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声音
起初，在有共和国之前，罗马由国王统治。塔克文（Tarquin）是一个傲慢的暴君，关于他，有一则古怪的传说。有一次，他在宫殿里被一名老妇人叫住。老妇人手中抱着9本书，表示要把书卖给塔克文。塔克文指着她的脸放声大笑，因为她开的价码高得令人发笑。老妇人没有降价，不发一语转身走了。她烧了3本书，然后重新出现在国王面前，再次表示要把剩下的书卖给他，开价和原来一样。国王再次拒绝，只是这次心里有点不踏实。老妇人又离开了。塔克文变得神经紧张，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宝贝。所以当那个神秘的老妇人第三次出现时，他赶紧把书买下，哪怕这次只剩3本书，付的却是9本书的金额。老妇人拿了钱之后便消失了，从此再也没人见过她。
她是谁？因为她的书包含了一些神准的预言诗，罗马人很快便意识到它们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女人：西比尔（Sibyl）。但这个答案只会带来更多问题，因为有关西比尔的传说光怪陆离且令人困惑。由于相信她曾经预言了特洛伊战争，人们围绕她是否为10个女先知的集合体，是否长生不老，是否注定活过上千年而争论不休。有些更精明的人则怀疑她不存在。事实上，关于她只有两件事情比较确定：她的书确实存在，以细长的古希腊文写成；另外，这些书里面包含一些关于未来的预言。罗马人拜塔克文迟来的慧眼所赐，得到一扇可以窥见未来的窗户。
但这些书对塔克文的帮助并不大。公元前509年，他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当时，国王（打从罗马建城起）统治罗马已经超过200年，塔克文是第七任国王，也是末代国王。[1]随着他被驱逐，君主制度被推翻，一个共和国取而代之。此后，罗马人民对“国王”的头衔近乎深恶痛绝，每次听到都会发抖和摇头。“自由”是驱逐塔克文的政治口号，从此被尊为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与标准。为防止再次出现暴君，共和国的创建者制定了一种卓越的制度。出于谨慎，他们将国王的权力平分给两位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每人任期不能超过一年。他们称之为执政官（consul）。[2]执政官位居其他公民之上，两人互相监视，这体现了罗马共和国的指导原则：不容许有人再次单独掌握最高权力。然而，执政官职位虽然看似一个创新，但它和罗马人的过去大有渊源。君主政体也许被废除了，但其他事情改变很少。新的共和国根源于遥远的过去——常常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例如，执政官这个职位的一项特权，是他们的穿着仿照以前国王所穿的镶着紫色边的长袍。他们求神问卜时采用的占卜仪式在罗马城市建成前便已存在。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显然也参考塔克文留下来的3本书：那3本非常古老且很可能出自西比尔手笔的预言书。
由于它们所包含的信息非常敏感，罗马人把它们视作国家机密来保存。偷偷抄写它们的人会被装入麻布袋并扔入海中。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例如有非常可怕的不祥之兆显示共和国将遭逢灾难时，人们才被允许参考这些预言书。一旦其他手段用尽，一些得到特别授权的官员（magistrate）就会到朱庇特神庙，把受到最严格保护的预言书拿出来展读。卷轴展开后，他们用手指滑过褪色的希腊文，努力解读出预言的寓意，并找到平息上天怒气的最好方法。
方法总能找到。罗马人虽虔诚却讲究实际，对宿命论毫无耐性。他们有兴趣知道未来只因他们相信，这样更能改变未来。天降血水、大地裂开并喷出火焰、老鼠吞吃金币，罗马人认为这些怪事就像讨债，警告他们亏欠了诸神。为了偿债，他们也许需要引入一种外来的宗教仪式，祭拜某个未知神明。不过，更常见的做法是复旧：执政官赶忙找出一些被忽略的传统，并予以恢复。回归旧时的做事方式，共和国的安全就可以获得保障。
这是深入每个罗马人心底的信念。在建立后的那个世纪里，共和国反复被社会动乱、大众对扩大公民权的要求和持续的宪制改革所折腾。但在这种波涛汹涌的变动中，罗马人一直表现出他们对变迁的厌恶。有趣的是，在共和国的公民看来，破旧立新是不祥的。罗马人虽然讲究实际，但只接受包装成诸神旨意或古代习俗的创新，不会为了追求...
