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周边地区，缅甸是一个长期经历动荡且至今未能完全恢复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曾一度出现两大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地方势力，他们分别是果敢和佤邦。自二者于上世纪60年代脱离缅甸中央政府以来，一直以独立自治的形式发展自身，并为缅甸中央带来不小的麻烦。但在近年，果敢地方势力却被缅甸政府消灭，而佤邦却幸存至今。是什么能让两个近乎同时独立自治的地方，在今天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结局？ 我们又能从两地的兴衰中获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佤邦地区城镇）
脱胎华夏，民族认同定其兴衰荣辱果敢与佤邦之所以有“小中华”之称，与其历史上归属中国统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都曾一度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也因民族认同感的保持与消弭，影响了两个地区最终的命运走向。
在中国的明朝时期，果敢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中国明朝镇康府（州）和孟定府的领地。而佤邦归属中国的历史则更为悠久，自唐朝以来，便属于由唐朝皇帝册封的“南诏国”领土，宋代则为大理国领土。明朝时期，佤邦则分属于孟定府、孟琏司、孟艮府三府管辖。由于西南边陲距中央较远，因此中国便奉行着“果人治国，佤人治佤”的政策，二者领地均由当地的少数民族土司世袭管理，这也是两地悠久自治传统的由来。
（自明朝时期，果敢与佤邦便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西方入侵者的来临，却为果敢和佤邦两地的和平生活带来了阴霾。1885年，英国大举入侵缅甸，灭亡贡榜王朝，我国西南边陲由此震动。面对英国随时可能的入侵，清朝于果敢任命的杨氏土司见求援北京无望，便迅速投敌献土，彻底倒向英国人的怀抱。在1897年中英签署的《中英续议滇缅条约附款》中，果敢正式脱离中国，并将原住于果敢地区的汉族人民统称为“果敢族”，汉语改称为“果敢语”。
相比被条约强行划分出的“果敢族”，佤邦的本土民族——佤族是经历千年历史，文化融合形成的民族。他们以佤语和汉语为主要官方语言，对本民族有着更强烈。即便在英国入侵缅甸国土大半的情景下也坚持认同清朝的统治，并积极依托山地地形，修筑防御工事，促使英军不敢轻易进犯。后来在英国殖民势力的影响下，强硬的佤邦人也并没有同意直接被纳入英属殖民地，而是以“半独立”地区的方式长期介于中英两国之间。佤邦和果敢面对强敌侵略时一强一弱的态度，为他们后来对缅甸“招安”所做的决定埋下了伏笔。
（英国发起英缅战争，推翻缅甸贡榜王朝，促使果敢脱离我国）
1947年，深感国力衰落的英国决定战后允许缅甸的独立。缅甸各邦遂在缅甸境内的彬龙一地进行商讨，确立了建国后中央政府允许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自治，各地区认可缅甸中央政权的协议，史称《彬龙协议》。然而，缅甸中央政府在建国后并没有恪守《彬龙协议》的相关规定，试图以武力收回各民族聚居地区的自治权利，跨越半个世纪的缅北冲突就此打响。
于佤邦而言，当地受中国土司制度的影响，已经习惯了“佤人治佤”，缅甸收回自治区的行为就是在剥夺自己世代长居的故土；但对于果敢的当地人而言，自己当初“弃中投英”得来的“果敢族”这一少数民族身份能否成立，都要划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使果敢的自治斗争本身就有“师出无名”之嫌。但同时，他们也因自身的利益而并不愿意重归中国，因此果敢便屡屡在与缅甸中央政府的斗争中战和不定，影响了军队的决心和意志力。2009年，在中央政府的大举进攻下，果敢同盟军中的多数人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收编”，果敢自治区名存实亡。
同为依山傍水，两地天差地别对于一方军阀势力，想要成为“国中之国”就必然离不开“地利”优势，其一为地形为其所带来的军事割据依托，其二则是为其带来经济支持的山川特产。而在这两个方面，果敢和佤邦同样存在着天壤之别。
（果敢地区地形图）
（佤邦地区地形图）
从果敢、佤邦两地的地形对比来看，二者同样“依山傍水”，这为果敢、佤邦两族开展其擅长的游击战提供了不小的环境优势，也是让缅甸政府军颇为头痛的地方。但二者相比，果敢的山川地形更类似于“背水一战”，而佤邦的山地更类似于“依险而据”。果敢的东侧为地势相对较为平坦的迈立开江平原，而在西侧才是高黎贡山等山地，这也就意味着果敢要想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就必须放弃果敢几乎全部的经济腹地，转而投入山地进行战斗，这无疑将对果敢地区的民生、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致使熟知果敢地形的本土民众根本不愿意因此打一场牺牲自己的战争。1995年，缅甸政府军就以“调停彭、杨内讧”为由占据了果敢地区的山川高地及清水河一带，使果敢彻底失去了上山打游击的军事优势，这也是造成其2009年大溃退的重要原因。
而佤邦的境遇，相比果敢则更加有利。位居佤邦地区的莱别山、本弄山直接将佤邦的腹地与中央政府军控制地带相隔离，据守于两山的佤邦军若和缅军开战可直接“拒敌于国门之外”。相比面积仅有2700平方公里的果敢，佤邦分为北佤和南佤，共计3万平方公里，近果敢地区面积的11倍，有着丰富的战略纵深。使佤邦的军事抗争有着非常大的回旋余地。
