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培禹
2020年庚子疫情期间，居家防控，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我翻出书架上被冷落多年的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白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聂鲁达诗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想集中阅读一下外国诗人的作品。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藏书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竟有两个译本：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宗岱翻译的；一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屠岸翻译的。说到屠岸先生的译本，我不能不说到一位我敬重的翻译家、出版家，他叫施咸荣。施先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大家，也是《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编辑和出版者。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挚友施亮，正是他的儿子。因了这层关系，还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我，就得到了大翻译家施咸荣先生的一批赠书，屠岸的译本就在其中。在《译后记》中，屠岸先生说：“译诗是难事，译莎士比亚更谈何容易。要译文的文义不出错，不是易事，但更难的是传达原诗的风格，原诗的韵味。好诗有一种在字面上捉摸不到然而能够动人心魄的魔力。”这句话透露出大诗人、大翻译家屠岸先生对诗歌的理解和敬畏，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一个观点，即“诗歌根本不能翻译”。
译诗不易，写诗更谈何容易！但诗的精灵真的存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抚着年轻时读过的一本本诗集，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那难忘的读诗、品诗、写诗的美好时光。
读诗
大概很少有人一首诗都没读过，至少你会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过“春眠不觉晓”，或者“床前明月光”吧。但读诗的经历不同，给人带来的影响就有不同。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9岁生日那天，姐姐竟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书送给了我。那是一本诗集：《回声》，作者金波。一个小学生哪懂什么是诗啊。然而，当我翻开这本绿色封面的小书时，一下被吸引住了—— 这绿色的山谷多么好， 有这么多红的花，绿的草， 还有满山的果树， 结着鸭梨、苹果和蜜桃。 这里还有一位小伙伴， 他整天在山谷里奔跑， 多少次我想见他一面， 只因山深林密找不到。 可是我唱山歌， 他也跟着唱山歌； 我吹口哨， 他也跟着吹口哨…… 如果你想知道他的名字， 你就向群山问一句： 叫你“回声”好不好？ 他准会答应一句——“好！”
多美的意境，多纯的童心啊！除了这首《回声》，我至今仍能记得的还有《林中的鸟声》《雨后》《卢沟桥的狮子》《走过高门楼》《怎样做时间的主人》《在老师身边》等。这优美的诗句陶冶了我的情操。当然，后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诗集，然而，《回声》却真的像那山谷间的回声，绵绵不绝地刻录在我知识宝库的“内存”里。
《回声》可说是我与诗歌结缘的启蒙读物，我一下记住了诗人的名字——金波，产生了崇拜诗人的情愫。后来我与金波老师成为忘年交好友，那是另一个故事，这里暂不多述。是不是可以说，每个人读到的第一本诗集至关重要，如果你遇到的第一本诗集翻开后索然无味，或是很难读懂的晦涩的句子，怕是你会躲开它远远的，不会对诗歌产生什么好感和兴趣了吧。
2016年，金波先生把自己留存的唯一一本诗集《回声》样书，签名赠给了李培禹
