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时间：1987—1993年
财富增长：（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4000元到数百万元
“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
在内蒙古待了一个月以后，黄光裕对此地开始感到有点厌倦。他觉得，广阔的内蒙古人烟稀少，不够繁华，于是询问大哥黄俊钦，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黄俊钦想了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
黄光裕拿出地图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了。于是他带着几百块钱，一个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这一年他17岁。一年后，在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黄光裕和大哥黄俊钦一起创办了小小的国美电器店。
兄弟俩常常想起母亲小时候给他们讲的一个《圣经》故事：有一位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给了自己两个奴仆每人一块钱。等到主人回家，第一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我的一块钱，我还没动，怕弄丢把它埋在地下了。主人听了大怒：我把钱给你，你却不拿出来用。你是个又懒又蠢的恶徒！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啊，你给了我一块钱，我觉得不能把您留下的东西全吃光了，就找了点小生意做。主人听了很高兴：你能用一块钱赚出这么多钱，而且还不损失家里原有的财产。于是，主人处罚了那个把钱藏在地下的仆人，却重奖了用钱生钱的那个仆人，并让他掌管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让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俩明白一个道理：人要努力工作，用好手头的钱，去赚更多的钱。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看得起你。果不其然，十几年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中国首富家族。
血气方刚的黄光裕发现，北京是他喜欢的城市
1985年10月10日，黄光裕第一次离开小小的凤壶村，跟着哥哥黄俊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来到了3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这一天，距离他跨出校门才短短几个月。他必须迅速学会融入社会，适应凤壶村以外的世界。
黄光裕第一次在内蒙古待了45天，后来在1986年初又去了一次，待了将近一个月。但他显然不喜欢内蒙古——因为这是一个充斥着义气、却缺乏商业规则的地方。“他们不好驳你面子，说些大话，但又做不到承诺的事情，所以是带着仗义的欺骗。我喜欢说话要算数，要有一个交代。”
1986年春节前夕，黄光裕利用回老家探亲之机，顺道在北京停留，考察这里的市场。一个寒冷的黄昏，列车把昏头昏脑的黄光裕丢在了北京站冷漠的站台上。对于一个17岁的外地穷小子来说，北京是一个冷漠的大都市。挤出车站大门，黄光裕不知何去何从？一个“好心”的三轮车夫凑过来，说能帮他找一个便宜、舒适的旅馆。结果转了好半天，直到天色漆黑，才总算找到了一家五毛钱一晚的小旅馆，但车费却花了一块钱。
第二天一早，黄光裕从旅馆走出来，才发现自己就在北京站附近。原来那个三轮车夫故意拉着他从北京站到东四、又从东四回到朝内小街，整整绕了一大圈。
对于这个17岁的南方少年来说，仅仅在半年前，小小的凤壶村还是他的全部世界，现在却突然陷身于如此巨大的城市，自然有一种迷茫的感觉。从早晨到下午两三点钟，渺小如粟的黄光裕在北京站周围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买卖做？
但少年的血气方刚往往能融化任何事物表面的寒冰。黄光裕发现：这是他喜欢的城市。他很快在这里结识了一大批愿意给这个异乡小老弟提供帮助的朋友，他决定留下来。就是这里，成为了他日后事业的大本营和主要的商业战场。
也是在这一年，黄光裕的老乡许钟民也来到了北京。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许钟民已经在财富的油锅里经过了一个轮回的煎熬。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元的“巨额”财富。“富贵不归故里，犹如锦衣夜行”。许钟民此时也犯了项羽小富即安的错误，拿着这笔钱回到家乡办服装厂去了。因为缺乏经验，他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泥牛入海。许钟民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他痛苦的时候，有人向许钟民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生产的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到全国各地进行产品推销。考虑到广东周围的市场已经被占领了，许钟民想跑到北方远...
在武汉下了火车后，一位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向他推荐做录音带生意。在那个年头，时尚青年们都在邓丽君、龙飘飘、程琳、张蔷等的流行歌曲中“烂醉如泥”。当时湖北省的襄樊市也看准时机建了一个磁带厂，每月盒式磁带的产量高达60万，但因为没有市场意识，销路一直不畅。许钟民于是主动充当推销员，帮他们去北京推销磁带。他继续北上，但初衷已改。
似乎和黄光裕事先约好似的，几乎都在1986年初的同一时间，许钟民来到了北京。他迅速打开了销路，据说，在那几年他光靠卖磁带，一年居然能挣几十万元！1991年，他对磁带的原料、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整合，同中国唱片总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材料加工厂，摇身一变成了音像原材料的供应商。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一天傍晚，许钟民坐车路过北京展览馆，见那里正在举办一场演唱会。出于职业敏感，他下车买了一张票走了进去。许钟民对那场演唱会至今仍记忆深刻，因为这改变了他的一生：“那次是郭峰作品演唱会，我看到很多著名歌手都在唱他的歌，感触很深，觉得他才比我大两三岁，怎么这么牛？心里暗下决心：我要成为一个唱片公司老板！”
志向决定命运！1994年，许钟民果然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与百代、华纳等5家大唱片公司合作，并将“格莱美”等欧美唱片引入了中国市场，唱片公司旗下有韩红、雪村等知名歌手。有意思的是，当初那个让他暗自羡慕的偶像郭峰，后来也成为他唱片公司里的签约歌手。
1986年9月26日，正当黄光裕和许钟民还在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奔波时，上海市工商银行推出了代理股票现货买卖的业务。那时上市交易的只有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只股票，当天共卖出1500余股，约8万元。新中国成立不久后，被视为投机行为和资本主义特征的股票便消失，但改革开放后又悄然回来了。而十几年后，它将成为黄光裕财富增值的利器。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年的5月9日，郭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策划了一场引起巨大轰动的活动：《让世界充满爱》演唱会，内地128名歌手集体亮相舞台，共同献唱一曲《让世界充满爱》。也就是在同一台演唱会上，穿着黄军装、挽着裤管的中国“摇滚之父”崔健，代表这一代的年轻人吼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自卑和愤怒：“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当命运之神开始垂青许钟民时，黄光裕却仍在崔健的《一无所有》里挣扎。但离这个世界爱上黄光裕，只剩不太长的一段时间了。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