罗马人未把这种情况视为自相矛盾，反而视之为天经地义。为了延续祖先的传统，他们还在城市里投入了哪些东西？有些外国分析家倾向于把罗马人对传统的虔诚看成一种“迷信”，[3]并把它诠释为统治阶级愚弄民众的把戏，但这种解释误解了它的本质。罗马共和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希腊的城邦反复被内战和革命粉碎，而罗马却对这类灾难免疫。虽然罗马共和国在出现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历经许多社会动荡，但它的公民从未血溅街头。希腊人何其容易地把公民权的理想化为诡辩术，反之，对一个罗马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公民权的理想更神圣和更珍贵了。毕竟罗马人倚赖它来定义自己。共和国（republic）的含义正是公共事务（res publica）。只有看见反映在公民同胞眼中的自己，一个罗马人才会真正明白自己是人。
另一个方法，则是听到人们呼唤自己的名字。在共和国里，优秀公民就是被公认优秀的公民。罗马人未将道德卓越和好声望区别开来，两者都用同一个词表示，即honestas。获得全城人的交口赞誉是对个人价值的终极测试，也是唯一测试。这就是为何每逢心怀不满的公民走上街头，他们要求的都是获得更多荣誉和荣耀。每次发生公民骚乱，新的行政官职位便会设立：公元前494年，设立了市政官（aedile）和保民官（tribune）；公元前447年，设立了财政官（quaestor）；前367年，设立了司法官（praetor）。职位越多，责任范围便越大；责任范围越大，获得成就和赞美的机会便越大。被赞美是每个公民最渴望的，而被公开羞辱是每个公民最害怕的。防止罗马人的竞胜之心沦为自私野心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意识——意识到自己总被监督着。虽然追求卓越的竞赛总是很激烈，但没有无教养及虚荣心存在的余地。把个人荣誉置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之上，被认为是野蛮人的行为，甚至更糟糕，被视为国王的行为。
所以，在和其他公民的关系上，罗马人被教导应该为公共利益节制竞争的本能。不过，在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却没有任何这一类抑制。“罗马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渴求光荣、贪恋赞美。”[4]罗马人对荣誉的饥渴总为他们的邻居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他们的军团把效率和冷酷无情结合起来，常让对手毫无心理准备。当罗马人进攻一座城市并遇到顽强抵抗时，他们习惯在破城后杀光所有他们看到的生物。罗马军团留下的瓦砾堆总混杂着人尸、狗头和牛的断肢。[5]罗马人的杀戮不是出于冷血野蛮，而是战争机器运作的一环，目的是让敌人胆战心惊。他们为军团服务的勇气来自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对罗马共和国天命的信仰——每位罗马公民自小便被灌输这样的感情，所以他们的战争方式特别凶狠。
即使如此，意大利的其他城邦要过一段时日才会认识到罗马人掠食者的本质。在共和国存在的头100年里，罗马人为征服离他们城门10英里[6]范围内的城市费尽心思。这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最凶猛的掠食动物一样有其婴儿时期。通过抢劫牛只及与山地部落发生小规模冲突，罗马人逐渐发展出称霸和杀戮的本能。到了公元前4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主人。接下来几十年，他们向南和向北进军，粉碎一切反抗势力。共和国以惊人之速扩张，到了公元前3世纪60年代，已囊括整个意大利半岛。对于那些恭顺臣服的城邦，罗马不吝赏赐，但对那些敢于反抗的城邦则与它们奋战到底。任何罗马人都无法忍受让自己的国家丢脸，他们为了挽回颜面，再大的痛苦也会忍受，直至反败为胜。
很快地，共和国必须在一场名副其实的生死战斗中证明这点。与迦太基人的战争是它有史以来最艰苦的战斗。迦太基是一座闪族殖民者建造的城市，地处北非海岸，主宰地中海西部的商路，拥有的资源至少不亚于罗马。虽然它主要是一个海上强权，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与西西里的希腊城邦一再交战。现在，随着罗马人抵达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西西里的军事局面平添了一个变量。不让人意外的是，岛上的希腊人很愿意让罗马共和国介入他们与迦太基的持续纷争。同样不出所料的是，罗马共和国一旦介入，便拒绝按照游戏规则行事。公元前264年，罗马把一场有关条约内容的小争吵升级为全面战争。虽然缺乏海军传统，又在行动或风暴中损失了一支又一支舰队，罗马人还是坚持了20多年，并在承受惊人的伤亡后终于打败了迦太基。根据战败后被逼签署的条约，迦太基全面撤出西西里。罗马则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海外帝国的核心。公元前227年，西西里成为第一个罗马行省。
共和国的战线很快就拉得更长了。迦太基固然被打败了，但并未被粉碎。失去西西里之后，迦太基人把注意力转向西班牙。他们打败了盘踞在山区各处的凶悍部落，开始开采半岛上的贵金属。迦太基人凭着采矿获得了大量财富，有了向罗马人报一箭之仇的本钱。这时，迦太基最优秀的将领对罗马人的本性已有深刻认识，知道与罗马的全面战争势不可免，若不彻底摧毁罗马的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胜利可言。
汉尼拔（Hannibal）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公元前218年率领一支迦太基军队从西班牙出发，穿过高卢南部并翻越阿尔卑斯山。他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显示自己远胜对手，而且三次大败罗马大军。在坎尼（Cannae）的第三次大战中，汉尼拔歼灭了8个罗马军团——这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灾难。按常理和当时战争的常规，罗马被大败后，应承认汉尼拔的胜利并设法求和。然而，它在灾难面前仍桀骜不驯。于此危急存亡之秋，罗马人很自然地向西比尔的预言寻求指引。他们按预言指示，将两名高卢人和两名希腊人活生生烧死在市场。不自由，毋宁死——罗马人以这种惊人的野蛮行为，表明为了保全他们城市的自由会无所不用其极。
