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翻译史研究
2006年12月21日，第二届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上，我忐忑不安地讲完了自己的《翻译、性别及国族——Catherine II在晚清》一文。虽然早就知道论文中存在很多问题，也做好了认真听取专家意见的心理准备，但当评委老师们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研究史料不详尽、观点不新颖、论证不充分、逻辑不严密、表述不清晰等一系列问题时，我的第一反应还是好沮丧，感觉读博一年多来的努力似乎都白费了。时隔八年后，为了准备台湾翻译学学会主办的“译史中的译者”学术研讨会论文，我重新关注起凯瑟琳这一个案来，并以《当儒家德性论遭遇功利主义：晚清译者笔下的凯瑟琳（Catherine the Great）形象》为题，重写了论文。在撰写过程中，再次回看当年的研究，很容易就发现，那时的我基本上还不知道学术研究为何物；或者说，了解了一些方法和优秀学术研究的标准，但远远没有能力付诸实施。
第二届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论文集
我是王宏志老师在复旦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之前英语专业的学习背景，除了让我后来可以阅读英文文献外，对学术研究没有任何帮助。知识结构不合理，研究方法基本不懂，加上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受限造成了视野狭窄、看待人事角度单一、片面，这一切导致我在复旦的求学，全都得从头开始。在我之后，老师有好多年都没再在复旦录取学生，我一直觉得是我给老师留下了阴影。还好，幸运的是，温和宽容、责任感、使命感爆棚的老师，没有放弃我。我也老老实实按照老师的要求，一步步去努力。
01 合理的知识结构
读博第一学期，我就根据老师的建议，再结合自己的兴趣，确立了博士论文的选题，研究晚清传入中国的西方女杰形象，凯瑟琳是其中的一个案例。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我当时对晚清历史的了解，还停留在中学教材水平，需大量阅读与晚清相关的各类专业研究书籍。
其中又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晚清的历史。研究晚清的任何一个议题，无论妇女史，还是教育史；无论时段是19世纪下半叶，还是20世纪初，都需对晚清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等有一个整体、全貌地了解。学科分类系人为设置，但历史发展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来不会遵循既定的人为标准。囿于单一的领域而不顾及其他，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失偏颇。此外，翻译史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这也要求研究者对各个领域的全面把握。晚清译者翻译凯瑟琳这一人物形象的动机，就牵涉到晚清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妇女运动等方方面面。如果缺乏整体观照，很难揭示晚清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凯瑟琳的真实语境。
第二，西学在晚清大规模传入中国，要读懂晚清，就还须熟知西方历史、文化。到20世纪初年，西学又主要经由日本传到中国，因此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状况，也理应掌握。晚清译者翻译有关凯瑟琳的历史、传记时，大都以明治日本的著（译）作为原本。明治知识分子虽然对凯瑟琳典范意义的具体阐释各有不同，但整体上大都受明治年间西国立志编读物影响，希望借凯瑟琳的事迹来促成明治女性完善其品格，养成自立自主精神。但这一宗旨到了晚清却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清楚明治日本的凯瑟琳形象及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则很难理解晚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改写和立场、态度差异。
凯瑟琳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1729-1796）
第三，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横向了解晚清的现状，那么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学习，则是纵向思考晚清的历史。对中国古代不了解，只截取晚清这一段历史来研究，最终形成的理解也必然是肤浅的。从文本看，晚清译者面对凯瑟琳这样一位优缺点都很突出的女性时，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们对凯瑟琳既爱又恨，无比纠结。最终虽以凯瑟琳的典范身份胜出，但晚清知识分子的无奈、怅惘或对凯瑟琳缺点的假装不在乎，如果不放在古代读书人对德性的追求这一脉络里看，则难免流于表面。