我少年时开始喜爱读诗，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也写诗，本能地对那些分了行、压韵的文字格外敏感。我的诗歌情缘还与我上的中学分不开，那个时期不用考试，而是就近分配，我得以幸运地进入了北京二中这所名校。初中、高中，五年的时光在这所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里度过。学校有一个诗歌小组，指导老师是诗人尹世霖，当时他的诗集《红旗一角的故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还上了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影响很大。而那个年代能够正式出版诗集的诗人凤毛麟角，记得仅有贺敬之、李瑛、李学鳌、张永枚等。著名散文家韩少华也在二中执教，他的散文名篇家喻户晓，可谁读过韩老师写的诗呢？我读过！那是一首长诗，语言清新，意境远阔，韵律优美，读来朗朗上口。不知那首诗后来是否发表了，但对如饥似渴的我，却是多么难得的文学滋养啊。忆少年，是二中“催生”了我的第一首诗，那年学校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长跑活动，校广播站的老师找到我，让我写一首朗诵诗，要求像当年长征途中给战士们鼓劲那样的诗。我一点没犹豫，连夜写出来第二天就交稿了。长跑活动开始那天，全校师生都听到了我的诗《新的长征》，由同学中朗诵最棒的张慧朗诵，她的声音特别好听，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其实，中学生少年爱上诗歌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当年那个“文化荒漠”的时期，几乎没有更多的诗集可供我们读啊。在北京二中让我觉得离诗比较近的原因，一是有一个由诗人老师指导的诗歌小组；还有一个是，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著名诗人光未然的儿子张安东、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都是我不同班的同学。后来几十年后我们见面，他们虽然都在各自的文化领域成绩卓著，却都没能成为诗人。我和他们笑谈：只有我算与“诗人”沾了点边儿。
作者与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 品诗 我真正“品”的第一首诗，是郭沫若先生的《凤凰涅槃》。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请容我慢慢道来。我进入北京二中的时候，是“文革”正深入发展的1968年，幸遇骨子里属“修正主义”的班主任老师贾作人先生。从他身上，我们不能不感到名校就是名校、二中就是二中！尽管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他坚持说：学生不读书干什么？青春年少的我，对写诗产生浓厚兴趣，而且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贾老师那送。他从不嘲笑我，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只是我写的几首“旧体诗词”，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拿出半天时间，专门给我讲诗词格律，讲“平平仄仄平平仄”。这以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指导我读书上。那个时候哪有书读啊？贾老师就每隔一段时间骑着他的“飞鸽”车到我家来，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一个用包袱皮儿裹着的大包——他把自己的藏书（当时都是禁书）一摞摞拿给我看。我知道了杨朔、秦牧、茅盾、吴伯箫、曹靖华、何其芳、臧克家、公刘、徐迟、艾青、田间、闻捷、王汶石、胡采、柳青、梁斌、刘白羽……知道了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果戈理、莫泊桑、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看不懂的就问，贾老师就讲。就这样，一个星期天的傍晚，贾老师给我带来了《沫若文集》，他翻开《凤凰涅槃》，先给我讲授生僻字，然后一边朗读一边讲解：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 飞来在丹穴山上。 …… 这是一首长诗，他讲得渐入佳境，我听得如醉如痴。贾老师讲到诗的结尾，我情不自禁地跟着他朗读出声来：“一切的一，常在欢唱。/一的一切，常在欢唱。……”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已是深夜……今天，如果我不把这情景写出来，有谁会知道、有谁会相信，在当时那一片文化荒漠上，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培养他的一个未准能成才的学生，他是怎样地尽心尽力、付出一腔心血啊！ 品诗，是读诗的精细化，是深一层的读诗。品诗“品”出些道道儿来，就离写诗不远了。
作者中学时代与恩师贾作人先生在颐和园留影 说到品诗，又得回到我的中学时代，回到北京二中。贾作人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带着我课余时间“品诗”很长时间，一直到把我送上高中。高中的语文老师赵庆培，时任二中语文教研组组长，是贾老师的挚友。赵老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识丰富，性情率真，讲课时常有独到见解，可谓魅力四射。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名牌栏目《阅读与欣赏》，赵老师就是这个栏目的经年撰稿人。他的文章后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影响很大。他也是那首儿歌“柳条儿青，柳条儿弯，/柳树种在小河边。/折枝柳条儿做柳哨，/吹支小曲唱春天”的作者。我常去赵老师家“求教”，师母满颖也不烦我，有时到了饭口儿，就添双筷子，我就在赵老师家蹭饭。赵老师和我聊的全都是课本外的文学知识，比如《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我是第一次知道。他高声朗诵南宋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后，给我讲的是“宋诗的理趣”，使我大开思路，受益多多。当代诗人中，赵老师不但给我讲艾青、臧克家、闻一多、郭小川、公刘、严阵、闻捷、田间等著名诗人的经典之作，一天，他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共和国的歌》，作者：徐迟。赵老师说，一个诗人的成就，不在他写了多少；真正的诗人，一首好诗就够了。我领会他的意思，回到家一首一首地“品读”起徐迟的诗来，越读越佩服赵老师的眼光。可以说，徐迟先生的这本诗集，对我后来的诗歌创作很有教益，具体的例子我放到后面“写诗”里再说。 作为我的恩师，赵庆培老师和我之间还有一件趣事。那是在高一年级的语文课堂上，记得那堂课是命题作文《春游颐和园》。不知怎地，我忽然“诗思如泉涌”，“哗哗哗”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一组诗，等后悔不安时已来不及改写了。下课的铃声响了，只好硬着头皮交本。几天后讲评作文，赵老师先表扬了写得好的几位同学，然后他严厉地说:“做好命题作文很重要，对这项基本功的训练一定要认真对待，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次我们班有个别同学没有按要求做，还写起诗来……”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直视赵老师的目光，后边的话什么也没听清楚。当那本“沉甸甸”的作文本发到我手里时，我赶紧放进书包。直到下午放学后，我才翻开作文本，啊？在《春游颐和园》的题目旁，竟是一个大大的“优”字！我的那一行行“诗”，赵老师认真改过了，有的句子下边还画了表示赞许的红圈圈儿。文尾处的批语只有两个字:“很好！”
臧克家先生签名送给李培禹的纪念照片
写诗
读诗、品诗带来的冲动就是写诗了。
