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若问中国传统文化的雅正之音在哪里？我以为就在《论语》书中。
《论语》成书，距今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所有竹简典籍中，它最为言简意赅。它总结和归纳了古春秋之世中国人最基本的人文与政治理念，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融化于当今中国人的习性与风俗中。《论语》所记，皆为活生生的言行事迹，其声色神貌，穿越千年时光隧道，折射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场景和氛围，从中可感受到中国春秋之世分崩离析的世事变幻与沧桑。它缘事而言，情理并重，有的放矢，不作泛泛之论。它的文采和内涵，古往今来，汉字书中，无与伦比。其章法之曲尽其妙，其辞藻之丰瞻蕴藉，堪称极品，可谓文质彬彬矣。
《论语》所蕴涵和彰显的人文观念与理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人文光耀，震烁古今。简单说来，可用“16字”来略作一说。
一曰“近人” 。直白一点说，就是“近人情”，所谓道不远人。孔门之学，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此，乃为“人学”第一。孔子之教是不离人道。所谓天道远，人道迩！中庸之道，乃经常不易，与时为变。《论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也许在古人的意识中，鬼神是存在的，也知其无迹可寻。因此，孔门中人对于所谓鬼神是敬而远之的，这样的态度不失为明智之举。孔门的讲求完全界定在“人”格范畴之内，不提倡做那些超乎人所能做的事情，凡事不违反人之常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敬与友爱，乃是做人的根本。孔门所提出的行为理念和宗旨，都不会脱离人生实际，质朴平实，无悖不过，充满人味。
春秋之世，“人”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里的人，有大人小人之分，应该也包括奴隶在内。任何社会都是有等级的，人总要分出三六九等。我以为中国春秋之世，人文意义上的“人格”意识已经完全成熟了。这个时候，已经能把人与鬼神、天地区分开来了，具有了独立的人格意识。所谓“与天地参”。仁者人也。孔子学说的基础就是在人的层面上确立的。那个时候，已经萌发人本思想。《论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之学是最近人情，反过来说，就是不矫情。孔子说，如果你心里对他人有怨恨，那么你就以直心对他得了，不必委屈自己而勉强包容他，表面还笑脸对他。这不是伪善是什么？“巧言令色，鲜矣仁。”
二曰“推己”。 区别于“修己”，“克己”。也就是“推己及人”。如果你自己不想别人那样对待你，你就不要那样去对待别人。就这么简单，并不深奥。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可以终身遵行的一句话。什么叫作“仁”？这就是“仁”。人者仁也。这就是最基本的为“人”之行。孔子所倡导的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凡事不强加于人。把自己的立场推向别人，转过来从别人的立场出发反观自己，完全平等相待。正象“仁”字，如两个人平行站在一起，和而不同，平等相处。如此推而广之，放之四海而皆准。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说，他不喜欢的事，不希望别人强加给他，自己也不想强加给别人。孔子笑他说，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强加于人的事，从古到今，不断发生，而且还将继续发生。你不喜欢的事情，也许你不强加给别人，但你不能保证别人不会强加给你。世事不平如此。但无论怎样，儒家的态度很鲜明，就是凡事不要强加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难道不是推己及人的做法吗？假如连自己的老人和孩子都不爱，他还会爱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吗？那是违反人情的。违反人情的做法算是什么？也就是矫情。又假设有这么一家人，老子偷了别人的东西，儿子却去告发。这样的事情，也许今人会美其名曰“大义灭亲”，但在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说宁愿这个儿子去包庇老子，为老子开脱罪责。因为这才是做儿子该做的事情，属于人之常情，无可非议。至于儿子包庇老子的结果怎么样，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子去揭发老子，从做人的角度看，孔子是不赞同的。
三曰“履信”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做不到的，就不要吹牛。也不要轻易许诺于人，言必信。做到这一点，就算是信义了。信义乃为人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无信不立。”见义不为，无勇也。义者宜也。应该做的事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做，这就是义。义与时势相待而出。所谓“时义”者，“时宜”也。信近于义。一个讲信用的人，就是个义士。因此，孝悌之情，与生俱来，自然流露，举善而宣，广布流传，可得”感化”之功。 以人为本，教化之务，当首倡“信义”二字。