1986年，天空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在这一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第一期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第二次成为该刊的封面年度人物。专访的题目冠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章如此评论邓小平：“他是一位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向来不太注重名称，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朴实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如同一道“密旨”，怂恿着大批躁动不安的人开始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就在这一年，远在乌鲁木齐的唐万新，在高考落榜后，用仅有的400元创办了一家叫“朋友”的彩印店；还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系读书的王志东，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去打工，常常白天在街上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跑到阴冷的地下室去听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歌朗诵会；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杨元庆，还没等分配工作，便跑到北京中关村投奔了柳传志，加入了推销倪光南发明的中文电脑的队伍中……
17岁的黄光裕却与“朦胧诗”绝缘。在他少年老成的心里，清晰地刻着两个字，那就是“生存”！
在做了一些小生意后，黄光裕决定赌一把大的。千思万找后，黄光裕瞄准了服装行业。他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几万块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想不到的是，很少亏本的黄光裕，这次却彻底搞砸了。由于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服装的尺寸、型号、款式他没有摸准，结果这批服装在北京兜售了大半年，却基本上还是原封未动。
死马当活马医。自己卖不动，黄光裕便想办法找人代销。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找到了一家位于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名叫“国美”的服装店，服装店分上下两层，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因为不用预付款，卖不掉还可以退还，没有一点风险，服装店的负责人乐意帮这个忙，于是让黄光裕在店内找了个角落挂上了他的积压服装。
来来往往之间，黄光裕便和服装店负责人熟悉了。因为这个服装店生意也不是特别好，店主想把它承包出去。黄光裕一听到这个信息，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对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游商生涯已经有了一点厌烦，正想找一个据点让自己从“行商”变成“坐商”。
但黄光裕拿不定主意，也没有谈判的经验，于是把尚在外地的大哥黄俊钦请了过来。1986年10月底，黄俊钦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和服装店负责人进行了谈判。最后兄弟俩决定冒一次险，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块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合同期限最初是3年，并且规定门店名字使用权归黄氏兄弟所有。
1987年1月1日，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的国美服装店正式开张营业。这也标志着两人正式创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对服装不太内行，所以刚开始2个月内，店里一边卖服装还一边卖电器。到1987年3月，兄弟俩干脆把它彻底转型成电器店。至于那批滞销的服装，到最后都没有卖完，黄光裕干脆把它们发给员工当工作服。
黄光裕闯入了一个正面临重大变局的行业。中国于1978年引进了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4年国家计划定点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全国共有70多个冰箱定点生产厂家、80多个洗衣机定点生产厂家，比如说北京的白兰、白菊，现在市场上还见得着的小天鹅、小鸭等，都是那时候的定点生产厂家。在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实行定点生产的同时，老百姓购买都需要凭票，整个产业处于供不应求甚至短缺的状况，因此冰箱和洗衣机产业备受推崇，甚至每年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提起冰箱和洗衣机产业的发展状况。
在国有电器商场一统天下的80年代末，私营电器店想取得一席之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黄氏兄弟还得费尽脑汁才能在“居，大不易”的京城生存下来。
关于创业，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黄俊钦在呼和浩特出事之后，黄家和那位曾帮助过自己的朋友合伙办过一个无线电厂，专门生产扩音器之类的产品，也赚了一些钱。但后来，两兄弟觉得自己的个性还是不太适合搞产品的生产、开发，更适合从事商品流通领域的生意，于是又开始出门寻找机会。
至于创业的原始资金，至今仍是一个谜。按黄光裕后来的说法，当时创业时手里已经有了十几万元的资金，这笔钱无非有这样几种来源：一个是借贷；一个是贩卖小电器、开工厂等积累的本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可以肯定的是，黄家最初的4000元是靠借贷而来的。
也靠借高利贷创业的冯仑，对此有深刻认识：“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是有钱人才投资、才创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我们的起点要惨得多，两手空空，也只有三种途径可能拿来作为初始资本：一、自己家里人的积蓄。二、‘欺骗’和‘抢劫’。‘骗’可以重复三五次，而‘抢’也就一两次，不可重复，创业过程就会中断。三、借钱，债主给出时间；借债得付利息，以后想办法把资产负债表做正，让创业过程不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中断。我们家里都没钱、没能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唯一靠谱的就是不断借债。所以，我们的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金从一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必须暴利’的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息，还得能给自己剩下点再继续折腾？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显然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需要找一个能赌的地方和能赌的项目。”冯仑认为，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原罪”根源所在。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简练而激荡人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当年年底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领导人殷殷期盼着人民生活水平能够大幅度提高，而这也正给了黄光裕之类创业者事业蓬勃发展、财富迅速增值的巨大动力。
天时地利人和，促使黄光裕改行做电器
可以看出，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抓一事，给黄氏家族留下了惊恐的心理阴影，所以黄光裕初次来到北京，也曾试着从事服装甚至饮食等传统行业，以规避那些风险太高的行当，但现实却最终击破了他的安分之想。正如冯仑所说，因为“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所造成的暴利倾向，加上男人的冒险心理驱使”，迫使黄光裕再次把目光投入到高风险、高收益的电器行业。