年复一年，罗马共和国不屈不挠地把自己从毁灭边缘往后拉。更多的军队被招募起来，西西里守住了，罗马军团征服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帝国。在坎尼之战15年后，汉尼拔遇到了另一支罗马军队，这次是在非洲。他被打败了，迦太基不再拥有足够的人力来继续抗争，而当它的征服者提出和谈条件时，汉尼拔建议同胞接受。不同于坎尼之战后的罗马共和国，汉尼拔不会让他的城市有被摧毁的危险。尽管如此，罗马人从不曾忘记汉尼拔是他们遇到的最像他们自己的敌人，从不曾忘记他的军事成就和他的野心。多个世纪之后，他的人像仍伫立于罗马城中。尽管迦太基大势已去，它的行省、舰队和远近驰名的战象一律被收缴，罗马人仍害怕迦太基人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这种仇恨心理是他们能给予一个异国的最大恭维。迦太基虽已顺服，但仍不被信任。罗马人望向自己的灵魂深处，把他们毫不留情的态度归因于他们最大的敌人。
此后，他们再也无法容忍任何威胁他们生存的强权。与其冒这种险，他们感觉自己完全可以对任何发展得太强大的潜在对手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类对手很容易找，太容易了。甚至早在和汉尼拔交战前，罗马共和国就养成了偶尔派兵远征巴尔干半岛的习惯，它的官员在那里可以恣意霸凌小国王公并重新划分边界。罗马人骨子里喜欢到处展示力量，这点意大利人早已领教过。但对于反复无常并喜好争吵的希腊众城邦来说，这是犹待学习的一课。它们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在它们和罗马相遇的早期，共和国的行为完全不像一个传统帝国。罗马军团会像闪电一样突然袭来、大打出手，又以同样突然的方式离去。不管这些不定期的干预有多凶猛，罗马在其他时日却看似对希腊事务完全失去了兴趣。就算出面干预，它跨过亚得里亚海、介入希腊城邦的争端时仍是一副从事维和行动的态势。这些行动的目的不像是要兼并领土，而是要清楚确立共和国的威望并教训地方势力。
在罗马介入巴尔干半岛的早年，被教训的地方势力为马其顿。马其顿作为希腊北部的一个王国，雄视巴尔干半岛长达200年。该国的国王因为是亚历山大大帝宝座的继承人，总认为他们自己爱多狂妄就可以多狂妄。虽然他们反复遭到罗马军队的惩罚，但这种心态未曾完全消失。公元前168年，罗马的耐性终于用完了，它废除了马其顿的君主制度，先把这个国家切割为4个傀儡共和国，到了公元前148年又对其实行直接统治。如同在意大利，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建立起来，高超的工程技术使马其顿被征服的命运被最终框定。厄纳齐雅大道（Via Egnatia）像一条由砾石构成的裂缝，贯穿巴尔干半岛的荒野，从亚得里亚海通到爱琴海，成为连接希腊和罗马的重要纽带。它还让罗马人可以通达遥远的、异国风情更为浓厚的地区：因黄金和大理石而光彩夺目的亚细亚城市，那里看不到蔚蓝色的爱琴海但极富艺术情调，那里的人烹饪技术也很高明。这些都很吸引罗马的注意力。早在公元前190年，罗马军队便已进入过亚细亚，粉碎了当地一位专制君主的战争机器，逼得他在整个近东的注视下受辱。叙利亚和埃及这两个地区强权匆忙收起傲慢，学会忍受罗马使节的指手画脚，奴颜婢膝地承认罗马的霸权。这时，罗马帝国的正式版图仍十分有限，主要包括：马其顿、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不过，到了公元前2世纪40年代，它的版图将扩展至罗马人从前很少听过的地方。它的崛起规模与速度如此惊人，以至于无人（特别是罗马人自己）完全信以为真。
虽说很多罗马人对这种成就感到兴奋，但也有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自在。当时的道德家如同历来的罗马道德家那样，把现在与过去相比，证明帝国会带来负面效应的证据并不难找。黄金的大量涌入，让古老的行事准则被忽略。外国风俗和外国哲学随着战利品一起来到罗马。东方的财富在罗马的公共场所卸车，大街上到处都听得见陌生的语言——这些现象都让人感到既自豪又震惊。强调坚毅耐劳的农民式价值观为罗马赢得一个帝国，这种价值观在它最被忽视时显得尤其可贵。罗马人打败汉尼拔后，曾得意地这么说：“共和国奠基于其古老传统和人的力量之上。”[7]但万一这些基础动摇了，会发生什么事？共和国注定会摇摇欲坠与倾覆？罗马人也担心，他们城市令人目眩的改头换面——从穷乡僻壤到超级强国——会使罗马失去方向并引起诸神嫉妒。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是，罗马人对世界的介入，既被视为他们成功的原因，又被视为他们衰落的原因。
这是因为即使罗马变得伟大，它可能遭逢劫数的凶兆仍然很多。流产的怪胎、鸟儿不祥的飞行路线，此类事件始终困扰着罗马人，使他们一直要求教于西比尔的预言书。一如既往，解救方法总会被找出来。于是，历史悠久的行为方式和祖先的风俗习惯得以复兴或被重新确认。灾难被挡住了，共和国也得以保存下来。
但世界仍然快速地发展和突变，共和国也一样。有些危机的征兆抗拒一切古代仪式的修补力量。要让罗马人所启动的转变慢下来并不容易，即使有西比尔的建议也没用。
这不需要任何凶兆来证明，光是在世界的新首都走一遍便已足够。
在川流不息的罗马街头，一切都不对劲。
[1]根据共和国晚期博学的瓦罗（Varro）的说法，西比尔造访的是罗马的第五位国王，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克斯（Tarquinus Priscus）。
[2]起初，执政官被称作praetors（司法官）。早期罗马史晦暗不清，类似的含混之处比比皆是。
[3]Polybius, 6.56.
[4]Cicero, Concerning the Manilian Law, 19–21.
[5]Polybius, 10.15.
[6]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
[7]Ennius, quoted by Cicero, The Republic, 5.1.
