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如同风暴般瞬间席卷了西北大地，西北地区饿殍千里，天空陷入了死寂般的昏暗，万千生灵怨声载道，犹如人间炼狱，接连的灾祸相继夺去了500万人的生命！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树叶被摘光了，书皮被扒光了，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拉牲口的车子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这就是1929年至1930年的陕西。
面对陕西如此恶劣的灾难，时任国民政府最高领导蒋介石曾回应到:我东南几省的粮食，只够我东南几省吃，没有多余的粮食来解决西北的危机，即使拨款两三千万银元给西北也远远不够，只能维持几天的生计。古今往来可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让蒋介石如此决绝呢！
灾难如同恶魔般无情地侵蚀着西北大地，并于山西、河南、甘肃、陕西等地迅速蔓延，受灾最为严重的就是陕西关中地区，尸骨遍地，赤野千里，可谓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长期的干旱让关中平原土地裂开密集的缝隙，路上的尘土厚的都能埋人。
在清朝1887年陕西就曾遭受过特别严重的旱灾，近百万人被天灾夺去了生命，现存于陕西碑林区博物馆内的《荒岁歌》便记载了当时的真实情景:“大雁粪难下咽，无奈只得蒙眼餐。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脚轻跌倒难生还。路旁没人走，街头有女言:谁引我，紧相连，不用银子不用钱”！ 然而1929年的大旱灾持续时间更长，由1928年延续到1930年，其惨烈程度更甚，是陕西近200多年历史中最为严重的旱灾。
家住陕西省咸阳市陵照村的吴文正老人，亲身经历了那个悲惨的灾荒岁月，至今都记忆犹新。据吴文正老人描述，三年的灾害是他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就像坠入了无边的深渊！连续三年陕西地区六料未收，所谓“六料”就是每年夏季和秋季两次的粮食收获，而如今六料未收，那就说明连续三年民众基本颗粒未收，灾情是极度严重了。
1928年《大公报》刊登出的消息称:“从1928年3月至8月份，陕西关中地区基本未曾降雨，土地开裂，河渠干涸，”泾河与渭河的水已经断流了，甚至马车都能在河床上行走，灾情致使1928年夏季颗粒无收，秋季也无法播种，秋季灾情便迅速蔓延开来。
吴文正老人一家也陷入了深层的磨难，30口人相继得了热病，只有母亲，大伯，哥哥和自己艰难地活了下来，母亲只能以柔弱的身躯带着吴文正兄弟两人艰难度日。1929年更为严重的旱灾直接将母子三人逼向绝境，整整干旱了11个月，灾害之下富人变成贫户，中等家庭完全挨饿，穷人面对灾荒多数被饿死，有的甚至绝户！
灾年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能以油渣，干苜蓿，牲畜饲料等进行充饥，后来周围的野草，书皮，树根，都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食物，有的人四处寻找鸟粪中未被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村里的猫、狗、老鼠基本都被当做食物，很多耕地劳作的牲口也难幸免于难，有的人吃观音土被活活的撑死。
灾情愈发严重，1928年年底陕西有2800多人被饿死，到了1929年4月份饿死的人数竟然上升至28多万。当时的诗人李季描述1929年的大灾荒时写到:“庄稼就像碳火烤，遍地不见绿苗苗。二三月饿死装棺材，五六月饿死没人埋”。就是说到了1929年中旬开始形势就不敢想象了，死的人难以计数，埋都埋不过来，甚至有的人抬着棺材走到半路，一声不吭的跌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1929年8月17日《申报》报道出，华洋义赈会经过调查西北四省的灾情后，通报称:“截止8月份四省相继死去600多万人，病者1400多万，流亡逃难者400多万人”，其中陕甘地区最为严重，甘肃地区几乎廖无人烟，很多逃难去了。宝鸡岐山一县就饿死了近4万人。
作为三秦大地的陕西为何就成为了重灾区呢，首先秦岭以北属于黄土高原地区，黄土高原土层深厚，不易存水，那么一旦面临干旱，黄土地存不住水，汗情也必定会愈加严重，1929年天甘地旱，小麦基本不长，到了夏季收割，亩产量有25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很多家庭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陷入绝境的人们，只能向上苍祈祷，进庙拜佛祈求将下雨来。