最初的写诗，一定多少带有模仿的成分。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很有道理。我们这代人的少年时期，崇拜、迷恋的是高尔基的《海燕》、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像我这样有着想当诗人志向的青少年，还会像今天的追星族们一样追诗人郭小川。情窦未开的我，读郭小川的长诗《静静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还不能完全领悟诗的深邃及意境，却也从流畅的诗句中读出了一种淡淡的美。后来知道，贺敬之、郭小川的“阶梯诗”，是受到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于是我也找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来拜读、学习。就在这种诗的氛围氤氲中，我在上高中一年级时，写出了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处女作”《雷锋和我们同在》。这是一首长诗，有近三百行。特别幸运的是，这首诗得到大诗人臧克家先生的肯定，他给我打了65分，并说：“还可以比65分再高一点。”那是1972年，臧老刚刚从“向阳湖”干校回京不久。自那时起，这首诗成了“敲门砖”，我得以经常登堂入室，成为老诗人的一个忘年交小友。
在编选自己的诗集时，犹豫再三，终不能放弃这首虽不成熟却打上了青春印迹，更承载着我对臧老深深感恩之情的处女作。今天，自己朗诵起四十多年前的诗句，胸中似仍能寻到起伏的少年激情——
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百花盛开
呵，春风
吹拂着
祖国大地
百花盛开
阳光照耀着锦绣河山英姿多彩
呵，阳光
照耀着
锦绣河山
英姿多彩
天山的雄鹰呵
你们为何
扑打双翅
唤来飞雪
莫不是
要让冰峰洁白？
南来的大雁呵
你们为何
组成利剑
一字排开
莫不是
要把白云剪裁？
奔腾的河流呵
浩瀚的江海
你们为何
激起浪花
水拍云崖
莫不是
源头引下银河来
呵呵！
在这洒满金光的大道上，
我再一次把骄傲的阔步迈开
……
当年的校园诗人李培禹
我始终认为，诗歌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形式，是艺术殿堂里高傲的桂冠，是桂冠上那颗闪着耀眼光芒的明珠。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具备丰沛的才情、缺乏思辨的深邃，千万不要去写诗，连边儿也别碰。这是对诗歌应有的敬畏。那么天下有那么多诗歌爱好者，就不写诗了吗？当然不是。其实诗歌本身是大众化的，来源于民间，诗人永远诞生在人民中间。写诗的第一要义，就一个字：真！我们看到一些并非诗人的青春男女，他们的情诗写得都不俗，有的还十分亮眼。我偶尔阅读过一些，不禁大吃一惊，那些诗大都写在日记本里并不想示人的，的确是心灵的流露，发自内心的表达。想起件逗事：我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村里有几个老知青，抽烟喝酒，经常不出工。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看上了我们班新来的一个女生，竟塞给她一个纸条儿。那位美女没敢一个人看，就当着我们几个同学的面打开，只见纸上写的是一首情诗，第一句是：“爱情的火焰在纸上烧”，哈哈，大家都笑了。女同学说，烧什么烧？纸都烧没啦！ 我也写爱情诗，却多是失恋的痛苦，那滋味，真是刻骨铭心。 这支歌不再有旋律 残缺的音符埋在心里 如果有个梦会偶尔扰你 那是深夜里我孤独的叹息 这照片就要归还你 请将我配的镜框也带去 假如有一天你擦一擦它 才知道抹不去的是记忆 在我们离别的这个冬季 雪花飘落下一片静谧 我想留给你往日的微笑 却没能掩饰住苦涩的泪滴 …… 当时黑龙江省的《妇女之友》杂志的编辑雨萌来北京约稿，我就把这首诗交给她了，不想得了一个“全国爱情诗大赛”的一等奖。后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还为这首诗谱了曲，发表在北京的《音乐周报》上。
关于写诗，我还有一个自己独到的见解，愿意与广大诗友们交流。 我曾在一个讲座中公开自己的观点：同样一个题材，如果你觉得用散文笔法不能很好的表达，写起来不够精彩甚至索然无味时，那么不妨写首诗试试。我到新疆博尔塔拉州霍城采风时，第一次见到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瞬间被她的辽阔、美丽、圣洁所征服，本应写篇散文的，但几次动笔都觉得笔下的文字哪有湖水本身动人？干脆写诗吧。读诗、品诗多了，写诗就不难了，一首《赛里木湖的波光》出笼了—— 赛里木湖的波光 在哈萨克小伙的心中荡漾 他们世代弹着冬不拉 湖水便像圣泉一样清凉 赛里木湖的波光 让维吾尔古丽的发辫儿飞扬 她们跳起迷人的舞蹈 湖岸就弥漫着沙枣花儿的芬芳 赛里木湖的波光 把锡伯族猎手的眼睛擦亮 他们封存了骑射的弓箭 家乡更有了满坡满岭的牛羊 赛里木湖的波光啊 笼罩着二十九个民族的篷帐 他们和睦相敬地劳作与歌唱 在北疆一个叫博尔塔拉的地方 今天，赛里木湖美丽的波光 让我这个远方诗人的心儿滚烫 她一定接纳了我笨拙的诗句 不信你看，湖水正涌起一层层波浪 …… 这首诗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网上已经有多个朗诵版本，还有歌手谱上曲传唱开来。让我欣慰的是，《新疆日报》和《博尔塔拉报》都转发了这首小诗。