世界之都
一座城市，一座自由的城市，可以充分让人活得像人。罗马人把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拥有公民权就意味着开化（civilised），这个假设至今仍镶嵌在英语中。如果少了只有一座独立城市才能提供的框架，人生将毫无价值。一个公民通过其他公民在共享的悲喜、野心、恐惧、节日、选举和战争中定义自己。就像一个神龛会因为神的存在而有生气，城市也因共同生活的存在而变得神圣。因此，城市景观之于它的公民是神圣之物。它见证了让罗马人民成为他们如今模样的遗产，并让一个国家的精神为人所知。
外国势力在和罗马首次接触时便常因这种想法放心不少。相较于希腊世界的漂亮城市，罗马显得落后和破败。马其顿的朝臣每回听见别人描述罗马城的样子时都会窃笑，优越感油然而生。[1]这还算客气的。就连世界学会对共和国低声下气后，罗马城还是会给人一种粗俗的感觉。曾有一些零星努力想把它装扮起来，但收效甚微。罗马人自己在熟悉了和谐和规划良好的希腊城市后，有时也感到难为情。他们担心：“若卡普阿人（Capuans）比较了罗马和卡普阿，看看罗马的山丘和深谷、街边不那么牢固的楼房和狭窄的小胡同，再看看他们自己的城市，整齐坐落于一块平地上，肯定会耻笑并看不起我们。”[2]但不管怎样说，罗马是座自由的城市，而卡普阿不是。
当然，任何罗马人都不会真的忘记这点。他们有时也许会抱怨自己的城市，但从不会放弃从这个名字感到的光荣。在他们看来，有件事不证自明：世界的主人罗马一直受到诸神福佑，注定要统治世界。一些学者指出，罗马城坐落之地恰到好处，避开了让人精神萎靡的酷热，也避开了让人头脑迟钝的严寒。一个显而易见的地理学事实是，罗马城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坐落在令人愉快的中间位置，又正好位于世界中央”。[3]诸神的关照为罗马人提供的不只是温和的气候。罗马城还有些容易防御的山丘、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和让山谷得以保持健康的甘泉和清风。阅读罗马作家对他们城市的赞美，[4]我们很难猜到，罗马人会把城市建立在七座山丘之上，因为这违反了罗马人城市规划的原则；我们也很难猜到台伯河经常泛滥，以及罗马的山谷中流行着疟疾。[5]罗马人对罗马城的爱，是那种可以把爱人刺目的缺点都看成优点的爱。
这幅对罗马的理想化图像遮掩了黯淡的现实。它催生了一些复杂的悖论和吊诡之处，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和它们看起来的模样相像。虽然罗马人的城市“乌烟瘴气且喧嚣吵闹”，[6]但他们一直把它想象为台伯河畔纯朴十足的田园风貌。在罗马城因扩大的压力不断扭曲变形的时候，一个古代城邦的轮廓或模糊或明显地呈现于现代拥挤的大都会中。在罗马，记忆受到严密守护。“现在”永远与“过去”交缠妥协，不停前进的步伐与尊敬传统的心态交缠妥协，精明的行事方式与对神话的虔敬交缠妥协。随着罗马城越发拥挤腐败，罗马人也越发向往那些能让人感受到罗马仍是本来的罗马的事物。
所以，向诸神献祭的烟雾继续在罗马七丘升起，就像远古时期那样——当时“各种各样的树木”完全覆盖住七丘之一的阿文提诺丘（Aventine Hill）。[7]森林早已从罗马消失。城市的各个祭坛持续向天空释放烟雾，无数的炉灶、熔炉和作坊也是如此。早在城市本身被看见以前，一团遥远的褐色烟雾已向旅人预告，他们正走近一座大城市。烟雾不是唯一的表征。附近一些名字曾响当当的城镇（在古代曾是罗马共和国的对手）都没落了，萎缩成只有三三两两的客栈。它们被罗马城的强大磁力所吸空。
旅人继续向前走，会看见路边出现一些新建不久的聚落。由于容不下日益增加的人口，罗马开始被挤爆。贫民窟沿着每条干道蔓延。死人也住在这里，埋葬他们的大墓地沿着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向海岸和南部延伸，这里因强盗和廉价妓女大量出没而臭名昭著。墓地也并不是专为死者准备的。随着旅人接近城门，他也许会偶尔闻到自城市飘来的臭气，其中夹杂着没药或肉桂的香味：那是死人的气味，被清风从柏树遮阴的坟墓吹来。这种和作古者交流的时刻在罗马城稀松平常。但就像墓园的宁静暗藏着暴力和卖淫，最神圣和最永恒的地点一样无法对污损免疫。尽管墓碑上总贴有禁止张贴竞选文宣的告示，涂鸦还是随处可见。在罗马城这个共和国的中心，政治是一种传染病。只有在被征服的城市，人们才会对选举漠不关心。当其他社会的政治生活被罗马阉割后，罗马如今至高无上，成为野心和梦想的世界性舞台。
不过，就连被大量涂鸦玷污的坟墓都未能让进入城门的旅人对眼中的乱象做好心理准备。罗马的街道完全没有规划。要有规划就需要一个独裁君主，但罗马高级官员的任期极少超过一年。结果就是，城市日益混乱，根据各种不同的冲动和需要任意发展。走出罗马的两大通衢神圣大街（via Sacra）和诺瓦大街（via Nova），一个旅人很快就会加入水泄不通的人流。“这边一个大汗淋漓的建筑承包商匆忙走过，带着他的骡和搬运工，石块和木头等建材吊在大起重机的绳子上；那边送葬队伍则与豪华马车争道。这边一只疯狗快步奔跑；那边一头母猪在泥泞里打滚。”[8]一个被困在这样旋涡里的旅人几乎注定会迷路。
就连罗马公民也觉得他们的城市让人头昏眼花。唯一的对策是记住一些醒目的地标，例如一棵无花果树或一条市场柱廊。如果有够高的神庙可供人们在窄街构成的迷宫中认路就更好了。幸运的是，罗马是一个虔诚的城市，神庙比比皆是。罗马人尊敬过去，很少会把古代建筑拆除，哪怕它们原来身处的开阔空间早已被砖砌建筑填满。神庙俯视着贫民窟或肉品市场。它们供奉的是什么神也许早就没人记得，但没人会想拆掉它们。这些远古时代的碎片被保留在石头里，是城市最早期留下来的化石，可为罗马人提供他们急需的方向感。它们永恒得就像神灵降临于其上，它们矗立着，就像暴风雨中抛下的船锚。