屋漏偏房连夜雨，饱受灾祸摧残的人们还要经受野狼的侵袭，据吴文正老人回忆，野狼穿梭于村里的大街小巷，饿死病死的人都成为了狼的食物，活人也成为了狼的袭击目标，狼的数量惊人，白天人都不敢出门，即便胆大的人出去手里都要拿着棍子，大多出门都要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有些白天在门口玩耍的小孩，一不留意就被野狼叼走了。
《二十世纪重灾百录》中记载在陕西渭南合阳县，有一位刚满两岁的男孩就曾被狼叼走，村民们手持农具棍棒，持续追了三四里地才将孩子从狼口中救了下来，还记载了一位武秀才，自持武功高强，七八个人都近不了身，不听劝告独自外出，最终也成为了狼的腹中之餐。
到了1929年年底，历经了11个月的干旱，狼灾未平雪灾又来了，12月份大雪整整下了一个月，门前的雪堆积有三尺多高，能到成年人腰部。鲁迅先生著作的《故乡》一文曾说到:“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预示着瑞雪兆丰年，可对于当时的灾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大雪封了门，封了井还有道路，年轻人逃荒走了，留下的老弱病残之人，在饥寒交迫中更加难以生存，无力清除积雪，没有水，没有柴火烧，饿死和冻死的人不计其数。
1930年初春，旱灾隐隐褪去，人们期盼的大雨终于到来，这场雨如同救命稻草一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外出逃荒的人也回来了，人们都想尽办法东拼西凑弄来种子，没有牲口就全靠人力犁地，就当人们都沉侵在初春的喜悦之时，没料到蝗灾又来了。
陕西人俗称“蝗虫吃天祸”，蝗虫铺天盖地，黑压压的一片将太阳都遮住了，人们都不敢开门，一打开门房子里面就会密密麻麻的爬满蝗虫，农历七月十五一过蝗虫走了，人们再到田间查看，玉米、谷子、高粱等农作物全被清空了，只剩下光杆了，人们又回到了悲痛欲绝的生活之中。
接踵而至的灾难犹如晴天霹雳，让人们喘不过气来，可更加恐怖的灾难也随之而来了，民间俗称的瘟疫又一次席卷了陕西，名为“虎烈拉”民间也称“热霍乱”。病毒非常恐怖，传染性极高，因病毒来的猛烈故命名为虎烈拉。其症状就是上吐下泻，吐的是黄水，泻的是黑水，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患上此病根本就难以生还，患者早上患病晚上就一命呜呼了，传染的十分迅速，很快就在整个三秦大地肆虐开来，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去，很多家庭甚至全部遇难！
吴文正老人生存的陵照村原本有73户340多口人，灾荒过后经统计，有15户全部死去，140多人饿死，20多个儿女被卖出，加上失踪的占到了整个村子的多一半，而这只是整个大饥荒的沧海一粟，灾荒中千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以百万的人们被夺去了生命，虽然这段悲惨的历史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之中，但至今都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悲痛记忆。
1929年的灾荒也正处于国内军阀混战的时代，国民政府一心统治江山，对于灾民似乎未曾有过多的关怀，人们只能独自面对这可怕的灾难，为了生存人们只能抛弃尊严，卖房，卖地，卖妻卖女，吃草，吃树皮，老鼠，观音土。以此苟延残喘地活着，也为家人寻得一出路。
1929年经过全年颗粒无收之后，整个陕西几乎没有存粮，年底陕西受灾严重的14个县灾民人数为221万人，粮食存量只有2500多万斤，平均到每个人只有12斤，这是来年收麦之前所有的口粮，而这些粮食还需要灾民自己去购买，由于买粮的人太多，粮食也从最初的3块钱一斗涨到了十几块钱一斗，过去的一斗也就是现在的35斤左右，就这样很多有钱的人都买不到粮食，更别说那些没钱的穷苦之人了！
据统计全省92个县，有91个县都受到灾祸，人们为了活命，把能卖的都卖了，包括妻子和孩子，在这混乱的年代，很多大财主看准时机弱肉强食，用一块钱就将平民的地买来，一斗麦子却卖给穷人18块钱，在惨无人寰的年代，此类情况屡见不鲜。
陕南位于秦岭腹地受灾很轻，秦玲以北的人，只能变卖家产跋涉数百里穿越秦岭来到陕南背粮，大人一次背四五斗，小孩基本就被一二斗，山路难行尤其是在冬季，路面湿滑，很多人不幸摔下山沟，不是死亡就是残疾，面对50到70度的山坡也只能咬牙前行，为此他们受尽了苦难！