（在佤邦山地地区进行游击战的佤邦军队）
而在经济方面，两地之间的差距也非常悬殊。果敢地区因面积有限，其发展的经济规模也趋向于单一，仅以甘蔗、水稻、玉米和卷烟种植为生，且趋于自给自足的原始状态，别说供给军队，即便养活本土人口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在佤邦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则相对更加丰富多样：1992年，佤邦地区与我国云南省签署《国云南省国营孟连农场与缅甸佤邦总部经济计划委员会中外合作项目协议书》，积极发展橡胶、茶叶、橘子、龙眼、甘蔗、木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仅橡胶一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就多达126万亩，超过果敢地区所有种植作物面积的总和。此外，佤邦地区潜藏着储备丰富的锡矿，2016年，佤邦地区锡矿年产量突破5万吨大关，促使缅甸一跃成为产锡第三大国。仅佤邦一地供给着缅甸的大部分铁矿，缅甸政府也和佤邦签署协定，要求其25%的原矿以实物税的方式上缴中央政府。因此，缅甸一旦与佤邦开战，将面临着锡矿供应断裂的风险，这也是缅甸为何不轻易与佤邦开战的重要原因。
政治组织方式，促使两地领导层高下立判佤邦地区和果敢地区的政治组织方式上，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二者同样于1989年脱胎于缅甸共产党，但是二者之间对地方的治理方式和态度却截然不同，这无疑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两个自治地区的命运。
（缅甸各地分裂势力图）
果敢地区最著名的领导人是彭家声，1965年他就起义反对缅甸政府对果敢族的压迫与暴政，因此一度在果敢地区获得较高的声望。但在其1989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果敢的最高领导权后，彭家声就把果敢地区的群众看作自己的私人财产，而非自己曾经要拯救的苦难人民。在长达20年的自治中，彭家声不断排除异己，除自己任特区主席外，其六位兄弟和五个儿子中，除其二弟夭折及四子彭德福痴呆外，其余九人均在特区政府和同盟军内身居要职 。彭氏家族牢牢掌握了果敢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
这这导致了军队中不少人认为自己打仗是在为“彭氏家族”，而不是在为自己卖命，同时果敢的高层人员也认为他们在政权中并没有获得利益。于是在1992年，果敢地区暴发了彭家声与杨茂良的内讧。这场长达三年之久的暴乱中，佤邦的军事实力遭受严重的削弱。1993年，推翻彭家声，独揽果敢朝纲的杨茂良生怕
彭家声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于是干脆直接向缅甸政府上交了自家的军备武库，并要求缅甸中央正如入驻果敢，维持果敢的“安全”——这实际上已经与向中央政府投降没有任何区别。1995年，在缅甸政府的调停下，彭家声和杨茂良达成和解，但同时这也拉开了缅甸政府军在果敢老街到清水河等一段军事制高点长期驻扎的帷幕，果敢整体的军事部署在政府军长期的监视下暴露无遗。2009年，果敢政府以查出彭家声以“私藏军械”为由，再次对果敢开战，果敢军队也就此兵败如山倒，彭家声和剩余的果敢游击队也从此不知所踪。
（果敢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彭家声，有“果敢王”之称）
相比果敢，佤邦的高层领导层构成更加多元，与之相伴的是政治上的清明。1989年宣布脱离缅共之后，鲍有祥、肖明亮、赵忠丹等人共同组成领导层，并开始逐步确立起党-政-军界限分明，相辅相成的政治制度。1989年4月17日，鲍有祥等人便在佤邦的邦桑地区成立了“缅甸国家团结党”，并基本沿袭缅共的做法，在各个国家政、军机关建立了各级党组织。既保障了政府、军队听从于领导班子，又能贯彻国家团结党的政治信仰。制度上依据 《佤邦联合党党章》和 《佤邦基本法》建立完备的党、政、军体制，制定了基本路线和政策，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此外，与果敢地区政权由果敢族和彭氏家族一家独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佤邦地方的各层领导人既有佤邦族人担任，也有拉祜族、克钦族和汉族等其他少数族群人士，有监督和纠偏能力，从而保障了基层具有民主化的政治体系。这让佤邦的人民群众更具有建设佤邦的参与感，甚至不少佤邦人民认为，佤邦的自治制度要远远优于缅甸政府的民主制度，为了捍卫自身的权利，佤邦更是具有“全民皆兵”的传统，这使佤邦在缅甸的独立地位更加稳固，兵一直持续至今。
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从果敢和佤邦两个小地区的历史兴衰，其实我们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历史教训：发展本地经济，服务于民才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更是保证领导层清明治理的根本保障。若一个政权真的能够服务于民，将天下为公的信念置于自身的私利之上，那么即便他从事的政治事业再小，也必然将记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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