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
东汉班固在《幽通赋》这样写到，上京又是上都的别称，古时为京都的通称，比如三国两晋时洛阳有上京之称，曹植《与杨德祖书》：德琏发迹於此魏，足下高视於上京；南北朝时建康（今南京）也有上京之称，《陈书．卷四．废帝本纪》：仍遣使人蒋裕钩出上京，即置行台，分选凶党；隋唐之时长安也有上京之称，隋文帝曾说“大隋受命，出诣上京”；北宋时开封也有上京之称，比如《宋史》：却将已卸均籴斗斛转运上京；此外渤海国、辽代、金代都设有上京，因此上京作为地名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后梁贞明二年（916），已成为契丹可汗的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以“契丹”为国号，定都于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契丹会同元年(938)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同时设上京道，治所临潢府临潢县，辖境约当今内蒙古东部、辽宁、吉林、黑龙江一小部分及蒙古国地；大同元年（947）辽太宗耶律德光攻占开封后称帝并改国号为大辽，因辽水得名或取辽远之意；统和二十五年(1007)以后，首都移至中京大定府，这里成为旧都、陪都。金初仍沿袭辽制仍称上京，至天眷元年(1138)才将之改为北京。
与其他朝代不同辽代国号具有多变性，曾多次用辽、契丹作为国号，有学者认为辽曾九改九复国号；契丹既为民族之名字也为国号，本意可理解为镔铁；其名最早见于 《魏书·契丹传》，据《大学历史词典》记载，契丹源于东胡，东晋【建元二年 (344年)】时从鲜卑分出（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河水夹带大量的黄沙，在文献中为了与黄河相区别，故以潢水称之)以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更值得注意的是契丹也是中古时代西方民族对中国的称呼；辽代契丹国势强盛，影响及于中亚；后耶律大石西迁，建西辽于喀喇汗朝故地；因而中亚、阿拉伯以至西欧诸国人十三世纪时多概称中国人为契丹，现俄语中仍沿用契丹一词称谓中国。
后来多少地名淹没烟雨岁月之中，上京和契丹也成了文化与史书中的一种符号。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又会迎来转机，上京、契丹会重新作为我国的地名出现在人们的事业之中。近期巴林左旗政府官网发布了《关于设立巴林、上京、契丹街道，增设白音敖包镇、土木富洲镇，白音勿拉镇恢复白音乌拉苏木的公示》（以下简称公示），这也说明上京、契丹作为地名回归进入了可行阶段。根据公示内容，拟将林东镇林东城区上京路西部，辖北新街、清河、北塔、上京路、振兴、皇城路、契丹街7个居民委员会和西郊村1个村民委员会组建上京街道；拟将林东城区西部的契丹辽文化产业园区，辖富河、迎宾、鹿山、福山4个居民委员会和白音高洛村1个村民委员会组建契丹街道。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记载：上京，太祖创业之地，作为中国北方第一座草原都城，上京在历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辽代在此兴起与发展，耶律阿保机在此建国、命名、定都，在作为都城的200多年里，这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巴林左旗作为辽上京的所在地，境内存有辽上京遗址；因此巴林左旗筹备增设的上京街道、契丹街道是具有合理性的，毕竟这两个名字都与当地有密切的关系，美中不足的是上京作为地名有不唯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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