路上还难免会遇到抢夺粮食和食物的人，为了生存人们饱受折磨，被卖的妇女儿童都明码标价，妇女也就两三块钱，小孩更少只有一块，从河南，南方等过来的人贩子，低价将人买走，转手就高价卖给上海等相对富裕的地区。相对富裕的财主和商人低价收买农民土地，赚取暴利，穷人借一斗粮食，来年要还给富人三五斗，利息翻倍增长。
大饥荒过去以后，陕西本土70%的田产被军方控制，还有30%被官僚地主巧取豪夺而去，但在这灾荒年代国民政府所征收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一点也没少，军方为了收粮有些穷苦的人都被逼死，而国民政府基本没有赈灾，只是统计了当时受灾人群的数量。
1929年埃德加·斯诺发表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和《中国五大害》等长篇记述，并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中国西北受灾民众度过难关，美国作家斯诺当初应国民政府邀请，游历中国西北，写一篇游记用来歌颂国民政府的丰功伟绩，可不曾想到西北地区受到了特大灾害，被斯诺尽收眼底，他同情中国受灾百姓，为此辗转国际社会寻求帮助，而国民政府取之于民，却不能用之于民，让人内心唏嘘！
1927年至1930年，债务费，军务费，占据了绝大多数财力，军阀混战的年代他们以统一全国为第一要务，如此一来就很难再为赈灾而拨款了，可谓是有心而无力。时任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回陕西省亲时从南京带回20万银元救助灾民，面对家乡悲惨的景象，他挥泪而语:“迟我遗黎有几何，天餐人虐两难过。河声月色都非昔，老人关门涕泪多”！
陕西省于1928年成立了震灾委员会，并分布到每一个县，1929年初蒋介石也成立了全国救灾委员会，并派遣薛笃弼赴陕西调查灾情，在陕西省主席宋哲元的陪同下，见证了陕西饿殍千里的现状，而当宋哲元申请赈灾款之时，蒋介石退却了，没有进行赈灾援助，认为即使拨款两三千万给西北以不能解决问题。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军阀混战，北伐结束以后国民党分化出四个实力雄厚的军阀，其中以蒋介石为首，其余三人分别是阎锡山，李宗仁，还有坐拥西北地区得冯玉祥，冯玉祥在西北拥有40万军队，实力最为雄厚，因此也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两人的矛盾也愈发激烈，由此可见蒋介石没有救济西北，很大原因在于冯玉祥！
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描述，在南方城市里官员和歌妓们把酒言欢，那里有吃不完的食物，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的粮食，都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却不能运往灾区，因为在西北的军阀会全部故扣除这些粮食，东部的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会让这些粮食送往西北，天灾人祸为西北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
让人欣慰的是社会上还有一些热心的赈灾人士，竭力帮助陕西灾民，由多家民间赈灾组织成立的“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朱庆澜亲自赶赴灾区赈灾当看到灾情以后，他心如刀绞，提出了三元钱救一条命的口号，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末代皇帝溥仪对朱庆澜的做法大为赞赏，当时落寞的他，也为灾区捐赠了3000块银元，截止1930年1月共筹到善款185万元。
陕西赈灾委员会也组织民众，修桥建路，大力维修水利，在西安设立收容所，救济那些流浪的妇女儿童，设立站点施粥，开渠，凿井。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人们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灾民的混乱局面也得以控制。
人们经历了1929年的大饥荒后，兴建水利，以此来预防天灾，为以后的生活做足准备，这也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进步，赈灾委员会通过各种方式将人们团接起来。共同创造利益，修建家园，将人们凝聚起来，众志成城共同抗衡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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