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度捕捞、海洋污染和栖息地破坏的影响，目前11%的海洋物种生存受威胁；气候变化的叠加影响下，海洋还面临着变暖、酸化和缺氧的困局。值得警惕的是，如今已有40%的海洋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地球上仅有3%的海洋未遭人类“荼毒”。海洋困境如何破局？如何保护海洋环境，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9月8日，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保护地研究团队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共同主办了“建设海洋保护地 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线上研讨会。在会议上，多位专家探讨了国内外海洋保护地（Marine Protected Area，MPA）建设以及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核心议题，包括应对2020年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面临的挑战、海洋保护地的政策与法律支持、海洋保护的目标等。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长王宗灵指出，海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近年来出现了海洋生物多样性衰退的现象，亟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近年来，我国沿海初步建成以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相结合的海洋保护地网络体系。
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国际交流与合作首席专家郭寅峰强调，海洋的高度连通性决定了必须从生态系统方法来考虑。加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合作，跨区域、流域和海域综合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
极地动物模型和塑料垃圾布景在克罗地亚海滨城市希贝尼克展出，旨在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变暖和塑料污染问题。 新华社资料图
仅3%海洋未受人类活动影响，11%的海洋物种受威胁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地球上一半的氧气来自海洋，海洋吸收了大约1/4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减缓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海洋也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蛋白质，海洋里重要的生物基因资源是人类多种药物的来源。
海洋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9万亿元，占沿海地区GDP比重的15%。“海洋保护是关系到我们的环境以及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说。
但近年来，受人类活动的频繁影响，海洋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衰退、生态系统退化的现象。张洁清认为，“海洋的面积广阔，看起来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也导致人类在数百年的开发利用中，通常会忽视对海洋和海洋生物的保护。”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发布的报告，受海洋资源过度利用等人为因素的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指标正在迅速恶化，已波及全球近三分之二的海域。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40%的海洋已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仅有3%的海洋尚未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海洋生物的数量和多样性也在过去50年中急剧下降。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对超过14,000种海洋物种进行了评估，其中11%的海洋物种被认定为受威胁。IUCN保护行动中心海洋团队主管米娜·艾普斯认为，当前对海洋生物的最大威胁来自过度捕捞、污染和栖息地破坏，而气候变化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
海洋中的塑料垃圾也威胁到了海洋生物的生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国际海洋项目主任丽莎·斯皮尔介绍，如今，全球范围内所有海洋几乎都能找到塑料垃圾，甚至南极、北极都不能幸免。在冰盖之下，在深深的海底，都能找到这样的垃圾。她也发现，在加州渔业市场上1/4的捕获物都含有塑料垃圾，其中很多都是微塑料。
从长期角度来看，气候变化也是海洋面临的最大危险来源之一。丽莎·斯皮尔表示，“海洋已经吸收了很多的热量以及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海洋的存在保护了人类免遭气候变化最糟糕的影响。但对海洋来说，这也成为最大的威胁来源。”
此外，她还提到了海洋噪音污染问题。“很多海洋物种依赖听觉寻找配偶，躲避捕食者。但石油平台、捕捞等人类噪音严重影响了海洋生物的生存，影响它们基本的生物功能。”
“气候变化及其造成的威胁，如海洋变暖、酸化和缺氧等，是特别令人关切的问题，短期内这些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今天的排放可能会对长远的未来产生影响。过度捕捞和污染问题，至少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在短期得到解决。”米娜·艾普斯说。
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工作人员在海底清理垃圾。海洋中的垃圾，是旅游区处理的重中之重，旅游区相关部门主要对蜈支洲岛周边海域及人工鱼礁区域进行清理，清理对象包括渔网、绳子、塑料瓶等。 新华社发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应兼具雄心与务实
今年12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大会将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文件“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
