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母亲是被拐卖到村子里的，袁鹏浩从出生起就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聊天素材。在这样的注视下长大的袁鹏浩，想融入集体却分外困难，哪怕用物品交换，也改变不了孩子们心底对他的轻蔑。而这时，一场纵火事故彻底改变了袁鹏浩的童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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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到袁鹏浩时，已经隔了十几年的时间。期间听到无数传闻，占大成的是袁鹏浩已经死了，死法各式各样，但相同的是，都很悲惨。
我的村庄在北方的一个穷乡僻壤，与其他穷乡僻壤没什么不同，泥土带着汗的味道，人们自给自足，日夜劳作，穿手工布鞋，吃死面馒头，喝带麦茬的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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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浩母亲季春的到来源自一场拐卖，90年代南北地区最常见的违法经济贸易。季春来自南方，四季如春或重岩叠嶂，具体方位并无答案，只知道在南方。
据村里人讲，当时年轻的季春辍学待业，为了补贴家里，满世界找工作。有个介绍人联系她，并且承诺：北方的工作很轻松，老板也很好，就跟自己家一样，薪资视人而定，总之少不了。当时的背景，南北方迁移生活、工作生存的事情很常见。于是袁鹏浩的母亲拿着一床破旧的被褥，坐着轰轰隆隆的火车来到了北方。
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工作场地居然真的成为了她永远的家。
季春被拐到了村子里 | 作者供图
季春试图逃跑过。是一天深夜，她趁男人睡后，寻找机会翻出墙外，接着没命地跑。村子和道路有很长一段距离，土路磕磕绊绊，碰运气会随机出现农药瓶子的碎碴和沉寂已久的树根，或者可以救命的人。
经历此事的老人说，季春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到硬邦邦的柏油路上，接触到与村庄不同的气息，自己就得救了。然后一辆民用三轮车迎面驶来，季春上了车，三轮车载着季春驶进柏油路，接着进入另一条土路。第二天一早，村里沸沸扬扬，男人的家里围满了人，断了一条腿的季春瘫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嚎叫。
事情到这儿就出现了很多种版本：司机将季春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又给送了回来。司机故意绕了一圈，又把季春带回了家里。司机打断了季春的一条腿，然后送了回来。
至此，季春就疯了。这个疯子会说令人纠结的带有南方口音的北方话，两者掺杂起来，话就变成了外国话，谁也听不懂，只能一个劲儿地点头。点头季春就会“嘿嘿”地笑，笑得令人恼怒，让人觉得季春根本没疯，是在占人便宜。
于是每当季春出现在大街上说起外国话，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回敬一句“我也操你妈”进行反击，季春还是“嘿嘿”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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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浩的出生，是个争议很大的事件。对于我们那个交通闭塞的村庄，直到现在村民仍是各执一词，添油加醋地分析袁鹏浩的来临。
袁鹏浩出生于千禧、悉尼奥运会、政治动荡，无数大事件交织的2000年。
关于袁鹏浩出生的版本也很多，比如：自己从季春的肚子里跑出来，一路爬到村南头的猪圈里睡觉——这是他投错胎的版本。
再如：季春在家里上厕所，哼着一首90年代的歌，突然大声喊叫起来。隔壁邻居隔着墙头一看，惊讶地发现粪坑里泡着一个孩子。孩子被救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声音了，邻居当机立断，拎着孩子的双脚，头朝下用力晃了晃，接着孩子吐出来一只老鼠的脚，哭声响彻天际——这是他邪气附身的版本。
村里的传闻不计其数，妖怪转世、上帝征兆、前世报应，还一度把袁鹏浩称之为“生命的奇迹”。
袁鹏浩出生后，村里茶余饭后的聊天素材就多了起来，他是一个没人在意没人顾虑的话题，好像上帝创造的部分生命，就是供人们消遣的存在。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每天总能编造出关于袁鹏浩的鲜活事迹，或悲哀，或惨痛，或震惊，千奇百怪，各式各样，他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谈资。