四曰“重事”。 孔子不务繁文溽节，注重实效。他不乞求所谓的神明，重人事，尽人事。子路见孔子病了，要去沐浴祷告，以求神明保佑老师去病消灾。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不是一直都在祷告吗？可见祈于神明，祷于虚无，非孔子所信所为，他是反躬自求的。所以人事之重，甚于一切。事功的讲求，是儒者本色。所谓敬事而信，所谓敏于事而慎于言。敬敏从事是儒者仿效自然的一种体现。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重事，也就是忠于事，忠人之事。既然答应了人家，有了相契之约，做什么事情就要认真去做。尽人事，足可动天地！可不重乎？因此，凡人当为之事，必须去做。诸如起居扫祭，揖拜迎送，婚丧嫁娶，皆人事焉，不可轻也。对此，《论语》乡党篇，对孔子的应对风范做了非常生动有趣的描写。
五曰“力行”。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点上看，孔子是注重行动的人。再好的学问，如果没有实践，恰如空中楼阁，根基不牢，不足恃也。孔子很清楚自己的学说在当时是无法施展的。但是他的学问是治世之道，是王道之学，推行起来自然是很难的。他所要做的就是垂范后世，功在千秋。明明知道不可以，但还是勉力去做。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后世“人定胜天”的超迈气概，“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实为一脉相承。这是儒者非常可贵的一种精神，尽力而为，勉力为行。比如世间新生事情的推行总会有阻力的，一切改革、变革都不会是坦途。若是没有阻力的事就不是变革了。因此，事情一定要努力去做，全力去做，至于结果怎么样，却不是人所能预知的。力行其事，这就是人所能做到的。 但人格力量若被无限夸大，欲与天公试比高，甚至凌驾于自然之上，则未必有好结果，且为害已甚。 这就是“过尤不及”。曾几何时，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激思想长期占据了主导，总以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大行其事，令国人大受其害。 革命只是大转折时代才应运而生的产物，可得一时，非长治久安之道。 所以，未可轻言“革命”二字。
六曰“贵和”。 仁者和也，和者仁也。做到了“仁”，“和”就自然出现。“人”就算做到家了。在天地之间，人的位置就这样确定了。所谓“与天地参”，就是“人”已经独立于天地之间，作为独立的一极，与天地并存成三。这就是“人道”，就是重人事，就是重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之用，皆为人和。这是中国人文传统理念中非常可贵的一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乐之用，不过求和。人文社会，从小而大，从家庭到国家，无非求一个和字。“君子和而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可以求同存异。孔子“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曾子以为“忠恕”而已，我则以为“仁和（人和）”也矣。人和永得，万世太平。
七曰“尚学” 。孔子始终是强调学习的，这里勿庸烦言。 《论语》开篇第一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末篇最后一句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首末句。知命，是通达自我的局限。知礼，是洞悉时代的局限。知言，是了解别人的途径。反过来，即使没有人了解自己，也不愁闷，这就是君子。“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是孔子对自我处境的感叹与豁达。君子的快乐在于朋友讲习，相互切磋，有志于道。《论语》开宗明义，第一个字就是“学”字，用意非浅。儒家自始至终崇尚学习的宗旨，符合任何时代发展的要求。
八曰“乐道” 。儒者不逐利，不怨天尤人。这是孔门涵养的胸怀。“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这其间都贯穿着一个乐字。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君子无争，必也射乎？”与世无争，放得下才拿得起。“君子坦荡荡，”就是这样的。“仁者不忧。”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做人的极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很多快乐可以在学习求道的过程中获得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就是一个好学不倦、安贫乐道的典型。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古今学者学习的榜样。“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旷达如此。乐道是建立在旷达的情怀之上的。求道，乐道。津津乐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与道同在的人，是不会感到忧闷的。悟道的人、得道的人一定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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