当然，促使黄光裕作出这种决定的，还有另外几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做电器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首先是天时。1987年的中国经济，在一片躁动和无序中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从国内来看，人均GDP达到400—1000美元这个区间，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轨，而这个区间常常是社会的不稳定期。当时32岁的复旦大学副教授王沪宁（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特点是：民众的改革期望上升，消费欲望膨胀，而社会体制却相对滞后，国家的宏观治理能力跟不上迅速衍变的产业形势。从国际上看，这一年，日本的国民总资产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富的国家。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起一场前途未卜的变革，他在自己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警告：“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日本的崛起、强大以及苏联领导人的提醒，也给了中国紧迫的危机感，以至于有识之士撰文疾呼：“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中国人告别沉闷的灰色年代，开始接触五彩缤纷的娱乐生活的时期。如1983年，港台剧《射雕英雄传》被引入大陆电视台，一到播出时间便万人空巷；也就在这一年春节，央视的春节晚会在青涩、简陋中登场，以后愈演愈火，成为中国人最好的“精神年夜饭”；1985年，来自日本的电视剧《阿信》和动画片《一休》、《铁臂阿童木》等如台风般刮过大陆；1986年，琼瑶的《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等让无数痴情少男少女痴狂；1987年，《红楼梦》、《西游记》等国产经典电视剧横空出世……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电视机这种载体，这直接刺激了人们对以电视机为首的家用电器的强烈消费欲望。
1987年，也被视为中国企业家频出的年代。就在这一年，马胜利成为改革的典型，柳传志推出了联想微机，宗庆后、怀汉新、任正非等开始创业；也就在这一年，达能、雀巢、联合利华、摩托罗拉等跨国企业涌入中国，肯德基把它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在了离国美电器珠市口店不远的北京前门。
政策的相对宽松，也导致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几乎一夜之间，乡镇企业在苏南、温州等地纷纷兴起。在改革开放后，率先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于1986年初春来到偏远的温州。这位76岁的老人一口气走访了温州四县五镇，并参观了市区的两个街办厂。费孝通回京后，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了《小商品、大市场》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流通网络。
但在欣欣向荣中，也掺杂着杂乱无序。早在1979年6月，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被邓小平邀请到中国访问。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诚恳，引发了以松下为首的一轮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潮。从此，日本商品尤其是电器，如潮水般涌向中国。但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东的潮汕、中山、番禺等地，已经形成了走私电器的集散地。
当时进口商品的合法渠道，只有两个：一个是当时有进口权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另外就是出国人员出去以后买点免税商品带回来。据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介绍，当时的广东中山和番禺是两个著名的华侨城，“仅番禺就有100万华侨，只要一个华侨带回一件电器，那就是100万件”。但这显然满足不了市场的大量需求，市场上大量流通的进口电器还是走私进来的，不过可能进行了改头换面——一个是沿海城市或内陆边远城市的政府部门，通过各种当地的政策，比如罚没走私品，缴完税后就变成合法商品流了出来；还有的则是有些组装厂通过假组装的名义流出来；另外，还有一些有路子的企业走私货品进来后，再弄一些正式的发票后出货。这些都统称为“二手货”。据说，这些非法和半非法的进口电器，占到市场上流通总量的80%左右。
不仅仅是国美这样的私营商店，甚至连当时的很多国营企业、国营电器商场和批发商都有着同样的进货渠道。这成为了当时行业的一种潜规则，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国产家电，北京只有牡丹、四川只有长虹、广东只有康佳，但它们都不是全国性的品牌，大商场主要卖的几乎全是松下、东芝、索尼、夏普、飞利浦等进口品牌。
其次是地利。黄光裕的老家广东各地，是这种进口商品的集散地，有大量价廉物美的进口家电；而北京这种北方大都市，则对进口家电有着旺盛的需求。从一开始闯荡江湖，黄氏兄弟就靠做这一行起家，现在做起来自然是驾轻就熟。
再者是人和。在老家，黄光裕有一帮朋友帮衬，来到北京后，又结识了一大帮会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朋友，其中包括许钟民等一大帮有能力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创业初期，因为资金不够，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拿货，后付款。拿货时，他会告诉对方：“钱以后会有，但是现在给不了，需要大家帮忙，我看中的东西希望能够给我，钱慢慢周转。”
2004年年末，黄光裕在接受《厂长经理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不喜欢做买卖。如果再重新开始，可能我不会再做这个。”至于17岁就开店一事，他解释道：刚开始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后来变成了一种工作，最后不知不觉陷进去了……
胆大心细脑子活，让国美电器脱颖而出
当时，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也像黄氏兄弟一样看好电器生意并且开店经营。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种店当时在全国有数千家之多，仅在北京一地至少也有数十家之众。黄氏兄弟的国美电器店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胆大、心细、脑子活。
1987年，有一部国产电视剧红遍了中国，那就是《西游记》。电视剧播出后，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首名为《敢问路在何方》的主题曲：“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而来自于潮汕的小青年黄俊钦、黄光裕两兄弟，无疑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孙猴子”——他们蔑视传统和权威、敢于打破规则和枷锁、有着一股永远喜爱折腾的冲劲。1987年，兄弟俩怀着无畏之心，踏上了前途坎坷的致富之旅。
虽然经营走私进口电器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但对于黄俊钦、黄光裕这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来说，一无雄厚的资金、二无深厚的背景，从事这行自然是冒险之举。黄光裕后来也承认，“那时我没那能力也没那资格去认识有背景的人，岁数那么小，你去跟局长说话，别人认为你是小孩，谁跟你说话！”而黄秀虹认为，这种冒险精神是被逼出来的：“作为这么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没有背景，所有东西只能靠自己，人被逼得有冒险精神了，就敢去打破常规。”
尽管如此，黄氏兄弟还是小心翼翼，之所以没出大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尽量做到自己接手的进口电器已经经过“漂白”，甚至有比较正式的发票；另一个是国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时地把握了国产电器兴起的良机，果断地进行了转型，从而摆脱了过度依赖进口电器的不利局面。
黄氏兄弟心细如发，对市场具有极高的敏感度。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领域，正是国营商场独霸天下的时候，电器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之下，国营电器商场一直躺在暴利的云端逍遥自在，这与老百姓对家用电器的强烈渴望形成了极大的矛盾。黄光裕正是看准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以薄利为利器，决定走“坚持零售，薄利多销”的经营路线。这一招无异于釜底抽薪，迅速蚀空了国营商业企业的根基，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如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
采取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便轻易地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当时国美所面临的困境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流动资金，无法大批量地进货，而进货越少，进货的价格就越居高不下，这导致了商品没有价格优势，极容易压在手里，这会直接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后就难以解套。三星CEO尹钟龙就曾经说过：“再贵的鱼，一两天后也会变得便宜。无论是寿司店还是数码业，存货都是有害的。因此，速度就是一切。”所以，勤进快销、货如轮转，一直都是国美的至尊宝典。而薄利销售这种做法，自然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追捧，无形中形成了极好的口碑。