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和袁鹏浩共同生长，也见证了袁鹏浩的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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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袁鹏浩真正联系在一起，是在三年级暑假的某个周六午后。
与城市生活不同，没有电脑、网络等娱乐内容的乡村，午睡更像是一种仪式。大人们吃过午饭，按部就班地洗碗收拾，再程序化地睡一个自然醒的午觉。常年适应一种生活节奏，大人们对于时间的掌控已经达到了分秒之间。在某一刻吃饭、在某一刻睡觉、在某一刻醒来，是一种已经调刻好的永不混乱的秩序。
孩子接受不了这样的硬性规则，他们没有那么多觉，只想要自由自在地奔驰。他们便会在这种寂静中蜂拥而至，在红薯窖里、在村头大树下、在学校后面的树林里，几乎无孔不入。他们叽叽喳喳围成一团，分配低龄影视剧角色，探讨动画片动作文化，在棉花柴里挑选称手兵器，选举带领他们兴风作浪的领袖，然后耐心地等待着某天制造一场大的混乱，将这场漫长持续的秩序打破。、
我和袁鹏浩就是这场旷日持久战争中的一员，并且，这场秩序在那一天被我亲手打破。
那天小分队照常集合，袁鹏浩也在队列中。虽然我们在造谣诽谤这件事上对袁鹏浩丝毫不留情面，但袁鹏浩还是很乐意和我们玩。因为我们这个村庄没有什么选择，全村的同龄小孩都在一个集体里面，结交一个朋友，那么就是结交一群朋友，脱离一个集体，那么就意味着和全部小孩说拜拜。
这种情况经常令我诚惶诚恐，我努力让自己不厌烦任何人，也努力不让任何人厌烦我，最后情况就发展成我厌烦我自己。我们“专政体制”的最高领导人也有着和我相同的感受，他也诚惶诚恐，只不过怕的是自己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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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浩不爱说话，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尽可能简短。他开始长头发后就留了平头，一直到我和他的最后一面，他永远是平头。他的标志性动作是挠他那少得可怜的头发，然后闻一闻手里的气味。每次他做这个动作我都很厌弃，也很震惊，这与当时留着一头毛寸、打着啫喱水的我们显得格格不入。
他很爱笑，像是遗传。他的笑和季春有所不同，他的笑是“呵呵呵”憨厚的笑，或者是不说话的笑，笑得分外真诚。
因为他寡言少语，行动力也强，被领导人看中，成为了我们的一份子。当时允许袁鹏浩加入进来的要求是：袁鹏浩每天都要给我们最高领导人一个鸡蛋，并且要清洗干净，用卫生纸包三层。
当时虽然家家户户都有鸡蛋，但一天从家里拿一个简直是异想天开。但袁鹏浩答应了这个无理的要求，他每天都会拿一个被卫生纸包裹的圆球出门，每次都是一个平滑整洁的鸡蛋，每次我们就会欢呼，不知道为何欢呼地欢呼。
欢呼中就会有人发出质疑，判断袁鹏浩偷了他父亲的鸡蛋，袁鹏浩不做解释，只是真诚地笑笑，然后静静地跟在我们队伍的最后面。
住在袁鹏浩家隔壁的成员，在后来某次的夜晚集会上说，看到过袁鹏浩的父亲用水清洗鸡蛋，用他们擦脸的毛巾擦干，再用卫生纸包起来放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
袁鹏浩的家 | 作者供图
最高领导人听到很自豪，说这就是奥特之王的影响力，第二天他找到袁鹏浩，说自己不想要鸡蛋了，想要只公鸡。
那天午后是这样的安排，最高领导人和军事大臣在基地讨论邻村孩子帮派的间谍工作。我前一天已经扮演了我最喜欢三娃，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次门口的护卫就轮到了我。
谁也不想和袁鹏浩在一起，这是公认的事实。就算袁鹏浩每天抱着一个包装完美的鸡蛋笑容满面地走进我们，尽力融入我们的生活，也没人愿意跟袁鹏浩在一起。
然而不巧，这次袁鹏浩也是护卫。他当护卫是理所当然的，有群众他是群众，没群众他是坏蛋，有坏蛋他是坏蛋，没坏蛋他是地位最低的那个。
我们的基地是一个被遗弃的井房，四周有堆积起来的柴火遮挡，柴火又是我们的武器储蓄。柴火上面插着一面白色塑料袋，塑料袋上有个用水彩笔写的“周”，“周”是我们领导人的名字。屋里有两张板子，拿点破旧被褥就是两张床，然后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座位和桌子。
这个地点有时会成为基地，有时会成为训练营，有时会成为敌营，有时会成为厨房，基本跟着剧情而定。
那天要策划战略，屋里的领导人和军事大臣讨论着就进入了梦境，或躺或倚或坐，看起来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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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这种跟不喜欢的人做不喜欢事的漫长过程，于是那天我有了两个极其恶劣的“第一次”。