与此同时，城市各处不停响着大铁锤的叮叮当当声、马车的辘辘声和砸碎石的声音，罗马总是不停地在重建，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开发商总能找到方法挤出额外的空间和利润。贫民窟随处可见，就像从火后的瓦砾堆里冒出来的野草。虽然官员尽了最大努力保持街道畅通，但它们两旁总是挤满货摊或违规搭建的小屋。因为长久以来，罗马的发展都被局限在城墙范围内，所以，开发商为了争取最大利润，便把目光转向天空，公寓大楼在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业主们竞相把他们出租用的公寓大楼盖得更高。而这并不被法律所许可，因为这些大楼的偷工减料和摇摇欲坠是出了名的。总之，安全监管由于力度较弱，无法阻止业主用这些公寓大楼牟取暴利。这些大楼通常有6层或更高，每个房间非常狭小，墙壁也非常薄，最终几乎一定会倒塌，并由更高的出租公寓大楼取代。
在拉丁文中，这种出租单位被称为“小岛”（insulae），这反映出它们与大街上的生活“大海”不同。在这里，人们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广阔城市孕育出来的孤单感。对住在“小岛”的人来说，无根不只是一个比喻。就连住在一楼的人通常也没有排水沟或清水可用。然而，下水道和输水渠正是罗马人最为他们的城市感到自豪之处，这种讲究实用的公共工程迥异于希腊人无用的富丽堂皇。马克西玛下水道（Cloaca Maxima）是罗马的中央下水道，在共和国建立前便已存在。输水渠（用掠夺自东方的财宝建设）同样是罗马人用心建设公共生活的壮观证明。它们全长达35英里，把冷冽的山泉运送到城市的心脏地带。就连希腊人偶尔也承认，他们对罗马的输水渠印象深刻。一个地理学家写道：“输水渠运送那么大量的水，就像河流。罗马几乎不缺乏蓄水池、给水管或有喷泉的房子。”[9]他显然没去过贫民窟。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以下的事实更能显示出罗马的矛盾性格：它同时是最干净与最肮脏的城市。流淌在大街上的既有清洁的水，也有粪便。如果说共和国最高贵的美德可以体现于公共喷泉，那么排泄物则象征着它最可怕的一面。罗马公民的人生是一场障碍赛，谁要是落败，确实会有大便倾倒在他头上。他们被称作“肮脏的平民”（plebs sordida）。“小岛”收集到的排泄物会被人们定期用手推车倾倒于城墙外的花圃里当肥料，但排泄物常多得来不及运送，以致成堆屎尿堆积街上。穷人死后也会被排泄物淹没。因为他们没资格被葬在阿庇安大道的路旁，所以尸体会被丢进最东面一扇城门，即埃斯奎林门外的大坑里。取道此路线进入罗马的旅人会看见白骨散落路边。那是个受诅咒的可怕地点，据说，女巫会来此剥去尸体上的肉并召唤大坑中赤裸的死者鬼魂。在罗马，失败者的尊严沦丧会延续到死后。
这种程度的潦倒在这世上是前所未有的。城市穷人的苦难更加可怕，因为得不到共同体的慰藉，他们无法获得罗马人应有的一切。在出租公寓大楼顶层感受到的孤单，代表一个公民最珍惜的所有事的对立面。脱离了社会的礼仪和节奏，就意味着下沉到野蛮人的层次。共和国对待公民如同对待敌人一样冷酷无情，它放弃那些放弃它的人。放弃他们之后，它最终会把他们扫到垃圾堆里去。
罗马人会拼死避免这种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出现在任何地方的共同体都会被人们珍视。大城市生活的隐姓埋名并非绝对的。虽然罗马城巨大且无形无状，但一些抗拒其混乱的秩序模式仍存在。神庙不是神的唯一居所，十字路口也被认为充满神圣能量。暗影之神（Shadowy gods）、家户神（Lares）在所有大街的路口看护着罗马人。这些大街（vici）在人们的集体生活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城市的一个区也被称作街区（vicus）。每年1月的康姆皮塔利亚节（Compitalia），每个街区的居民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木头娃娃会被挂在家户神的神龛旁边，每一个代表该街区的一个自由男女，此外，神龛旁也为每个奴隶准备了一个代表他们的小球。这种相对的平等主义也反映在作为街区中心的行会。它们对每个人开放，不管你是公民、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可以参加。大多数公民都是在这些行会里，而不是在更广阔的城市舞台上努力赢取身为罗马人的一致目标：声望。在一个街区里，一个公民会认识自己的公民同胞，和他们一起用晚餐，全年参与节庆，并深信有哀悼者会参加自己的葬礼。罗马城就像是一个各种共同体的大拼盘，在每个共同体中，传统小镇的亲密性仍然维持着。
不过，这一切皆未能平息外人的怀疑。走出一条大街后，那些盘根错节的横街窄巷会让人觉得充满威胁，空气里弥漫着肮脏身体与做生意的臭味。对优雅的鼻孔来说，二者同样有害。上层阶级既担心行会被用于掩护有组织的犯罪，又对需要赚钱糊口的人流露出本能的鄙视。有酬工作的观念本身便足以引起势利行为，它冒犯了那些舒适地躺在别墅里的富有道德家假装相信的价值观：所有农民都是淳朴的。他们对“暴民”的鄙视是永远不变的，这种鄙视不只针对在街上要饭或挤在“小岛”里的可怜虫，还包括贸易商、店东和工匠。它假定“生活必需品让每个穷人不老实”。[10]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鄙夷态度为它针对的对象所仇恨。[11]贵族提到“平民”（plebs）这个词时总会皱眉头，但平民却对它有几分自豪。一个本为羞辱的形容已变成一种身份的标志。在罗马，这类标志总是受到高度珍视。
如同罗马生活的其他基本面向，阶级和地位之分也深植于这座城市起源的神话中。罗马最南面山谷的远端坐落着阿文提诺丘，罗马的港口就在这里。移民自此上岸，也本能地落脚于此，他们彼此做伴，分享对罗马城的惶惑。巴拉丁诺丘（Palatine Hill）是与阿文提诺丘相对而立的第二座山丘。山丘的空气与山谷相比，比较新鲜且较不易引起传染病，所以住在山丘上的花费也较高。巴拉丁诺丘没有简陋的小镇。罗马的山丘都倾向排外。不过，巴拉丁诺丘是罗马七丘中排他性最强的。罗马的精英分子喜欢簇聚此地，但只有最富有的人才住得起。然而，这片全世界房地产价格最贵的地方却不协调地存在一间芦苇搭建的牧羊人小屋。它的芦苇会干掉并落下，但总有人为它换上新的，所以小屋看起来都没变。它是罗马怀古主义的终极胜利，是罗马第一任国王罗慕路斯及其孪生兄弟雷慕斯的童年故居。