黄氏兄弟的心细，还表现在对产业信息的掌握和反应速度上。当时，货源主要集中在广东沿海一些城市，于是国美直接在这些地方设立联系站。只要那边价格有一点风吹草动，马上电话告知北京总部，这边门店马上调整价格，尽早把库存货品消化掉。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充分掌握市场同行的信息，黄光裕亲自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带领其他员工一起，在北京各个地方走街串巷，搜罗各个商家的商品信息。船小自然好掉头。而反应迟钝，正是那些国营体制商场最大的弊端所在，等他们反应过来，国美“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黄氏兄弟做生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脑袋特别活络，常常有灵光一闪之举。刚开始经营时，只有十几万元的本钱，而当时的电器动辄数千上万，这些钱根本进不了多少电器。1986年末，眼看着已经进入腊月，商业的黄金季节就在眼前，可柜台里还是空空荡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氏兄弟坐在冷冰冰的店铺里一筹莫展。黄光裕的床头有一本《三十六计》，他闲着没事时常常翻一翻。这一天，他随意翻开时，突然有一行字跳入他的眼帘：“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少阴，太阴，太阳。”意思就是：真假要有变化，虚实必须结合。一假到底，易被敌人发觉，难以制敌；先假后真，先虚后实，无中必须生有。指挥者必须抓住敌人已被迷惑的有利时机，以出奇制胜的速度攻击敌方，等敌人头脑还来不及清醒时即被击溃。黄光裕在那一刻灵光乍现，突然冒出一计：他赶紧把店里的空箱子全堆了出来，还专程去找几位做家电批发的老乡帮忙，借用了大量空纸箱。而在显眼处，他们则摆上了真货当样品。这样，路上过往的行人一瞧，发现他们的店里花花绿绿堆满了货物，于是蜂拥而来，积聚了大量的人气。
黄氏兄弟早在创业初期，便无师自通，开始玩起了“资本游戏”。具体做法是：先利用空纸箱吸引来不少顾客，然后向他们收取一些定金，这样手头便有了相当数量的流动资金；而进货时，凭借良好的信用，国美可以先货后款，这样就有一个付款周期，当时一般是十几天，于是便产生了大量沉淀资金，让黄氏兄弟又摆脱了创业初期资金短缺的窘境。
1987年，一句“燕舞，燕舞，唱起歌来一片情”的广告词，风靡了大江南北。黄氏兄弟从此意识到了广告的力量，认为通过媒体的宣传，比自己站在大街上扯开喉咙喊，效果要好得多。在当时普通人眼里，不好卖的东西才打广告，但黄氏兄弟却观念超前，选择了《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进行广告宣传。当时报纸版面的中缝是空白，黄氏兄弟要求在这些地方做广告，这样价格极低。广告的形式也极为简单直接，刊登的是消费者最感兴趣的电器名称、型号、价格等信息，最顶端是固定不变的宣传语“买电器，到国美”，最底端则是店址、电话和乘车线路等。这样，国美用极低的代价，却取得了极高的广告效应。黄氏兄弟因为开创了报纸“中缝广告”的先河，因此被人称为“中缝大王”。
其实早在1987年3月，黄氏兄弟便在《北京晚报》的市场集锦里做了一个小广告，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了100多件商品的销售量。
在国美第19周年的国美年会里，有这样一个重头节目——《国美，北京，2006》，如此介绍这段创业时的情景——
（女1）：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又一次照耀在地平线上，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就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男1）：回首往事，却是那样的激情澎湃，叫人久久不能释怀，一丝、一发历历在目，恰似史诗般的轮回，在记忆中回荡。
（男1）：在19年前的一天，一个不拘泥于现状的小店，开始了它的拼搏之路。人生难得几回搏，十年苦修为朝夕，1987年7月11日，我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女1）：《北京晚报》。
（男1）：中缝广告。
（合）：成就了，一个永恒的第一。
（舞台剧表演——《北京晚报》的发放场景，并有对白，有报童、买报者、看报者、评论者，根据表演内容，在屏幕上播放相应的短篇，结尾处缓缓熄灯）
…………
可以看出，诸如薄利多销、快速运转、货卖堆山、广告大战、沉淀资金、进场费用等后来国美经典的经营招式，在创业初期都已经具备了雏形。凑巧的是，1987年，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他的名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之中，他第一次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成长的基因，并系统性地阐述了如何将创新导入企业经营运作的可行性方案。而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似乎天生便有德鲁克所推崇的创新精神，他的商业天分，开创了中国连锁零售行业的诸多先河。黄光裕所提倡的“要让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能买到质量好价格又很低的电器”，这个想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难怪14年后，同样富有闯荡精神的英国小伙子胡润，把目光聚集在黄光裕身上时，会惊呼：中国的山姆·沃尔顿出现了！
经济“倒春寒”，黄氏家族再次遭遇重大危机
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黄氏兄弟在创业初期，不但谋划周密，而且又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到1987年11月24日，黄氏兄弟开了第二家门店。1988年5月和12月又分别开了两家。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美迎来了家电零售业的转折期。
经过数年的调整和增长，中国经济在1988年再次驶入了危险地带。随着轻工产业的迅速发展，物资供应日益紧缺，推行了4年之久的物价双轨制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一些人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暴利。据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
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一书。书中，他系统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局限，而国际环境的趋势，是朝着自由市场主义方向快速转型；也在这一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了中国，并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应该立即放开价格管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显示，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进行，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这几个因素，促使中央领导人决定冒险一试，宣布取消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但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调价政策一出台，便引起了公众物价看涨的恐慌性情绪，先是肉食价格，紧跟着是小商品等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当时的报纸这样形容社会恐慌的一幕：“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在年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星费翔演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这把火将当年的中国物价烧到了狂热状态。根据国家物价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加剧的一年。计算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的。”