第一个“第一次”，我把屋里的葫芦娃装饰的火柴拿了出来。然后点着，一边对着袁鹏浩得意忘形一边欣赏它短暂的浪漫。第二个“第一次”，我点燃了干燥的柴火堆。刚开始我很享受袁鹏浩对眼前事物的理解，他一改以往的笑容满面，眉头紧皱，嘴巴张得很大。我沾沾自喜地望着眼前的浪漫，虽然我们两个在今天是同一个身份，但我的地位一下就凸显了出来。
但令人难过的是这浪漫并不短暂，引燃的柴火愈烧愈烈，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火势连续上升，缠绵摇曳，几乎每一根柴火都着了起来。直到火将柴火堆上的旗帜烧烂，我才感觉到了不对劲，一方面不想在袁鹏浩面前丢脸，一方面对眼下的情况无法做出分辨。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路历程，当时还身为孩子的我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只能看着它越发凶狠地燃烧。
我们是亲眼看着柴火堆倒在基地门前的，这过程没有一点遗漏。倒下的柴火直接将基地的门封住，不留一点缝隙。某一刻我突然认为火不是火，是一道屏障或一股真气，是现实版本中的龟派气功。
接着最高领导人的哭声从屋里传出来。
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我站在屋前目瞪口呆，任凭高温灼烧着我的眼睛、我的眉头、我的头发、我的地位。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这种情况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范畴。
心脏仿佛骤停了一下，然后我猛然惊醒，头也不回地往树林跑去。
7
我的少年时代，也有着令人鄙夷的一部分。
我穿过树林，蹚过两条没有特征的河，跑过一大片我从未接触过的风景，然后在一个被桦树林占据的土坡上停住。我百感交集地回溯我整个纵火过程，试图弄清原委，或者找到推脱的借口。
袁鹏浩气喘吁吁地停在山坡的下面，与我保持距离，极其深刻地凝望着我。这是我脑海中为数不多的一张面孔，他静悄悄地看着我，不作声，恳切等待我的下一步回应。
我的人生第一次出现了我抑制不了的错误，我无法再以云淡风轻的态度对他下达下一步的指令，虽然最高领导人已经阵亡。想到这儿，我大声地哭了起来。
袁鹏浩也哭了，不同于我的悲壮，他是那种很小声的抽泣，鼻子和眼睛一起用力的基础哭法。
我们哭了一会儿，然后我喊他上来，让他坐在我身边，委屈地说：“以后就我们两个人了，我不要你的鸡蛋，我想跟你玩，你想跟我玩吗？”
孩子的敏感和患得患失，要比成年人来得更猛烈。孩子有着难以调节的思维，教育观念与方式的错误，导致理解力和可预知性出现偏差，于是他们在事发之时，就尽自己的努力把所有问题幻想至最大化，并且坚信不疑。在处理应对上，保留住当下的一切，是他们唯一可做的事。
我看到袁鹏浩点了点头才重新开始哭泣，这次我也是鼻子和眼睛一起用力的哭法。哭的时候鼻涕会因为用力而流出来，对方就会“哼哼”一笑，这种笑也是鼻子用力，鼻子一用力鼻涕就紧跟着出来，然后另一个人再笑。接着迅速跟上进度，鼻子眼睛用力的哭变成了抽搐的哭。
我们在山坡上大约坐了三个小时。明显感觉到阳光已经有了衰弱的趋势，微风拂面，能闻到一股荠菜馒头的味道。我们决定要回家了，虽然这三个小时内我们讨论的大多是离开了村庄如何生存，如何行侠仗义，如何叱咤江湖。但是我们饿了，也很疲惫，身上是鼻涕混合着泥土的脏，这个情况除了家我们哪儿都去不了。
8
令人惭愧的是，我的卑劣再一次展现了出来，我不想让人看到我和袁鹏浩手挽手回家的场景，即使并肩同行也不行，与之而来的还有其他复杂情绪。于是我厉声要求他走在我的后面，并且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张开嘴巴有些不知所措，很诧异我的转换如此灵活，仿佛刚才和他用三种方法哭泣的是另一个人，做出如此卑劣行径的则是另一个混蛋。但这两副面孔都是我，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混蛋。
袁鹏浩还是照做了，他紧跟在我身后，鞋子拖拖拉拉，表示自己怨气很大。以往这种情况，我会大声责骂他，要让他把鞋子搭在脚脖子上走路，但是今天我很累了，也毫无兴致，况且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骗了他的感情。
这片看起来和我村庄一模一样的田野，带给了我一种莫名的新鲜感。我观察着桦树纵向颗数的规律，玉米颗粒与我家玉米的简易对比，棉花柴的生长走向是否可以成为一把完美的兵器。然后我突然发现：我不认识路了。
玉米地 | 作者供图
长途跋涉的过程中，我脑子里都是最高领导人哭泣的声音，完全没有记住任何地标和显眼建筑，只记得有很多树，可是基地旁边有树，山坡上有树，玉米地旁边还有树，哪个地方都有很多树，我又想哭了。
“往南走。”袁鹏浩在后面说，语气很平淡，没有恼怒、难过、烦躁、不安等情绪，只是一句短短的“往南走”，但我知道他正在背后偷偷地笑。