除以上和研究内容息息相关的知识外，批判思维、逻辑学、论文写作方法等方面的学习也不可或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就翻译史研究而言，创新可以是发现新材料，也可以是提出新观点。若要提出新观点，首先就得具备批判思维能力，一边大胆质疑，一边小心求证。至于逻辑学，它能使我们的思维过程更规范、严密，帮助我们在分析史料时、或史料空白处做出更为严谨、更具有说服力的推理和论证；在论文写作时更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论文篇章结构的安排、段与段之间的过渡、句与句之间的衔接、一词一字的规范表述，也都要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实践得来。
02 史料的收集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史料收集是研究者的必备工作。具体到晚清传入中国的西方女杰形象这一课题，常见的核心资料有各种女杰传记，其中又包括专著和报刊文章两种。前者如《世界十女杰》、《世界十二女杰》、《女子新读本》、《外国列女传》等。凯瑟琳因其特殊的帝王身份，还收录进以男性为主体的《再版世界豪杰谭》等。至于报刊上登载的女杰传记，找起来相对要辛苦得多。在我读书的年代，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尚未建立，中美百万图书收录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要查找报刊文献，只能到图书馆一本本翻阅。时至今日，还能回想起走在复旦到上图路上的复杂心情，有期望，有疲惫沮丧，也有欣喜若狂，还能感受到看胶片资料看到吐、和上图工作人员斗智斗勇、与新旧朋友挤在地下餐厅聊论文的种种苦乐。除女杰传记外，凯瑟琳这一个案还需查阅大量历史著作，如晚清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万国史记》等，以及各种史学译著，如《万国演义》、《俄史辑译》、《俄罗斯史》、《俄国近史》等。
《世界十女杰》、《外国列女传》书影
总的说来，以上两类材料基本上可以通过上图、国图的检索系统以及近代期刊篇目汇编较为容易地找到，但其他晚清读书人如何看待凯瑟琳的资料，则缺乏现成的资料汇编或数据库可以利用。读秀的确可以帮一部分忙，但作用有限。一方面是因为收录文献有限，另一方面，晚清译名不统一，和今天的译名更是相去甚远，很难检索得到。所以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因为不知道资料会在哪里出现，又担心自己的判断会有偏差，就只能尽最大努力，一页页地翻看当时主要的报刊。从广告到图像，从文学创作、读者来信到封底的书目介绍，尽可能都不漏掉。这些材料虽不是研究凯瑟琳或其他西方女杰的最核心资料，但也非常重要。它们构成了晚清知识分子打造凯瑟琳这一人物形象的历史小语境。只有将传记和历史著作中的凯瑟琳放置到这一背景下解读，才有可能还原晚清译者真实的心境、态度和立场。然而，想法虽然美好，实行起来却异常艰辛。常常是看了一整天资料，想要的却“两处茫茫皆不见”。不过，一旦找到了一条有价值的史料，那也是可以兴奋得逢人便讲、恨不能奔走相告的。
翻译史研究除了要找到译文，还得查找原文。熟悉晚清历史的研究者都知道，晚清翻译作品不署译者名、或署笔名的情况非常普遍。至于原作者名、原著书名，绝大多数情况下，能有一个中文音译名就很不错了，外文原名，基本上不要奢望。我的博士论文后来确定以《世界十女杰》一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既不知道该书的译者是谁，也不知道译自何处。我当时先根据译者序言判断《世界十女杰》的大概成书时间是1903年初，再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上找到1903年之前明治知识分子翻译、撰写的所有西方女杰传记，进行一一核对。先从目录对照开始。《世界十女杰》讲述了十位西方女杰的故事，一般说来，译者更有可能从某一本原著中选择这十位女杰的传记翻译而成，而不太可能从多本原著中选取材料。因此，那些不包含这十位女杰的日文著译作品就基本上不予以考虑。另外，结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即梁启超根据德富芦花的《世界古今名妇鉴》翻译了《罗兰夫人传》。鉴于梁启超此一时期在晚清知识界的重要影响，及《世界十女杰》一书竭力模仿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最后确定该书绝大部分译自《世界古今名妇鉴》。
《世界古今名妇鉴》书影
具体到凯瑟琳这一个案，同样经历了艰辛而又有趣的过程。徐景罗翻译的《俄史辑译》，1888年由益智书会出版。有关该书的原著，《俄史辑译》中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搜寻后，终于在邹振环老师的研究中得到了线索，该书是据英国“博那（Bohn）的古典读本系列”中《文理简易读本俄罗斯史》为基础，同时参考其他著作翻译而成。由于Bohn是英国人，于是我按照惯性思维，在谷歌里苦苦搜索有关Bohn的信息，但没有任何结果。直到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上去碰碰运气。结果幸福就这么意外降临了。顺利找到Bohn的全名Henry George Bohn，并在谷歌上查找到他建立了Bohn’s libraries，在其中的Bohn’s Standard Library发现了唯一一本俄罗斯史The History of Russia，最后到Internet Archive下载该书，文本对比，确定《俄史辑译》的原本就是凯利（Walter Keating Kelly）撰写的《俄罗斯史》（The History of Russia）。