当年10月，中央开始调整策略，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1988年的“物价闯关”引起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被视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这也让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损的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心理失衡，认为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好处都被“官倒”占去了。
黄氏兄弟自然在这一年的抢购风中乐开了花。当时家用电器消费旺盛，特别是彩电供应尤为紧张，价格在一天之内能够上涨数次，一台400元的彩电涨到2000元照样购者如潮。各个彩电零售商家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开始大量囤货。黄氏兄弟也将他们当时能够调动的现金全部用来囤货。但等国美的库房全被电器塞得满满时，黄氏兄弟突然出自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于是率先放水甩货，以比市价低得多的零售价把库存商品清理一空。等1989年的寒潮来临时，很多家电零售商遭遇了灭顶之灾，国美却意外地逃脱了厄运。
对于私营经济来说，1988年是真正取得合法地位的一年。当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新宪法中增加了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是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后，首次以宪法的形式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地位。
转瞬之间，中国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偷税漏税是这年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1989年5月便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情况，普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而整顿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国有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打击与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恶劣行径”，而新兴的家电行业是重中之重，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众多企业只能通过“倒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倒爷”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通过权力，把计划内的原材料搞出来，再卖给计划外的企业；另外一个则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这股寒潮持续了3年之久。美国学者库恩在其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描述了那段时期的形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1990 —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场经济的风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些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1月13日，诗人海子写出了自己最具影响力的诗句。但幻想中的温暖抵抗不了现实中的冷酷，两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自杀。在这一年，感性的诗人和理性的商人一起陷入了绝望之中。
性格和志趣各异，兄弟俩最终分道扬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方之行。与1984年第一次南方之行的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的观点。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标题所渲染的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经商热。仅北京一地，每个月新开的公司便以2000家的速度递增，以至于半年后，全市库存的工商执照全部用完，只得紧急向天津市调运1万个救急。
经过三年的跌跌撞撞，国美电器终于生存下来。1990年，珠市口店3年的合同期满，兄弟俩又续签了1年。1年后，这个狭小的地方已经满足不了兄弟俩日益火红的生意，他们决定放弃这家门店。而此时，他们已经在北京开了好几家新的门店。1992年，黄氏兄弟几家电器店的销售额已经近2亿元。
就在生意红红火火进行的时候，1992年底，黄氏家族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的黄俊钦与黄光裕兄弟两人，却因为志趣各异，最终分道扬镳。
黄氏兄弟的聚合，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热点。想当年，黄俊钦出门闯荡天下，黄光裕紧跟不舍；后来，黄光裕来北京试水，黄俊钦不放心，马上也跟了过来。当时的兄弟情义，让天涯仿若咫尺。而如今，黄俊钦位于新恒基大厦的办公室与黄光裕位于鹏润大厦的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但兄弟俩却关系平淡，绝少往来，仿若咫尺天涯。据鹏润内部人士讲，“只有在事涉利益的时候，双方才会坐到一起谈一谈。”是什么原因，令兄弟俩的关系从天涯咫尺变成咫尺天涯呢？
一种说法，是因为两人的产业理想和商业观念渐行渐远。具有商业眼光的大哥黄俊钦，敏锐地抓住了房地产这个中国最暴利行业的脉搏，在1991年就开始介入。
据《黄光裕传奇——国美商战实录》一书记载：从1987年到1993年，经过6年多时间的艰苦创业和不断积累，黄光裕和他大哥黄俊钦为国美日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一个十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实力之后，又兵分两路，向房地产业渗透了进去，他们投资了一家全资的房地产公司——新恒基地产。
两人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新恒基大厦。据说新恒基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当初黄光裕刚到北京时，曾在北京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过一夜，后来，那个地方建起了一片高档的写字楼，名字叫“恒基大厦”。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在那个晚上，来北京打拼天下的潮汕少年黄光裕，究竟有怎么样复杂的心路历程？但从他把自己盖的第一个大厦命名为“新恒基”，我们可以揣测，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夜晚——很多像黄光裕一样的穷小子，都有过这样不安现状、立志改变的不眠之夜。但不寻常的是，黄光裕把自己当年心中的宏图具象化了，让它最终矗立在京城的一隅。
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黄俊钦已经对建筑设计研究得十分透彻，并亲自上马操刀，通过自己的设计，节省了很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利用率。一座房子，哪个地方能节约多少成本，他只要一看图纸就会一清二楚。
1992年，从海南刮起的房地产热浪席卷全国，让黄俊钦更是沉醉其间。据国美旧臣李俊涛介绍，约在1992年的时候，大哥黄俊钦开始对电器行业产生了疲倦之心，却对房地产、资本运营、IT等行业兴趣渐浓，于是黄氏兄弟正式分家。当时，黄俊钦名下还分到了几家电器店，黄俊钦把这几家电器店改名为“恒基电器”。
大约在1996年前后，黄俊钦把精力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业，对恒基电器无暇多顾，导致恒基电器的经营日渐衰落。黄俊钦干脆彻底了断，把仅存的两家门店转给了弟弟黄光裕。黄光裕后来说：“黄俊钦的想法很不错，他现在做IT、房地产、资本运营三块。我们纯粹是两家公司了，没有什么捆在一起的东西。我们各自的市场定位、发展方向和经营方法，都已经截然不同，应该说是两个趋势。”
其中一种说法，分家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对于兄弟分家，李俊涛给出的解释是：“树大要分杈，这样树才长得更茂盛一点，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兄弟俩还都做一块儿的话，那就不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1993年以后，兄弟俩一个侧重于电器，一个侧重于房地产，呈现一个多元化的趋势。”大妹黄秀虹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房地产正蓬勃兴起，如果两个人都用主要精力做电器，对家族企业各方面的发展来说，会显得过于单一。她说：“一个人做一个产业，这也是两个哥哥的高明之处吧。”