树林并不像城市道路那么有规律，没有左右之分，整个树林都是方向。老人说，城市就是从树林里走出去的，北京、上海都是从树林里走出去的，他们在树林的东南西北。
虽然我不想听从袁鹏浩，但是我很累了，我只想赶紧回家，等第二天精神恢复后再给他一个代表权力的威吓。我听着袁鹏浩的指引走，期间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无意炫耀自己的方向感，除了指路没有别的话。但他发音标准，没有拖拉鞋子，整个路程中只有鸟儿和树叶的对话。这说明他的自信已经找回来了，而我的自信和我的方向感一样，都还在路上。
太阳照射在玉米地和其他农作物上，五颜六色，分布均匀，看起来像一条渐变色的船。
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走了近一个小时，终于看到了被我摧毁的武器库和基地，火已经熄灭了，基地的墙被烟熏成黑色，地下还有未凝固的水，泥土里藏着烧碎了的炭屑，看起来触目惊心。
我们从基地的背后绕了过去，想悄无声息地躲过这灾难的后续。但是一走进村子，就发现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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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浩被一群人带走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事。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袁鹏浩的父亲一脚把我身后的袁鹏浩踹倒在地上，紧跟着扇了两个耳光，袁鹏浩愣了一下，然后大声哭喊，接着被一群人裹挟着带离了现场。
我在这种不可控制的混乱中感到了深深的恐惧，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为袁鹏浩说话，也无法揭开这场灾难的秘密。我只能站在那儿，看着袁鹏浩被一大帮人带走。
这时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望过去，看到最高领导人和他的军事大臣们坐在高高的柴火堆上，笑着和我招手。他们看起来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绿豆雪糕。我再次哭了起来，这次的哭泣更加彻底，是无数积压情感爆发后的哭泣。
在那一天，和我的信心和方向感随之而去的，还有我的尊严。
在最高领导人和部分村民的指证下，袁鹏浩代替我成了纵火犯。我们换了根据地，找到了新的武器储备，设施也得到了更新。除了最高领导人常常惋惜没有了鸡蛋，一切看起来都能接受。只是袁鹏浩被永远地锁在了家里。
我不仅骗了他的感情，还束缚住了他的人身自由。
袁鹏浩的家在村后，后面就是树林，是我们探险的主要目的地。
村后的树林 | 作者供图
有时在树林里，会听见袁鹏浩与季春的对话，那听起来更像是对骂。
我们最高领导人有时会隔着土墙和袁鹏浩交流，然后嬉皮笑脸地回来对我们说：“他妈的，袁鹏浩也疯啦！”
被长时间禁闭起来的袁鹏浩情绪非常不稳定，他会隔着土墙与我们最高领导人对骂，会在墙内发出令我们毛骨悚然的嚎叫，会发出悲伤超越我们想象的哭泣，这更加佐证了“袁鹏浩疯了”的说法。
村内的谈话素材也进行了更新，比如袁鹏浩今天说了什么丧尽天良的话、今天动手打了季春、今天在屋里哭了整整一天、今天居然穿起了季春的裙子。在这些框架中，主题从投胎转世变成了精神病，新社会新思想的建设，让我的村子也受益匪浅。
我的村子，是个信奉科学的村子，他们抛弃了旧时代的糟粕产物，对于一些人，他们更乐于以“精神病”当作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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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敢靠近袁鹏浩的家里，也不敢面对他。起先是因为愧疚感，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是一种无以复加的恐惧。后来随着观念深入人心，我也开始认为袁鹏浩得了精神病。
袁鹏浩得了精神病这件事，得到全村的相信是三年后的一个夏天。
那年我马上就要上初一，我们的集体因为无法整齐地聚集在一起面临着解体危机，那时候几家都安装了有线电视和电脑，不再拘泥捉迷藏、动画片复刻演绎这种毫无新意的游戏，我也和其他几个成员搬到了城里住，只有暑假和某个星期天才能回来。最高领导人很伤心，他的诚惶诚恐终于成了真。
蝉虫是还没变成知了的幼虫，每年夏天会破土而出。我们这个地区蝉虫可以拿来吃，也可也拿来卖钱，所以每个夏天的晚上，全村人都会携带着竹竿、手电筒、水瓶出动。
袁鹏浩家后面的树林是一个不错的资源地，每到晚上，场面十分盛大，一束束白灿灿的灯光照射天际，像是某种含义深奥的祭祀。
袁鹏浩屋子的后面 | 作者供图