03 史料的分析
强调史料、考证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认同不加节制地堆砌、罗列史料。相反，我们需对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最终形成对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此，史料的解读，同样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功。研究者要能从史料中读出普通读者不容易发现的信息，充分实现史料的价值。具体而言，抓住核心词句，弄清楚史料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主张什么；它支持或反对问题是否客观、是否给出了有力的证据或解释等。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论从史出，避免先入为主、断章取义、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以及过度阐释。
此外，后现代史学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无可厚非，后现代史学有其消极的一面，它极少纠结于史料的真伪判断，将历史的真实悬置起来，或消解历史真实、认为一切都只是叙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其合理的一面仍然值得我们借鉴。葛兆光老师曾经谈到，后现代史学有两大贡献，一是看到了历史中的种种虚构、叙述、遮蔽和掩盖；一是去探究虚构者的心情和选择这些事件的真实想法、价值取向、思想等。若将这一思路借用到翻译史研究领域，那就是在史料支撑的前提下，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做了改写、为什么改写等问题。
凯瑟琳在西方、明治日本的形象和晚清知识分子打造的形象时常有出入。以苏本铫翻译的《俄国近史》为例。该书根据兰波（Alfred Rambaud，1842-1905）的法文著作Histoire de la Russie：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nnée 1877翻译而成。在原书中，作者视凯瑟琳篡夺王位的过程为révolution。“革命”一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涵义较为复杂，具体体现为各种前革命时期“革命”话语的综合。其时的法国人既相信“革命”能促进人类进步，又认为“革命”充满了风暴和危险。兰波笔下凯瑟琳的“革命”，恰恰呈现了这一复杂性。但苏本铫在翻译时将révolution处理为“动乱”，其背后的原因，又和晚清人们对“革命”的理解息息相关。依照同样的方法，我们还能分析出晚清知识分子打造的凯瑟琳形象，其实集多重矛盾于一体。“弑君篡位”，又享有“俄之令辟”的美誉；侵略弱小，却被赋予政治强人、革命家形象；“内行不修”、“女德有亏”，但同时也是指导晚清新女性行动的典范。
苏本铫翻译的《俄国近史》及其原本
然而，若仅仅停留在以上描述现象、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这一层面，研究还不够深入。此时我们尚需进一步追问，这些冲突彰显了怎样更深层次的问题？与思想史研究有何关联？大体上，我们可将凯瑟琳的这些形象分为两类，一是道德层面，二是事功层面。二者内部，尤其是前者，又往往呈现出正反两种意见。而背后折射出来的，则是传统儒家德性论和主要由儒家经世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形成的功利主义之间的冲突。由此，晚清凯瑟琳形象差异的深层原因、晚清译者的矛盾心理、价值取向基本得以呈现。如果材料允许，还可以继续探讨这些不同的凯瑟琳形象给当时的女性运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04 人的成长
学术研究能力要提高，除规范的学术训练外，人的成长也很重要。历史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如果对人性、世事的复杂性认识不够，看待问题视角单一、片面，就很难贴近历史人物的内心，对他们做同情之理解。2010年7月，我的女儿出生。初为人母，本是充满了喜悦，但随之而来日复一日形而下的琐碎生活，让我无暇顾及看书、写论文，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跟老师联系。当我终于鼓起勇气给老师写信，为自己荒废学业而愧疚时，老师回复我，做妈妈的经历也是成长。还记得看到老师的回信时，心里想的是，老师安慰我的吧。直到有一天，当我神情恍惚地走在路上，突然想起蔡元培1919年表彰赵声的妹妹赵芬一事，他称赞那位赵芬夫人“出则为革命党，处则为良妻贤母”。写博士论文时，我只是利用这则材料来说明其时男性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可那一刻，我开始有一点真切地体会到近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艰难处境。在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社会变革的前提下，男性一边呼吁女性响应救亡、启蒙、爱国等新主张，一边又仍要求女性履行传统的职责，这实在是对女性的不公。琐碎的日常生活在此启发了我对人、对事、对过往的理解，这也刚好映证了历史学家布洛克所说：“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以一定方式更直接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