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山难容二虎。在1993年以前，国美电器由兄弟俩合作经营，黄俊钦主要负责全面的管理，黄光裕则侧重市场业务方面。黄光裕开拓市场的“利器”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辆不起眼的三轮车。他常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调查市场行情，有时还推着三轮车将货物扛回来。但志高心大的黄光裕，不可能永远“甘居人后”，他更加向往那种一言九鼎的感觉。不过，对兄弟俩存在矛盾之说，黄光裕却作了否认：“我们哥俩之间又不会争什么，从不为钱、为权去争，而且当时两人也都不想出名。”但黄光裕也坦言道：“企业不容有两个领导，因为总会有一些漏洞让人钻空子。”
不管缘于哪一种原因，兄弟俩最终分了家，而且分得很干脆、很彻底——黄光裕分到的是国美的牌子，以及一部夏利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其他的全归黄俊钦。从当时的情况看，黄光裕确实有点“吃亏”，因为国美在1993年的资产规模至少有几百万元，不仅从1991年开始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分给了黄俊钦，而且当时已有的五六家电器门店并没有分给继续做电器的黄光裕，而是分到了对电器行业已经没有太大兴趣的黄俊钦名下。
黄光裕后来回忆道：“我哥哥的确分得比我多，多出也不止一星半点。”当时，国美这个品牌根本谈不上什么无形资产，黄光裕分到这块牌子，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长远战略眼光，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奈。国美之所以后来名扬天下，更多的是因为日后黄光裕和张志铭等人付出的汗水与智慧。
黄氏兄弟今日的关系冷淡，恐怕少不了当年点点滴滴矛盾的累积。《财经》杂志报道：“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一位曾就职国美电器高层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兄弟两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一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他当时实在没钱，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两人关系紧张时，甚至叫来保安互相对峙。黄光裕在2005年接受笔者采访时，对此解释道：“当时鹏润大厦一人一半，底下人为了一些小事吵起来，是保安们不懂事，怎么会扣到我们的头上来！我们之间矛盾是有的，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该争的时候就争嘛，但不存在伤害感情的问题，毕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企业。”
有人把这话理解为黄光裕故作姿态。其实不然。事实证明，兄弟俩在分家后，还时常进行合作。黄光裕进军房地产业，就一直得到大哥黄俊钦的指点。兄弟俩还一起开发过房地产项目，并互相拆借过资金。
正如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的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一样，兄弟俩不管曾经有多生分，但两人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树大要分杈，可以避免同根相煎的悲剧
在南北朝吴均所著的《续齐谐记》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汉代的田真、田庆、田广兄弟三人要分家。堂屋前有一棵枝叶繁茂的紫荆树，兄弟三人决定将它锯成三截。第二天，他们发现紫荆树竟然枯死了，像被火烧过一样。田真对弟弟们说：“紫荆树听说因为分家要被锯为三截，竟然枯死了。真是人不如木啊！”兄弟三人深受震惊，决定不分家了。不久后，紫荆树竟又奇迹般地复活了。
“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在商界不乏其例。如康师傅的魏应州、魏应交、魏应充和魏应行兄弟，盛大的陈天桥、陈大年兄弟，安踏的丁志忠、丁世家兄弟，浪莎袜业的翁关荣、翁荣金、翁荣弟兄弟……
但我们同时看到，兄弟分家从某种角度来看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志不同、道不合却非要捆绑在一起互相煎熬，那么产生的内耗反而会大大影响家族企业的发展。新鸿基接班人郭炳湘曾在多年前遭遇绑架，后其妻出面与绑匪“谈判”，支付7亿港元赎金后才使郭炳湘获释。从此以后，郭炳湘性情大变，有关他患“狂躁抑郁症”的传闻四处流传。郭炳江和郭炳联正是利用了大哥的这个软肋对其进行精确打击，老三郭炳联邀请的美国医生曾确诊其兄患有精神科疾病，不再适宜担任董事会主席职务。而郭炳湘自然极其愤怒，指责两个弟弟使用了“相当恶劣的手段”。家族纷争的不断升级，已经开始影响到新鸿基业务的发展。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圣人的担忧穿越了2500年的时空，如一个难以消解的魔咒降临到了国美这样的家族企业上。纵观中国的家族企业，会不幸地发现，兄弟阋墙其实是一种常态——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刘永行、刘永美、刘永言兄弟，远大集团的张跃、张剑兄弟，苏宁集团的张桂平、张近东兄弟……兄弟分家的名单冗长得让人无比感伤和惋惜。
是何种剧烈的撕裂，竟然使手足之情最终兵戎相见、破碎一地？
最常见的莫过于理念和个性的不合。远大集团张跃、张剑两兄弟的分家，源自于对以后事业截然不同的定位——大哥张跃紧紧抓住直燃机空调这个行当，声称要做一辈子，决不改行；但弟弟张剑则极力主张远大多元化，认为直燃机空调未来市场潜在很大危机，于是把精力转移到了远铃整体浴室这个比较超前的项目上。
兄弟阋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几位兄弟之间能力和势力的差距，居功自傲的一方自然不满足于利益均沾。米塔尔家族也是印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老大拉克什米·米塔尔，25岁时便远赴印度尼西亚拓展家族事业，随后又开动并购战车陆续在全球收购了一系列的钢铁公司，用了30年时间把一家印度钢铁小作坊变成了总部在伦敦、注册地在荷兰，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及荷兰阿姆斯特丹泛欧期货交易所上市的全球第一大钢铁公司。有超强能力和野心的拉克什米·米塔尔为了和两位弟弟撇清，把在印度的家族产业留给了他们，自己成为雄霸全球的钢铁大王。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民营企业走向成熟的开始。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事后如此评价当初四兄弟的分家之举：“几个兄弟都很能干，有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就会议而不决，效率太低。我们适当调整后，每一部分多以一个人为主，其他人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这样效率更高、动力更强，避免了之后出现不和谐。”四兄弟分家后各奔前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苏宁环球集团董事局主席张桂平说起1999年与弟弟张近东之间的分道扬镳，颇有感触：“原来是一股道上跑着两辆车，现在是两股道上各跑着一辆车，我想这个力量肯定比原来大。”
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当年及早分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创造了商业成功的神话——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养育的两个儿子，竟然都成为中国大陆的巨富。
树大要分杈，这是自然规律。在家族企业中，不合则分，既可以避免同根相煎的悲剧，同时也可以尽量避免出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连锁反应，让整个家族企业毁于一旦。
当然，也有人从基业常青的角度，对这种兄弟分家持更多否定的态度。基业常青几乎是每一个家族企业的美好梦想，但类似于国美黄俊钦、黄光裕这样的兄弟阋墙与分家，虽然有效地切割和阻止了家庭矛盾的继续恶化，防止家族企业滑入毁灭的深渊，但同时也成为基业常青的巨大绊脚石。
在2006年6月的美国《家族企业》杂志上，公布了一份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名单，其中有4家“千年企业”，比如日本从事建筑施工的企业——金刚组，创建于公元578年，至今传到了第40代，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
而华人的家庭企业，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均分下越变越小，很少有几代人共同努力累积成富可敌国的家财。企业的分家，实际上迫使企业财富的累积在时间和空间上面临夭折的命运，这成为我们产生“百年企业”和“千年企业”最大的文化桎梏。