根据传说，这对兄弟决定要兴建一个城市，但对于建在哪里和取什么名字意见不一。罗慕路斯主张建在巴拉丁诺丘，雷慕斯则主张建在阿文提诺丘。两人都等诸神发出指示。雷慕斯看见6只秃鹫从头顶飞过，罗慕路斯却看见12只。罗慕路斯认为，这是诸神支持他的明白证据，于是迅速在巴拉丁诺丘筑起城来，又以自己的名字为新城命名。雷慕斯又嫉妒又愤怒，在和罗慕路斯发生争吵时被杀。这一点，无可逆转地决定了两座山丘的命运。从此，巴拉丁诺丘给赢家居住，阿文提诺丘则是输家居住。所以罗马人生活的两极——成功和失败、显赫和低微——便体现于罗马的地理本身。
就像罗慕路斯的山丘和雷慕斯的山丘相隔一个山谷，住在别墅的元老和住在棚屋里的工匠，两者之间的社会鸿沟也是如此。罗马没有渐进式的财富区分，也没有类似现代中产阶级这样的人群。在如此意义下，巴拉丁诺丘和阿文提诺丘名副其实是两座分开的“小岛”。但通过可追溯至罗慕路斯的一个古老象征，分开它们的山谷同时也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自王政时代起，马车赛便在大竞技场举行。大竞技场有整个山谷那么宽，无疑是罗马最大的公共空间。它一边毗邻棚屋区，另一边毗邻别墅区，在节日时全城人聚首于此，它最多可容纳20万人。正是这种容量（时至今日仍无任何运动场地可与之匹敌）使它让人既害怕又向往。大竞技场的观众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罗马人最好的一面镜子。这里是一个公民最能公开确认自己身份之处——通过和别的观众一起发出喝彩声或是嘘声。每个从自己别墅往大竞技场望去的元老都会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从自己棚屋望向大竞技场的工匠也是如此。不管他们之间的鸿沟多大，百万富翁和穷人一样坚信他们分享同一个共同体，两者都是同一个共和国的公民。而且不论是巴拉丁诺丘还是阿文提诺丘，都不完全是“小岛”。
[1]Livy, 40.5.
[2]Cicero, On the Agrarian Law, 2.96.
[3]Vitruvius, 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 6.1.10.
[4]See in particular Cicero, The Republic, 2.10–11.
[5]See Brunt, Italian Manpower, p.618.
[6]Horace, Odes, 3.29.12.
[7]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3.43.
[8]Horace, Epistles, 2.2.72–5.
[9]Strabo, 5.3.8.
[10]Publilius Syrus, 31.
[11]判断的依据是有关丧葬的文字材料，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文字证据只有这些。
迷宫中的鲜血
罗马社会的核心吊诡之处——粗暴的阶级划分和近乎宗教情怀式的共同体意识可以共存——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共和国的基础显然是一场反对王权的革命。即使如此，驱逐塔克文和废除君主制度之后，平民发现自己照样受贵族阶层压迫。没有比这些贵族更势利的人了。他们有权穿昂贵的鞋子，声称自己能与诸神交流，甚至自称是诸神后裔。例如朱利安（Julian）家族就将自己的血统一直追溯至埃涅阿斯——一位特洛伊（Trojan）王室的王子，也是维纳斯（Venus）女神的儿子。这些贵族就是这么爱装腔作势。
事实上，罗马社会在共和国早年就显示出迈向僵化的危险趋势。不过，平民拒绝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因此他们以他们唯一能用的方式还击：罢工。举行罢工的地点自然是阿文提诺丘，[1]他们在那里定期发出威胁，说要实现雷慕斯当初的雄心，建造另一座城市。在山谷另一边生闷气的贵族无计可施，不情愿地做出若干让步。如此多年下来，阶级系统变得不那么固化，贵族和平民的两极化开始松动。平民们这样指出：“就因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罗马人出身低下而剥夺他当执政官的一切希望，这有公道可言吗？”[2]
大家最后认定，这完全没有公道可言，所以公元前367年通过了一条法律，给予所有公民竞选国家最高官职的资格，而这原本是一项只属于贵族的特权。不过，因为人们承认贵族和诸神关系密切，一些祭司职位继续完全保留给贵族担任。对面临平民蜂拥竞争的贵族之家来说，这想必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几个世纪之后，很多家族几乎完全凋零了。例如，朱利安家族发现，他们维纳斯后代的身份对争取执政官并没多少帮助：在200年间，他们只赢得过这个最高奖励两次。他们在世界上失去的不只是政治权力。他们搬到一个远离巴拉丁诺丘高地的山谷，那里居住着吵吵闹闹的、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穷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邻居沦落至贫民窟。苏布拉（Subura）先前只是一个小村，后来变成了罗马最乌烟瘴气的地区。朱利安家族的宅邸如同一条下水后的大船，渐渐被大批妓院、小酒馆，以及（最糟糕的是）一间犹太会堂所淹没。
所以，在罗马，出身显赫并不能保证什么。女神后代竟发现自己住在红灯区，这点说明了并非只有非常穷的穷人才需害怕失败的后果。在社会的每个阶层，公民都奋力赶上祖先的成就，能超过的话更好。共和国在原则乃至于实践上，都是由无情精英领导的。对罗马人来说，这的确是自由的意义。他们认为有一点不证自明：他们一路走来的整个历程都是通过不断竞争，从而摆脱奴役并迈向自由。这种社会模式的优越性体现在它击败了任何可以想到的替代方案。罗马人知道，如果他们仍是一个暴君或一个贵族小集团的奴隶，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征服世界。“当人民获得自由之后，共和国的成就伟大得几乎难以想象。这种对荣耀的渴望燃烧于每个人心中。”[3]最顽固的贵族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上层阶级也许认为平民阶级是一群浑身恶臭的乌合之众，但他们仍可能将抽象的罗马人民理想化，而这样的罗马人民当然没有臭味。