现在回头看，正是那段焦头烂额、琐碎无比的日子，让我在心理、认知方面迅速成长、提升。如果说读书期间我学会的是从理论上、逻辑上理解晚清女性，那么那一段时间，我开始学着跨越时空，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将她们作为现实生活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认识。也就在那两三年里，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修改。每天凌晨两点起床，争分夺秒完成当天计划的任务。白天也尽可能利用一切碎片时间，构思论文。繁忙的生活逼着我学会了老师曾经教给我但始终没做到的一点，那就是把走在路上、课间十分钟、坐在车上、做家务这样的时间都利用起来。不再要求至少得有一两个小时的整块时间才能写论文，更不要求绝对安静勿打扰。就这样坚持着，把博士论文修改了三遍。若不是编辑催促，大概还可以继续修改下去。因为时隔两三年后再看自己的博士论文，没有传说中的越看越可爱，相反，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太多。2013年，专著《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终于出版。整体框架结构和博士论文大致相同，但行文表述、章节内部结构及史料方面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专著出版后，我又就书中涉及的科黛（Charlotte Corday）、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等西方女杰进行再研究，把自己对她们的新的理解写成文章。凯瑟琳的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后来发表在台湾翻译学学会的刊物《翻译学研究集刊》第十七辑上。
唐欣玉 著
《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近些年，我开始转而关注一些在当前翻译史书写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译者，比如陈寿彭、张坤德、曾广铨等。虽然他们在晚清真实的身份地位并不边缘，仍属知识精英阶层，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少为今人知晓。和严复、梁启超等人一开始就志在以翻译开启民智、挽救危亡不同，他们没有始终抱持如此纯粹、崇高的翻译目的。他们选择翻译的动机，有时也为救亡、启蒙，但更多的时候，或为养家糊口，或为情势所需，或是机缘巧合，或是职责所在。但我们不能据此便认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位置可以被忽略。他们为近代西学翻译做出的贡献，是晚清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多样性，也能为我们了解过渡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及生存状态提供极好的素材。
除译者研究外，重庆近代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是我关注的又一个课题。就整体而言，重庆近代化历程和上海、广州等港口城市走过的路大致趋同。但不应忽略的是，由于所处区域不同，晚清各省接受西学的深度和开放的程度存有差异，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重庆作为偏处西南的一个重镇，1891年开为商埠。其时重庆社会矛盾重重，知识界闭塞、守旧。当人们不得不面对全方位到来的西学冲击和西人对实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介入时，语言问题成为首要问题。比如，重庆海关成立后，实权由外国人垄断，而当时能熟练使用英文的华人寥寥无几，于是翻译便成了必需的日常工作。此外，重庆地区在19世纪下半叶连续多次爆发大规模教案，成为晚清教案频繁的地区之一。当前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宗教等方面剖析双方冲突的原因，而忽略了因语言障碍而起的矛盾。我希望通过考察重庆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外交、教育等领域的历史，发掘语言、翻译问题在推动近代重庆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个人简介
作者近影
唐欣玉，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重庆邮电大学外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晚清以来的翻译史、妇女史。先后发表论文十多篇，主持省部级项目两项，出版专著《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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