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过程，只有袁鹏浩不喜欢。每当有亮光照进袁鹏浩家里时，袁鹏浩就会大声地责怪，是那种妇女之间对话的责怪，虽然并不出格，但听起来就很奇怪。袁鹏浩的父亲晚上也会出来捉蝉虫，离家近了，听见袁鹏浩的声音，大声骂几句，墙内的声音就停止了。这是村里人在夜晚工作的唯一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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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和我爷爷一起去了树林，因为昨天下了雨，这块宝地上聚集的人空前地多。我们一路走到袁鹏浩家的墙后头，试图在几棵老树上寻找蝉虫的踪迹。
那时我已经不怕袁鹏浩了，心智的成熟让我有了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况且袁鹏浩已经疯了，已经不认识我是谁了。我自得其乐，没有一点儿心理包袱。
当时我爷爷在树枝上看到一只蝉，找我要竹竿，然后就听见袁鹏浩的声音。
他叫的是我爷爷的小名：“小马？”
我爷爷愣了一下，一旁的村民也愣了一下。
“小马？！”
这次声音大了很多，很多村民都听见了，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
“小马我操你妈！”
仿佛语言炸弹，顷刻引爆了在场的所有人。许多人愣了片刻，然后替我爷爷出头还击，责骂袁鹏浩目无尊长，没有家教。整个树林人声鼎沸，手电筒的齐聚照射像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现场，所有人义愤填膺，行使着道德层面上的正义。
袁鹏浩的声音更大了，甚至带着沙哑的哭腔：“小马我操你妈！我操恁每个人的妈！”
就在这场浩大的错乱中，袁鹏浩的父亲扛着一身的装备从树林和人流中跑回家去，片刻，墙内传来袁鹏浩哭泣的叫骂声，这之间，还夹杂着季春悲痛的外国话。
对于那场事件，直到十几年后我才知道了最主要的原因。村里的人口证很统一：当年那个驾驶三轮车的司机，是我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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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之后，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我们的集体就此终结，最高领导人家里也买了电脑。
第二件事，袁鹏浩被送往了精神病院，是被全村人送走的。
可能是当天，可能是第二年，具体时间我已经忘了。这期间的传闻很多，从离开村庄到城市，十几年来总有人在我耳边讲述袁鹏浩最新的情况和精神病治疗进展，每个人乐此不疲，这些东西从未间断。
十一年后，我差三个月二十岁。当年密不可分的集体再联系只有两件事，聚会时分摊账单，网络上找来借钱，别的时间基本是杳无音讯。最高领导人结了婚，成为家庭里的最高领导人，继续享受家庭的诚惶诚恐。
那天为了打破骑行记录，我骑到了城南一处正在建设的外环道路。道路曲折，路况也越来越差，较劲的过程中车胎被建筑垃圾划破了一个口子。
我找到最近的一家修车店，老板正在为一辆摩托车更换刹车片，我说明情况，老板却说不补自行车胎。在对话中，我发现他就是袁鹏浩。
最终在我50元的出价下，他还是为我补了胎。
他看起来胖了一点儿，穿着某个品牌的机油工作服，换了头型，头发烫得乱糟糟的。他与我的臆想描绘有着千差万别的距离，甚至跟小时候一点儿也不像，除了笑。
他的笑是“呵呵呵”的笑与不出声的笑，好像只有两种笑法，比哭法要略低一筹。我盘算着如何进行久别重逢的客套，无数模板在我脑海中穿过，无数片段也在我脑海中浮现，最终，我还是沉默到维修结束。
我在思考，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别人。我能怎么说呢？说这一天我遇到了袁鹏浩，他没死，没进监狱，没成为逃犯，没抢过银行，他拥有技能，他圆滑世故，他有着一身市侩气，他那双眼睛仍是那么明亮，他的笑依旧有着感人的真诚，他是个正常人，他和我们一样。
我付了钱，推车往外走，尽量不留下一丝线索。我能感受到他站在我的后面，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我。十几年前，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目光。
我骑在路上，从破败的施工路拐进一处小麦地。
是一瞬间的事情，那是无法用科学计量的量子传输，我回到了当年的玉米地。他跟随在我的身后，四野寂静，阳光正盛，渐变色的船跟随我们往前波动。
“往哪走？”
“往前走。”
题图 | 图片来自《隐秘的角落》
配图 | 文中配图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来源网络
（文/唐闻生，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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