实质上，这类虚伪定义着共和国，它不是宪制的派生物，而是宪制最本质的东西。罗马人评断他们政治系统的方法并非询问它是否合情合理，而是问它是否行之有效。只有当他们政府的某个面向被证明无效或不公正时，他们才愿意抛弃它。他们不会考虑精简制度，正如他们不会考虑夷平罗马城然后重建。所以，许多世纪以来，共和国就像罗马城的结构一样，存在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形成了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就像罗马的街道构成一座迷宫那样，罗马人的公共生活也充满各种令人困惑的岔道，而且到处都是死胡同。不管共和国内部的竞争多么冷酷无情，它都是由一些复杂而灵活，同时又不可侵犯的规则架构而成。想驾驭它们需要一辈子的努力，除了天赋和勤奋之外，还需要人脉、金钱和空闲。这又带来进一步的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共和国唯才是举的体制是真实且不讲人情的，但该体制却使一个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投身政治的社会持久化了。个人也许会崛起，古老家族也许会衰落，但社会阶层制度始终不变。
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种情形带来了令人痛苦的矛盾感情。就法律规定来看，罗马人民的权力几乎没有极限：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安排，他们可以投票选举官员、颁布法律和宣战。然后，制度只是一个镜厅。换个角度来看，人民主权会变成非常不同的东西。并非只有外国人才会困惑于罗马共和国的多变面貌。一个希腊分析家指出：“罗马人发现，他们说不准自己是贵族政体、民主政体还是君主政体。”[4]
这并不是说，人民的权力只是一种幻觉。就连最杰出的行政官候选人都必须努力讨好选民，而且他们这样做时并不会感到有丝毫难为情。竞争性的选举对共和国的运作乃至共和国的自我形象来说，都至关重要。
决定谁能当选，当选什么职位，是自由人的特权，尤其是伟大的罗马自由人的特权——他们的征服已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我们身处公共意见的浪潮中，必须关心人民的愿望，抚慰并培育他们，在他们看来要反对我们时，设法讨好他们。人民有权决定把荣誉给谁，如果我们不在乎荣誉，我们显然没必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但若得到政治奖赏确实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应该永远不倦于讨好选民。[5]
人民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至关重要。他们就像任何选民一样，喜欢让想得到他们青睐的候选人忙个不停。在罗马共和国，“没有什么比民众更多变，比人民的愿望更难参透，比整个选举系统更难以预料”。[6]但如果说罗马政治有很大的不可预料性，那么它还是有很多可以被很好预测的部分。不错，人民拥有投票权，但只有有钱人可望赢得公职，[7]然而财富本身并不足以充分保证候选人胜选。罗马人具有强烈的趋炎附势的性格，喜欢投票给知名度非常高的家族，喜欢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一条线地选下来，以近乎麻木的规律性选出一个个贵族王朝。当然，一个罗马人不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后才能分享统治阶级的偏见。就连最贫穷的公民的目标都不是改变社会，而是得到更多好处。认可不平等，是共和国公民愿为他们的共同体意识所付出的代价。那种曾让平民和贵族平起平坐的暴动已成为逝去已久的事——如今不仅不可能发生，而且几乎没办法想象会发生。
事情就是如此，对罗马共和国来说，它反映出一个典型的讽刺：就在平民取得胜利的那一刻，他们也摧毁了自己的革命运动。公元前367年，随着平民仕途上的限制被废除，有钱平民失去了一切与穷人站在同一阵线的诱因。他们改为投身于更有利可图的活动，例如操纵执政官选举和购买巴拉丁诺丘的地皮等。250年以后，他们最终变得和《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的猪没有两样，让人难以把他们和之前压迫他们的人区分开来。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们占据了主宰地位。阶级战争让行政官职位不再是贵族的囊中之物，而常落在富有的平民身上。保民官的职位特别能让人大显身手。保民官不仅有权否决不喜欢的法案，还可以通过召开公众大会，让自己草拟的法案获得通过。贵族因被禁止竞选平民官职，只能怀着既憎恨又厌恶的心情成为旁观者。
当然，一个保民官若滥用权力，就会招致危险。如同大多数共和国的官职，他的职位既会带来机会，亦暗藏陷阱。不过，即使是用罗马政治生活的标准衡量，那些规范保民官行为的不成文规则也充满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保民官职位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贪赃枉法可能性，又被认为受到神明保护。自远古时代起，保民官的人身安全就不可侵犯，任何不理会这条规定的人都等同于对神明动武。不过保民官也有一些应尽的义务：在职期间不可离开罗马，家里总是对外开放。他必须密切关注人民的疾苦和抱怨，每次在街上被拦住都得停下来倾听，还要阅读公共纪念碑上呼吁赞成或反对某项新政策的涂鸦。无论一个保民官有多高傲，他都不能在公众面前表露出一丝一毫。有时，他甚至会装出一副来自贫民窟的平民腔调。罗马人称这类政治人物为“平民派”（populare），认为他们依赖同人民的接触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