作者在网时读书会上朗诵诗歌
还有一首诗的创作过程也很有意思。
2019年，著名作家李迪在新疆采写《加油站的故事》，他约上我随他“走马观花”。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遍南疆北疆不知新疆之美。从乌鲁木齐出发，披星戴月，风雪兼程，支线航班飞来飞去，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噶尔古城，巴音布鲁克草原，冬季安睡的博斯腾湖，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上醒着的胡杨林……我和好友李迪兄奔波在美丽的新疆大地上，累并快乐着。李迪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中国作家的表率，他受邀中石油创作《加油站的故事》时提出，写就写最遥远的祖国边陲加油站的故事。于是，我们来到了被称为“中国西极”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的康苏镇。如果说祖国的版图像一只雄鸡，那么“中国西极”的地理标志就矗立在大雄鸡的尾巴上。而我们所采访的加油站，就像是雄鸡尾巴上一片漂亮的羽毛。小站只有一位员工，是一位柯尔克孜族小伙子，名字叫“玉山·衣沙克”，墙上的营业执照写着，他就是加油站的经理。采访应算顺利，我和李迪还拎起水桶，跟他一起去两公里外的小河打水。然而大作家迪兄写作时有点犹豫，他觉得用报告文学或散文笔法都不太顺手。我说，我来写首诗试试吧。一首叙事诗《雄鸡尾上的加油站》很快写出初稿，迪兄看了连声说好，建议我发给我俩共同的好友，哈萨克族著名作家、诗人艾克拜尔·米吉提，请他指教。艾克兄回复：“好诗！”还为我纠正了一个差错，把原稿中的“库木子”二弦琴，改为“库木孜”二弦琴。 《雄鸡尾上的加油站》得以在《光明日报》发表—— 从喀什噶尔一路向西， 进入乌恰县就是中国的“西极”。 它位于祖国版图雄鸡的尾部， 漂亮羽毛上居住着柯尔克孜族兄弟。 有一年，春风吹遍了这片土地， 中吉边境贸易口岸拔地而起。 伊尔克斯坦古道上多了车辆， 于是，一座加油站便建在了这里。 小站看上去没什么与众不同， 常见的“宝石花”也不稀奇。 可它是方圆几百里唯一的加油站， 遇见它，疲惫的司机是多么欣喜。 加油、加水，再泡碗方便面， 迎上来的员工总是冲你笑嘻嘻。 加油员日复一日不辞辛劳， 瞧，墙上挂着年销九百吨的锦旗。 不大的站里建有标准的卫生间， 用过后保洁工要用预存的水冲洗。 他说每天要走两趟去河滩提水， 真感谢那条严冬也在流淌的小溪。 边境小站常有异国他族车辆驶入， 小伙儿便会用哈语、维语来翻译。 他说柯尔克孜族对语言格外灵通， 你听，我汉语说得是不是挺流利？ 这个比“西极”还西的地方叫康苏， 牧草一黄，便进入漫长的冬季。 大雪吼叫着封门也封了公路， 怎样熬过寂寞成了加油站的难题。 摘下墙上的“库木孜”二弦琴， “美丽的玛依努尔”歌声响起。 动听的旋律透过风雪飘进毡房， 歌唱者说，玛依努尔是我的爱妻！ 启程了，客人们依依惜别小站， 我多想把这次“遇见”告诉你。 当雪花渐渐遮掩了红色的加油站， 一首小诗已悄悄地流淌在我心里。 加油员保洁工歌唱家翻译还有经理， “玉山·衣沙克”是他们的名字。 你很可能以为小站有好几位员工， 错了，这里只有一位柯尔克孜族兄弟！
李培禹与恩师赵庆培先生（前排左），韩少华先生及夫人冯玉英合影
这里，我特别要就诗的最后两句做一个申明，这个创意的“原创”不是我，而是我崇拜的著名诗人徐迟先生。我在前面谈到我阅读过他的一本诗集《共和国的歌》，很受教益，其中他有一首赞美云南的少数民族彝族的一个分支撒尼人的。顺便说个小知识：撒尼不能称为族，它只是彝族的一个分支，像摩梭人只是纳西族的一个分支一样，撒尼、摩梭都不能称为族。少数民族中，彝族的分支比较多，比如还有阿细人，也是属于彝族的。“阿细跳月”就是彝族阿细人创作的优美诗篇。徐迟先生赞美撒尼人的勤劳勇敢、艺术睿智，他是怎么写的呢？我们来读一下这首《撒尼人》—— 云南的撒尼人人口不多， 他们可有两万多音乐家， 还有两万多舞蹈家， 还有两万多诗人， 他们有两万多农民， 还有两万多牧羊人， 可不要以为他们有十万人， 他们的人口只是两万多。 真是绝妙！我在新疆西部边陲遇到只有一个员工的加油站时，不禁联想起徐迟的这首小诗，便套用了先生的创意。《雄鸡尾上的加油站》，如果拿掉这曾意思，就会失色很多，缺少诗意了。所以说，读诗、品诗、写诗，一定是读诗、品诗在先，写诗在后。你读的诗足够多了，品诗的时候又能不断汲取营养，那么，距离你写出一首好诗就不远了。