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本命年一起涌现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这首由杨钰莹唱红的流行曲，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外来妹》于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轰动了全国。自此，“外来妹”成为一个和广东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词汇。
就在1991年，黄光裕18岁的大妹妹黄秀虹也成为了一名外来妹。但她这位外来妹显得与众不同——众多外来妹都是纷纷南下广东打工，而她却逆流而上，从广东汕头老家北上来到了北京；众多外来妹出去打工都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但她在北京城内却有大哥黄俊钦和二哥黄光裕，而且两人已经成为拥有数家电器零售店的小老板。
黄秀虹学的是会计，于是在国美从一般的财务人员做起，1995年开始升任国美电器西四分店店长。黄秀虹说：“不会因为我是老板的妹妹，就一定要有个好的职位，我很高兴我可以从底层做起。”因为有了这个平台，黄秀虹的能力得到了迅速提高——从刚开始面对财务报表时的手足无措，到后来逐渐学会妥善处理每天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
2004年，黄秀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透露了她当时的巨大压力：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经常彻夜难眠，好多个夜晚，她虽然已经回到家里，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但仍然觉得自己仿佛还在办公室内，大脑中所有的细胞仍在高速运转，想着那些千头万绪的公事，有时一个问题一想就是好几个夜晚。黄秀虹说：“别人做不好还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须要做到比别人更好，谁叫我是黄光裕的妹妹！”
在刚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到广东老家去招人。这个男孩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他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由于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早几年公司使用的财务系统软件都是由他主要负责做起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慢慢地就产生了好感。两人的恋爱经历没有太多悬念，在相识一两年后的1994年，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家庭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也许在黄秀虹的脑海里，和一个可靠的人在一起，然后结婚、生子，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是一生中最大的福份。但后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这是后话。
几乎在同时，国美另外还有一段爱情在萌芽。1993年，黄光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中国银行信贷员。据知情人介绍，那个时候的信贷员对于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这样的人才总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鹃称得上智慧与美貌并重。
那一年，黄光裕刚和大哥黄俊钦分家，正处在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上。既漂亮能干、又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单位的杜鹃，无疑让年轻的黄光裕为之心动；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可贵的进取心，这也让杜鹃不得不为之侧目。
当时的黄光裕分家时得到一辆夏利车，这辆车自然成为他承载当年爱情幻想与事业理想的最佳工具。据知情人透露，黄光裕虽然会开车，但一直没有驾照，自从爱心被杜鹃俘虏后，他更没办法集中精神开车，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被交警逮住。于是，找一个驾车技术好、熟悉北京路况、人老实听话而且年轻身体好（偶尔可以做做搬运工）的司机，成为黄光裕的当务之急。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黄光裕这些“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叫张志铭的年轻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私人司机的最佳人选：中专学历，籍贯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学习，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苹果园木器厂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龙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他不但长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实听话、勤奋肯干，让黄光裕甚是称心。
1994年，也就是在张志铭进入国美之后一年，黄光裕的二妹——年仅19岁的黄燕虹也来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国美当出纳，在财务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
在黄燕虹来到国美不久，黄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机张志铭调到最基层的门店去干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平常的接触中，黄光裕意识到张志铭是一个人才，所以开始重点培养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志铭已经不能专心为自己开车了，他的心思已经慢慢转移到自己的二妹黄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几个人以后成为了黄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在国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除了张志铭和之前进入国美的李俊涛，另外还有何炬和华天等人。
李俊涛1986年7月至1988年7月在广东兴华无线电厂工作，于1988年7月至1989年12月，在北京一家叫亚华的电脑公司工作。1989年12月，他被黄氏兄弟招至麾下，历任业务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1992年底，因为做电器这行太久了，李俊涛也想换换口味，跟黄俊钦去做房地产，但最后在黄光裕的盛情挽留之下，随着黄俊钦名下的恒基电器又一起转到了国美电器。
何炬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曾于1990年8月至1992年3月在中国船舶研究院担任干部，1992年6月至1993年8月在厦门太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任职，从1993年9月起进入国美。在为国美效力的十余年中，作为黄光裕曾经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国美的全国扩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后来最大的贡献，是把国美的制度建立起来。
黄光裕对手下的严苛是出了名的，但在谈到张志铭、李俊涛、何炬、华天等国美高层管理团队时，他的态度先抑后扬，表现出了一种欣赏之情：“虽然这几个人在能力上还有些欠缺，但这谁都有，他们也有几个条件：一、敬业精神非常好；二、非常有眼光、有胆量；三、非常勤奋；四、从来不封闭自己；五、从岁数来讲，非常恰当。他们对这个企业是非常有感情，也非常了解的，根基非常扎实，是从基层到上面，整个企业的流程他们都做过来了，都努力过了。”
也许是黄光裕太过于强势和喜怒无常，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在企业内数度沉浮，有一种被“如来佛”的手掌把玩的无奈。有的人甚至在负气出走后，还会遭到黄光裕的无情“追击”和打压。