然而，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同时，一个“平民派”也必须尊重自己阶级的思想感情。那是一种需要高超技巧的平衡艺术。保民官会被显贵中的保守分子猜疑，主要是因为他的职位对拥有者有着极大诱惑。有一种风险一直存在：保民官为轻易获得民众拥戴，很容易推出一些极端和非罗马风格的改革。显然，贫民窟越膨胀，穷人的生活越困苦，这种风险也越大。
有一对出身无可挑剔的兄弟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和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最终就这么做了。先是提比略在公元前133年，然后是盖约在10年后利用他们的保民官职位，推动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改革。他们建议把公共土地分成小块，然后分给大众，并以低于市价的价钱把谷物卖给大众；他们最让人吃惊的建议，是主张共和国应为最贫穷的士兵提供衣服。这些极端措施毫无意外地让贵族阶层大惊失色。在大多数贵族看来，格拉古兄弟对人民的关怀包藏祸心。不错，提比略不是自己阶级中第一位关心土地改革的人，但在他的同僚看来，他的家长式作风走得太远也太快。盖约的愿景让人更吃惊：他向往希腊式民主，希望打破阶级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改由人民而非贵族主宰罗马。他的同僚都纳闷，除非一个贵族暗暗想成为一个独裁者，否则怎会提出这种主张？让他们觉得格外不祥的是，提比略结束一年的保民官任期后，马上寻求重新当选。同样，盖约也在公元前122年连任保民官。保民官也许是神圣的，但把持共和国的行为却不那么神圣。保护共和国的呼声两次响起，两次都获得了回应。提比略在一场激烈冲突中被人用凳脚打死，12年后的公元前121年，盖约也被贵族的打手杀死。他被斩首，头骨被注入铅。他死后，他的3000名追随者未经审判就遭到处决。
这是自驱逐国王以来首次有鲜血染红罗马街头。这些民间暴力事件的荒唐性质鲜明地反映了贵族们被害妄想症的程度，而君主独裁并非格拉古兄弟自罗马远古时代召唤回来的唯一鬼魂。例如，盖约会死在平民大业的最神圣地点——阿文提诺丘——并非偶然。他和他的支持者躲在那里，蓄意把他们的追求与古代平民的罢工联系起来。虽然穷人未为了支持他而起义，但大多数贵族都认为，他企图搅动蛰伏已久的阶级斗争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报复行为也让他们不自在。杀人砍头很难算是一种文明人的行为。盖约被灌了铅的头骨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若共和国的常规遭到破坏，若它的基础有所动摇，将会发生什么事。它也是一个警告：罗马不喜欢激烈变动。毕竟，如果没有一个由共享的假设、先例和过去维系的共同体，共和国又是什么？抛弃传统就是走向深渊。如果共和国失败了，罗马人不是沦为野蛮人，就是沦为独裁者的臣民。
这里存在着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悖论：鼓励公民饥渴地追求威望，使他们自吹自擂、相互竞争，由此产生出一种会吓坏对手的侵略性，同时又孕育出自我瘫痪的种子。这是格拉古兄弟的真正悲剧。他们确实关心自己的荣耀（毕竟他们是罗马人），但他们也对改善其他公民的命运怀有热烈的使命感。两兄弟都大胆地尝试解决罗马多种明显的问题。就此而言，格拉古兄弟是为理想而牺牲的烈士，但他们的贵族同侪却很少这样看。共和国并不区分政治目标和个人野心。影响力来自权势，权势来自影响力。格拉古兄弟的命运彻底证明了，任何将根本性改革强加于共和国的企图都会被诠释为独裁统治。不管动机多么理想主义，彻底改变的计划总会沦为自相残杀的竞争。他们用死亡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死也毁掉了他们的改革。他们之后的保民官在推行改革时将更加谨慎，社会革命将永久遭到抑制。
共和国就像罗马城本身，因为巨大的内部张力总看似处于爆炸边缘。但正如罗马自己不仅挺住了而且还在继续膨胀，共和国的体制每遇到一次危机都会变得更牢固。所以，为何罗马人不应抓紧一种将他们带往巨大成功的秩序？它也许令人感到挫败，也许面貌多样且复杂，但这些特质正好让它得以吸收冲击、消化动荡，并在每次灾难后更新自己。罗马人在将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后，对于他们的共和国能保持不变应备感欣慰。同一种共同体的亲密感维系着该共同体的公民，相同的竞争循环使人们聚集于竞争的年代，同一批机构架构着共和国的种种事务。
甚至，染红街头的血迹大概也很容易擦拭干净。
[1]对于平民第一次罢工的地点，皮索（Piso）与李维看法不同。前者认为在阿文提诺丘，李维认为在靠近圣山（Sacred Mount）的地方。
[2]Livy, 4.4.
[3]Sallust, Catiline, 1.7.
[4]Polybius, 6.11.
[5]Cicero, In Defence of Plancius, 11.
[6]Cicero, In Defence of Murena, 36.
[7]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几乎可以肯定，担任公职有财产资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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