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铁轨，他们将这件事嫁祸给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攻击中国东北军第7旅。
此后，日本很快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并于次年建立起了伪满洲国。
实际上，刚刚从父亲张作霖手中接过东北的张学良手握重兵，本可以组织兵力奋起抵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东北就此沦陷。
关于张学良为何没有出兵抵抗，守护东北，历来有众多说法。
张学良晚年对自己的做法也有一些特别的看法，称自己是判断失误。
事实真是如此吗？
1931年9月18日夜里22时，沈阳北大营突然响起了炮声。
当时北大营有八千名守军，而日方仅仅只有三百名士兵，如果东北军当时组织了有效的抵抗，那么北大营也许就不会失守。
然而，东北军却收到了上级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于是，北大营的武器全部被收回到库房中，日本三百名士兵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攻破了北大营，此后，日军蚕食沈阳，很快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其实，沈阳沦陷后，东北还不至于全盘失守。
黑龙江还在中国手中，吉林还有李杜、丁超的武装势力，辽西辽东也有残存的抗日武装。如果张学良此时下令抵抗日本侵略，那么事情或还有转机。
然而，张学良并没有这么做，他很快下令东北军全部撤回关内。
“东北王”都走了，剩下的军队根本无法抵御日军，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日军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东北这片土地，就这样被拱手送给了日本。
当我们再回看此段历史的时候，无不扼腕叹息，明明东北军还有力量，却还是将大片国土拱手送给他人。
而东北军的不抵抗就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话题。
历史上有关“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为何没有派兵阻挡日军铁骑的原因有很多种，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当年张学良是奉蒋介石之命才最终做出的这个决定。
能佐证这个观点的历史史实主要是蒋介石在那一历史阶段的对日妥协和对国内共产党的高压政策。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已经多次表达过这种倾向。
1929年，蒋介石提出，治国理政无非就是“攘外安内”当时的“安内”对象还包括反蒋的军阀，随着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利，军阀们名义上都服从蒋介石的统治，已经构不成威胁，“安内”的主要对象就变成了共产党。
1931年，共产党在江西等地已经发展出了多块根据地和三十万红军。
如此大的规模让蒋介石非常忌惮，他在当年7月13日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国同胞——致安内攘外书》，在这份文件中，蒋介石将“安内”的矛头对准了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能反对派。
他不顾中国当时外敌环伺的事实，执意要将“安内”放在了“攘外”的前面。
自此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内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了“安内”上。
此时东北已经在少帅张学良的带领下换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而易帜后的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指令是非常有可能的。他与蒋介石互通的几封信件也可以佐证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变的一个月前，蒋介石就与张学良通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很快，张学良就回复蒋介石：“……恐有不肖之徒，鼓动是非，特电辽宁当局，务多加注意保护日侨。”
此后，张学良多次下令约束东北军，避免与日军发起冲突。
在张学良的命令下，东北军被束住了手脚，日军攻占北大营时也就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东北全境也很快就沦陷了。
张学良及其家族在东北经营多年，对那片土地应该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失去东北首先威胁的也是张学良的利益。
也正是因为东北对张学良意义非凡，才更让人很难相信他会自己下令“不抵抗”。所以很多人都相信，他应该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才不抵抗的。
但张学在晚年的时候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他说自己不抵抗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己对时局判断失误。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就被蒋介石囚禁了起来，一直到九十年代才重获自由。
在重获自由前，张学良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唐德刚为自己撰写一部回忆录。
唐德刚欣然应邀，他用磁带记录下张学良的谈话，并整理成书。
在与唐德刚的对话中，张学良回忆起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的事。
他在回忆中表示：“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是这样解释自己不抵抗的原因的：日本人常在东北挑衅，过去发生的例子也并不少，而几乎每次到最后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没有形成多严重的态势。
在日军炮轰南满铁路并栽赃给中国军队时，张学良还以为这此和前面几次一样，是挑衅而已，中国军队在忍让后可以和日本保持和平。
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目的是占领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
张学良丝毫没有想逃避自己在九一八事变上的责任，他坚持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不抵抗的责任在他自己。
但他的这个说法显然让采访的唐德刚很意外。因为他之前能接触的资料与张学良的说法有很大出入。
唐德刚以前听到的版本是：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劝“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张学良在接到这封电报后，还将它放到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包里，好像是在提醒自己，一定要执行蒋介石的政策似的。
张学良对此传闻表示了否定，说这是“瞎说”他再次重申：“我不能诿过于他人”。
他坚持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自己的责任，不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张学良的这种说法后来也在他原配夫人于凤至那里得到了证实。
于凤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并没有见过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
张学良夫妇的言论都表明，蒋介石并未在九一八事变时直接给张学良本人下达过不抵抗的命令。
但他真的就对此完全没有责任吗？
结合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给张学良去的几封电报，我们不难找到他要求张学良在面对日本的时候要克制。而张学良也确实是在接到电报后约束东北军，让他们不要与日军起正面冲突的。
就算是蒋介石没有给张学良直接下达过不抵抗的命令，但他的那一封封电报和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势必给张学良造成一定的影响。
东北已经易帜，于情于理，它都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张学良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那么无疑会和蒋介石之间突生间隙。
而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行为来看，他也的确是在顺着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走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学良是受蒋介石政策影响，最后又根据之前日军在东北的情况，主观上做出的不抵抗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北沦陷后，日本在此地建立伪满洲国，试图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张学良亲眼看着中国的国土一步步被蚕食，也意识到了自己不抵抗政策的错误。
他深知自己在东北沦陷上负有不可推脱的重则，对日态度也渐渐由不抵抗转变为坚决抗日。
但蒋介石还是坚持先“安内”再“攘外”，他命张学良到陕西“督师剿共”。
张学良在回到关内后一直在追随蒋介石，但他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很容易遭到蒋介石的猜忌。
他担心，蒋介石让自己去攻打共产党，就是想借此消耗掉自己手中的军队。
东北土地已经丢失，张学良不能再丢失东北军。他还希望自己能带领东北军重新打回东北去，一雪前耻。
但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在1936年飞抵西安，亲自督促张学良对共产党开战。
张学良试图与蒋介石沟通，说服他把矛头从共产党转移到日本上，但蒋介石不接受张学良的劝诫，坚持让张学良“剿共”。
张学良见劝告无效，只好动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前往华清池捉拿蒋介石，在成功控制住蒋介石等一众国民党高官后就通电全国，要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
此事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签订六项协议，停止内战，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张学良本人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了五十多年。
在漫长的人生中，张学良应该不止一次后悔过放弃抵抗，任东北沦陷。他在发动西安事变时也应该是为了能够弥补自己所犯下的过错。
然而，大错已经铸成，东北失守给中国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日本侵略者也因获得了东北的土地而更加气焰嚣张，此后在中国的侵略也更加肆无忌惮。而他自己也未能实现“打回东北”的愿望。
客观来说，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将责任系在某一人身上，是各种因素堆积起来的结果。
张学良也在年轻时曾不无委屈地表示，东北失守的责任并不应该只推在他一人头上。
的确，当时的中国已经是满目疮痍，武器装备、后勤补给都无法和日本军队相抗衡，即使东北军抵抗，也改变不了结局。
所以将历史责任推到某一人身上并不正确。
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的确耗费了中国当时本就不强的国力，增加了抗日战争的难度，他也为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不知道张学良在晚年为何要坚持东北不抵抗命令的责任在他，或许是为了感谢蒋介石的不杀之恩，或许是觉得年老了，离死不远了，不怕担责任。
但这些张学良不解释，恐怕也没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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