在保护目标的讨论中，“海洋30目标”成为备受瞩目的议题之一。所谓“海洋30目标”是指到2030年要保护全球至少30%的海洋。行动目标三（保护地）指出，确保全球至少30％的陆地面积和海域，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特别重要的地区，通过有效和公平管理的、生态代表性和连通良好的保护地系统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得到保护，并纳入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
“目前一些国家已经采纳了‘在2030年之前保护全球至少30%的海洋’这一目标。有些国家的计划甚至超越了这一目标。不过对于一部分国家来说，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采纳这一目标。”米娜·艾普斯表示。
正在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海洋议题谈判的郭寅峰以行动目标三（保护地）为例，总结了目前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面临的一些分歧与挑战。首要的挑战是务实性的问题。在会议上，不少发展中国家提出，这一行动目标非常有雄心，但并不想挑战这些目标，尤其一些陆地国家认为30%的目标很难实施。一些国家希望能把各国国情、法律、发展优先、能力问题等纳入考虑。
此外，也有些国家在大会上就目标可行性提出疑问，从目前7.8%的海洋保护面积增加到30%的保护面积，意味着还要增加80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大西洋。
郭寅峰透露，中国代表团的观点是框架应兼具雄心，同时要务实。
郭寅峰认为在会议上另一个分歧在于，海洋决议重“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板块，轻“可持续利用、惠益共享和实施及主流化工具和解决方案”板块，尤其海洋惠益共享这部分内容探讨较少。
虽然会议提到了生态系统方法理念，但未见实现机制和应对手段的相关表述，比如大海洋生态系统方法、海岸带综合管理均未被提及。郭寅峰认为，海洋的高度连通性决定了必须从生态系统方法来考虑，要加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合作，采用跨区域、流域和海域的综合手段解决问题。
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游客在体验种植珊瑚，为海洋保护出一份力。 新华社发
海洋保护地是系统解决生态威胁最有效方案
如何应对海洋气候变化？“一个健康的人去做心脏病手术时，他的生存机率更高，如果海洋整体生态环境更加健康，它也能更好地去应对风险和威胁。”丽莎·斯皮尔认为，应对海洋气候变化的关键因素是，通过建立大型海洋保护地，减少海洋应对的压力。
据悉，海洋保护地是具有明确边界的地理空间，它受到法律或者其他有效手段保护，其首要目标是保护自然。
郭寅峰指出，扩大海洋保护地面积和质量是各方期望实现的转型性变革的一个部分，大海洋生态系统治理、海岸带综合管理等理念所采用的生态系统方法是系统解决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化、物种外来入侵等威胁的最有效的方案。
“海洋保护地既可以作为提高复原能力的缓冲区，也可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解决方案。沿海生态系统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米娜·艾普斯说。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副教授克尔斯滕·格罗德·科尔维特博士介绍了海洋保护地的四种保护级别，包括最低限度保护、轻度保护、高度保护和完全保护。后两种级别（即高度保护和完全保护的海洋保护地）能够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增强气候韧性。
她还介绍了一些海洋保护地的最佳国际实践，包括墨西哥、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海洋保护地。“这些海洋保护地有效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并为当地带来了渔业和旅游业的繁荣。”她指出，科学研究强烈支持通过设立高度或完全保护的海洋保护地来保护海洋，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并应对气候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海洋保护地仅占全球海洋面积的8.1%，其中仅2.4%的海洋处在高度保护和完全保护的海洋保护地中。
除了保护面积之外，保护的质量也至关重要。米娜·艾普斯认为，“海草床、红树林等海洋生态系统可以捕获碳，海洋保护地有助于固碳，而减少碳排放又可以减少海洋面临的威胁。全球海洋保护目标的设立，除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也要兼顾气候、社会与经济等多重效益。”
王宗灵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在海洋保护地建设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出了努力，见到了成效。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以来，我国沿海初步建成了以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相结合的海洋保护地网络体系，为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中国沿海初步建成以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相结合的海洋保护地网络体系，并且在海洋保护地及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律。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李淑芸介绍，以前海洋保护地的许多相关工作，如选划、规划和管理等，大多依靠法规或部门规章开展，有时缺乏法律支撑。机构改革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强了相关法律政策顶层设计，积极健全海洋保护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政策体系。
“充分利用国家在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等领域的立法机会，更多地融入海洋保护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条款，从法律层面加强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撑。”李淑芸说。
采写：实习生 王玮 南都记者 宋凌燕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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