1993年是黄光裕的本命年。中国有一句古话：“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果本命年走背运，则以后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槛、霉运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顺运，则以后一顺百顺、红运当头、势不可当。
黄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为了后者——他想找一个好老婆，却“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专家；他想找一个好司机，还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管理专家；他念及亲情，想为两位妹妹在公司里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她们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独当一面的人才……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赌徒，那他真是一个手气奇佳的赌徒。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的本命年一起涌现。他们以后都对国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份本命年的红运，将照亮黄光裕整整15年的行程。
西方宗教中的原罪，为什么会在中国“泛滥成灾”
当黄光裕在北京城轰轰烈烈地创业和恋爱时，一个叫冯仑的年轻人，却从北京的机关单位辞职下海，来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海南创业。这位后来有“商界哲人”之称的企业家，是最早把原罪概念引进并延伸到中国企业界的人。
原罪之所以从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中走出来，并在中国“泛滥成灾”，成为企业界、经济界甚至社会中一种广为人知的概念，冯仑是“始作俑者”。学者杨鹏如此评价冯仑：“他是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这两个‘优秀’并没有完全打通，并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冯仑的‘原罪说’，正是这种没有打通的表现之一。”
杨鹏评价得恰如其分。大概在1996年左右，冯仑因为自己企业发展的“血泪史”和惨痛教训，开始思索原罪问题。其后不久，他提出了中国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他的初衷是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通过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建一个健康公正的中国经济。但正如杨鹏所说：“冯仑也许没有料想到，他的‘原罪说’引发了另外一种声音，刺激了一种潜在的政治取向，有人开始强调要对私有企业家的原罪进行追究和清算，这显然与冯仑提出‘原罪说’的初衷偏移了。”
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告诫道：“原罪论只有在《圣经》独特的世界观框架中才有意义，相反，把它简单地移植到现代世界观的框架中而不创造性地阐释，则只能导致荒谬的结论。”
因为逞思维一时之快感，贸然把宗教中的原罪概念引入到中国的企业界，让它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以至于现在一提起原罪，就会直接和中国的企业家画上等号，让所谓的“原罪企业家”成为日益累积的民怨最直接、最易于倾泻的出口，而不完善的制度和某些腐败官员却隐身于其后，这太不公平。从这点上来说，冯仑是以自己知识分子的矛，对自己企业家的盾发起了一场他难以意料的攻击，受累的却是整个企业家阶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将原罪概念笼统地置于民营企业家身上，必会误伤良民，给一些本分从商的企业家的事业和生活也涂抹上一层阴影，这是不公平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也指出，如果将原罪的概念借用过来套在民营企业家脖子上，“逻辑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更不符合历史”。
关于中国式原罪的由来，各方人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个是冯仑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原发性疾病。冯仑在其《野蛮生长》一书中阐述了这种悖论所导致的原罪：在中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而创业资金大多靠借高利贷所得，而这种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就面临着“必须暴利”的压力，于是走私、投机倒把、偷税等非法的暴利行为成为商人们的必然选择。而靠着家里借高利贷的4000元跑到北方去倒卖电子商品的黄氏兄弟，便是冯仑书中这种“由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所造成的原发性疾病”的典型。
一个是吴晓波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是人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突破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指出：“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和速度。”
一个是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他认为原罪源自于制度的不确定性。张维迎提出，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而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间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因为“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
一个是学者秋风的观点，他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了原罪。秋风说：“原罪的根子就在腐败的官员身上，受益的是官和与官勾结的商。官用暴力来垄断资源，交给垄断公司经营，官商勾结的特权群体，就是原罪的主体。都是‘权’在作怪，‘官’在作怪。”
另外，时事作家刘登阁也在其《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中国式资本原罪的最大特色，与其他时代、国家的资本原罪的最大区别在于，资本往往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关系、分赃关系。个别掌权者靠出售或出租这种本应由全民享有、授予并监督的公权力来谋一己之私；另一方则用资本非分地赎买这种权力，以谋求更大的资本利益，并因此而剥夺其他人平等享有这种权力的机会。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本质上是权力市场化的原罪问题。”
当然，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一些企业家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约束力，从而导致了原罪的滋生。秋风分析了这种因果关系：“对于商人来说，置身于权力不受限制的环境中，假如缺乏必要的内心道德约束，那就非常容易从迫不得已的制度受害者变成有意识的特权分利者。”
还有一种观点，来自于学者杨鹏和企业家武克钢。杨鹏认为，原罪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锄强扶弱的传统，认为这是一个丑恶的文化传统心理。“富者就是强者，强者就是豪强，豪强就是坏人，一切个人财富的积累，都以罪恶为基础。”
身为云南红河集团董事长的武克钢，写了一篇颇具分量和影响力的文章——《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此文中，武克钢大声疾呼：“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难道把我们这些企业家剥了皮抽了筋，社会财富就增加了、就业就增加了？不会，中国只会更穷、更乱，更不公平。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
这一切关于原罪的观点与争议，已经是十数年以后的事了。但在当时，创业初期的黄光裕脚踏原罪的地雷却浑然不知。而作为最典型的“原罪”——权力寻租，当时的黄光裕尚没有足够的资本涉及。但多年后，他对此已经游刃有余了。
你看见辛苦敬业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
——《圣经·缄言》第22章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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