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小编在行业交流群里看到了一篇关于碳排放量数据的性别差异文章，觉得很有意思。这项研究出自IPCC，数据显示，男性的碳足迹比女性高约6-28%，主要原因是因为女性在肉类消费和车辆相比男性低。
去年英国《卫报》也曾报道过，男性比女性的碳排放多16%，因为男性在汽车燃油方面消费较多。该数据样本为瑞典单身男女消费数据，虽然不适用全球范围所有男女，但综合IPCC研究，均可看出男女在碳排放数据上的差异，而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消费方式。
基于此，小编便开始搜集整理资料，希望能找到性别差异之外的年龄差异。虽然文献资料搜索有限，但还是找到了人口结构和碳排放的几篇文章，现整理给大家。
PART01
阿尔法一代：终生碳足迹更少
中国人均碳排放是从2003年开始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到2006年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018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为7.56吨，2020年这一数据降至7吨。
在外交部《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一文中显示，即便是到2030年碳达峰，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也将在7-8吨。“双碳”战略本身是一场社会经济变革，社会进步推动减排进程的加快，越是临近碳达峰碳中和时间，对碳减排的要求也将更为严格。
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以全球碳排放数量最多的国家为例，要想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目标，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间的Z一代，他们的一生中平均将排放110吨二氧化碳，2020年代出生的婴儿平均一生碳排放仅为34吨，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生平均碳排放量将为350吨。换句话说，婴儿潮一代的碳排放量比阿尔法一代碳排放量高10倍有余。（婴儿潮一代是指各国生育高峰期；阿尔法一代：2010-2024年间出生）
个人终生碳排放量的空间被剧烈压缩，数据的巨大差距需要依靠技术革新来弥补。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推动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耦合“双碳”战略行动，加速企业碳中和进程，从而带动从供应链到生产侧再到消费侧的绿色转型升级。
《2022低碳社会洞察报告》表明，00后比90后、80后更“绿”，环保意识更强，对“绿色溢价”接受度较高。随着3060的临近，这项研究结果将更加“可喜”。
PART02
老年人群呈现高碳化趋势
发表于2015年的一篇名为《中国人口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的论文中，笔者将人口年龄划分为0-14岁、15-29岁、30-44岁、45-59岁和60岁以上五个组别，分析不同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影响显著，且不同年龄人口所占比重不同，对碳排放影响不同。其中，30~44岁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大，15~29岁人口的影响不显著，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为负。分析还表明，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渠道看，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都有减缓碳排放加速的可能。
但是CEADs团队的一项新研究表明，老龄化社会将对未来减缓气候变化提出新的挑战，老年人群生活方式呈现高碳化的趋势，在低收入老年家庭中体现更为明显。该团队对32个发达国家（欧盟27国、美国、英国、挪威、日本、澳大利亚）老年人家庭（户主为60岁以上的家庭）的碳足迹进行了核算，发现在总体下降趋势背景下，老年家庭的人均排放仍处相对高位。
32个国家人均碳排放对比
其影响因素既包括了年龄增长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居家时间变长，出于安全考虑公共交通搭乘减少；此外还有老年人群财富的积累，消费增加。
小编对照了下国内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发现并不适用国内的老年人群，其本质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但人口老龄化对碳中和实现存在挑战，毋庸置疑。
PART03
生育率与预期寿命对碳排放的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丰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2021年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是78.2岁）两个维度出发，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他认为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对碳排放增长存在着非线性作用效应。生育率下降促进了碳排放的增长，但效应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减弱，甚至发生作用方向的转变。预期寿命对碳排放增长存在着正U型的作用效应，关键点就在于预期寿命延长的临界值，超过临界值对碳排放的影响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指出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效应主要由预期寿命因素驱动，也就是上述提到的老年人群高碳化趋势。
为此，他建议要更加重视预期寿命延长对碳排放的影响，重视人口规模对低碳技术创新成本下降的重要性，以及注意人口年龄结构对碳排放作用路径的结构性变化。他还表示，从碳排放视角看，生育水平的提升能够实现减缓老龄化和促成碳减排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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