有感：有诗的日子真好，有诗的日子很年轻。 我认为，人的一生有诗相伴才算完美；活过多少年却始终与诗无缘该是多么无趣、乏味甚至无聊。 原载于《北京文学》2021年第10期
嘉宾有言
凸凹 本名史长义，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兼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北京房山区文联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大猫》《玄武》《玉碎》“新乡土小说三部曲”以及《京西之南》《京西文脉》《京西逸民》“京西三部曲”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评论集一部，散文集三十余部，出版有凸凹文集系列《西典新读》等八卷本，总计发表作品八百万余字，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乡土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我在故诗在
凸 凹
李培禹先生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正逢抒情的时代。斯时，苏联的诗歌大量涌进，与本土的颂歌汇合在一起，形成浩浩荡荡的诗歌洪流，为新中国注入巨大的精神动力，举国上下，一派豪迈。
时代的濡染，让李培禹自然而然地经历了一个“读诗·品诗·写诗”的诗歌之旅，于是，对诗歌的亲和，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化为他的精神细胞，率然吟咏，成为他的生命常态，便终生与诗为伍，成为生活的“歌手”和时代的“歌手”。
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说：“生命并非完全是社会性的。”弗洛伊德也把人的心灵划为意识与潜意识。他们都强调“非社会性”的东西，主张逃离“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则把他们的主张变成诗论，特别宣称：“诗不是表现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他所说的“逃避感情”，不仅指“现实感情”，当然也包括“社会感情”，因而整体地“内趋”，把表达“私人话语”凌驾于“公共话语”之上。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诗坛在对“现代主义”的追逐中，很多诗人，以“逃避”主流为上，以书写“私人话语”为宗，崇尚奥登、艾略特，而鄙薄郭小川、贺敬之，诗作极端个人化了。
然而李培禹却绝不闻风而动，他坚信，“民歌是诗歌之母”，客观性、现实性、时代性、人民性（人间性）和社会性，既是诗歌的基点和本源，也是诗歌创作的大道通途。因而他在三个维度上，觅诗、写诗，即：物象（河山、星辰）、世象（人群、社会）和心象（感情、感悟）。这就使他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形式多样，情思纷繁，好像无处不诗、无时不诗——他率性撷取，神采飞扬，快乐地歌唱。一切都承继着《诗经》的传统，大地、人文和心灵交汇融合，高奏“复调”，尽情地赋比兴、风雅颂。
培禹兄诗歌的写作取向，注定了他的诗思与山河同在、与时代同脉、与生活同轨、与人生同感。这就不难理解，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就勇于与臧克家、贺敬之那样诗歌大家唱和，写出《雷锋和我们同在》的长歌；也不难理解，遍染风尘之后，还葆有一颗湖水一般清澈的童心，像普希金一样，在沧桑处，抒纯美之情。
培禹兄诗歌的追求意象，正是“人间性”所在，像阳光普照，把“私人话语”的晦暗，冲涤得杳无身影，豁然地有了明媚的力量。这正暗合了浪漫主义的底色，其核心词是：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
李培禹的诗集名为《失去》，读罢掩卷，却内心盈满，有始终“得到”的大感觉。他忘情地做着时代的歌者、生活的歌者，一路吟唱，大在小处、诗在凡处，让人生出感恩之情，由衷地感叹：有诗的日子真好，有诗的日子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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