历过更危险的操作。随身保护自己的，不过是几根绳子，麻绳，尼龙绳，棉线绳都有，“取景的时候要闭一只眼，人很容易重心不稳。绳子是一定要的。”
张侯权还拍过航拍图，那时候是没有什么航拍器的，操作方法是运输机 真人实拍。
1979年航拍浙大，用在改革开放后浙江大学第一个出访美国的代表团制作的学校画册封面
俯拍地面用的螺旋桨飞机，事先要把机舱门卸掉。张侯权在领航员的指导下，把自己和相机绑好，固定在舱门边的位置，然后等着飞机升空后，再对着地面拍摄。
“风吹到脸上就像沙子砸过来一样啊。”老先生说，不仅是吃风的问题，因为拍摄需要，飞机是一遍一遍俯冲的，一趟拍下来，机上十几个人包括领航员都吐得不行，张侯权没事。
对着一惊一乍的我，老先生只是笑着说：“绳子要绑紧。”
张侯权多年傍身的“武器”，除了各种各样绳子，还有辆28吋的自行车，必要的时候，再难走的山路，肩膀上一扛就上山了。
张侯权有一张拍六和塔雪景的照片，入选过另外一套西湖明信片。
那是1980年代初。那天，张侯权也是起了个大早，早上6点不到，就和年轻人一起出发了。
他们带上设备，先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再绕到蔡永祥烈士纪念馆背面的山路上山。因为山顶有个铁塔塔基，只有站在这个塔基上，才能越过丛生的树顶，以积雪的树木为前景，拍到六和塔以及钱塘江湾。
这也是张侯权花了好一番工夫，事先构图好的内容。
“那天雪非常厚，稍有遗憾的是当时雪后没有天晴，因此光影效果不强，但散光下，雪的质感体现得非常充沛，非常难得。”
张侯权选择从西往东南方向拍六和塔，构图很理想。他脖子上两个“135”、一个“120”，胶卷全部拍完。
不久，太阳一出来，雪马上开始融化。“哒哒哒哒”，老先生说，化雪天呐，拍完照片，人虽然穿着羽绒衣，全身也都湿透了——衣服里面是汗，外面是化雪的水，穿的高筒靴，也全灌满了水。
那年，张侯权也有50多岁了，他就这么骑着他的28吋自行车，湿漉漉地蹬回家了。“很高兴的，片子好。”
是啊，咔嚓咔嚓面前，这都算不上什么。
为了找一个好角度，扛着自行车，前山上，后山下，也是张侯权认为多花点力气但最省时的办法。
面前的这位92岁老先生，如今仍然保持一种旺盛的生命力，遇到问题，不抱怨、想办法，也是老先生一生从事西湖风光摄影所遵循的一条最朴素的原则，源自于他对西湖风光，对摄影事业的热爱。
在时代的洪流中，如果不是超乎想象的努力，生命也只不过是随波逐流飘零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