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听说的一个水浒故事，是武松打虎，当时出现在一本儿童故事集上。
那是很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出自叫《水浒传》的书，也没想过打虎英雄在《水浒传》里后半生的悲惨经历。
不过，水浒传最开始也正是散落的一个个短篇故事。宋江起义，在《宋史》中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宋史》是元朝末期的产物，在南宋末期，有《宋江三十六人赞》，稍晚一些，还有《大宋宣和遗事》。这可以看做是水浒传最初的雏形，然后宋元时期出现了很多水浒题材的讲话、杂剧、小说，这种市井文学的东西，比如说出自罗烨《醉翁亭录》的《青面兽》、《武行者》、《石头孙立》，这些名字已经能对上水浒传里的好汉了。还有杂剧《燕青博鱼》、《都孔目风雨还牢末》种种。
到了大约元末，施耐庵将这些故事拼接、裁剪、杂糅，最终弄成了一部长篇巨著。不过编者是谁的问题存在争论，这里暂且不论。
但是水浒故事的创作并没有因为《水浒传》出现而停止。据百家讲坛《鲍鹏山新说水浒》，现今流传的水浒传里面年代最晚的一个地名出现在嘉靖年间。征田虎、王庆，这些故事都写作在成书以后。所以《水浒传》也有了各种版本，比如说100回本，115回本，120回本。还有一个70回的版本，70回本是金圣叹做的，所以也诞生了一个说法，叫“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只到好汉聚义就戛然而止。金圣叹对此有自己的说法，他说后来招安的内容，等于把罪责归给了朝廷，称强盗为忠义，还给他们封官赏爵，等于是在纵容强盗。我觉得这属于中国人的一个通病，就是觉得文学作品里的内容一定和现实有所对应，包括中学阅读理解也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文学可以利用现实、影射现实、照进现实，但是绝不能整个搬进现实，否则别说文学和现实之间会产生问题，就连文学创作本身也会成为问题。
不过还有一点就《水浒传》最初成书的时候可能名气不太高，或者是地下出版。明朝初年，这时候《水浒传》应该已经成书了，还出现了一个《豹子和尚自还俗》的故事，讲的是鲁智深，但用了“豹子”的绰号，故事内容也和《水浒传》有些出入。
后来《水浒传》又出现了一些衍生作品，明末陈忱的《水浒后传》、清朝俞万春的《荡寇志》、民国张恨水的《水浒新传》，这些作品大多也寄托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的一些情怀吧。《说岳全传》里面也出现了水浒人物。
另外，水浒传还有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截取内容的情况。这个是从知乎上看到，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与《太平广记》里一个故事颇为相似，讲的是唐朝有个人放出了陈后主时代封印的安史之乱的妖精。
还有百二十回本的第九十九回，鲁智深攻打田虎所属襄垣城的时候，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坑里，也不知是谁挖的，结果里面简直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因为水浒故事在创作的时候不成体系，《水浒传》里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当然他们杂剧本身是不存在差错的，比如说一出杂剧里，一个人物可以在杭州，在另一出里，也可以出现在沧州，他们两出之间本身是不相干扰的，但要杂糅起来，有时候就容易没有衔接好。
比如说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以后，智真长老叫他去投奔东京大相国寺，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五台山在山西，东京在河南，两者是南北走向，但是实际上鲁智深却拐了一个弯，跑到东南方向的山东遇上了在青州桃花山落草为寇的李忠、周通。
这是地理上的问题，还有人物上的问题，我举一个史进的例子，宋江和卢俊义抓阄决定一个打东平府，一个打东昌府。然后史进跟宋江说他在东平府有一个相熟的妓女叫李瑞兰，准备潜进城里把妓院当据点当内应。但是根据书中前面的情节，史进自从抄了史家庄后四处剪径落草，没有在东平府逗留，那么总不至于是千里买春，然后天亮马上跑回到山寨当大王。
其实问题出在《都孔目风雨还牢末》，这出杂剧其实也是水浒故事，主要人物都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只不过故事情节有些差异。这里的史进是东平府五衙都首领，大概警察局长这么一个职务，有个粉头也就顺理成章地多了。
《水浒传》传入日本，大致在江户时代前中期，早先的战国时代，据我所知找不到一点水浒传的蛛丝马迹。
到了享保年间，儒学者冈岛冠山最先把它翻译成了日文，然后在市井庶民当中开始风靡。不过说来巧合，和编者成疑一样，水浒传最早日文译者也有争议。
在日本，人们喜欢把反抗题材、侠客题材的作品用“水浒传”命名，但是它们和《水浒传》没什么直接联系，比如说江户时代的《本朝水浒传》，讲的孝谦天皇时代的故事，还有《天保水浒传》。
著名戏作家曲亭马琴在写作时对水浒故事多有参考，比如说讲镇西八郎源为朝在琉球故事的《椿说弓张月》，就参考了《水浒后传》，还有非常著名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也借鉴了很多水浒传的东西，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戏作三昧》亦有提及马琴从水浒传中汲取灵感。曲亭马琴另有一部《倾城水浒传》，这部读本说来就有些鬼畜了，把水浒传的好汉一个个搬到日本，再性别翻转，变成妓女转世，在平安时代打到后鸟羽上皇的宠妾。
下面列举几个书里的人物和绰号以及水浒传原型
托塔天王晁盖 夜叉天王小蝶
豹子头林冲 虎尾樱户
行者武松 女行者竹世
神行太保戴宗 韦驮天夏目
一丈青扈三娘 青海原胡沙丸
对了，女好汉变成了男性。
但是这个作品能值得一提，完全只是因为它产生于群众文化知识水平低下，文艺莽撞且不成熟的江户时代，如果换做现代，《倾城水浒传》只能算作一部低俗粗劣的作品被弃置一旁。那么现代日本有哪些水浒题材作品呢？同样，我们抛开那些无厘头的动漫、轻小说和没有直接关联的作品，只看那些高文学性，高艺术性的。
我选取了三部作品，分别是吉川英治的《新水浒传》、柴田炼三郎的《我们是梁山泊的好汉·柴炼水浒传》，这部书的中译名叫做《水浒英雄传》，以及北方谦三的《水浒传》。
这三部作品中，吉川的作品和柴炼的作品可以分为一类，因为他们都是高度还原原著，但同中有异，这一点要从作者入手分析。
吉川英治到底是帝国时代的文人，他接触的文学理念，基本都出产在明治、大正甚至更早的时期，尽管《新水浒传》写在六十年代，但是创作思想和行文风格依旧带有浓重的“讲谈风格”。所谓讲谈风格，即以阅读乐趣为目的，不注重考究和严谨性，当中有很多中国风称谓、风俗想当然地用日本类似名称代入，也不怕张冠李戴。举个例子，他把包拯的官职称作检非违使，这就很有问题了。检非违使属官的唐名是什么？廷尉，大理寺卿，也就是说，是司法部官员，但是包拯的实际官位呢？是开封府尹，近似于现代说的开封市长、首都市长。这就怪了，好端端一个市长，怎么就被硬点去搞司法了？
至于书里的情节，吉川笔下大体与原著相同，但也有一番增删改动，攻打芒砀山的事被一笔带过，攻打东平府也写得很简略，没有提到前面说的史进之事。
下面讲柴田炼三郎。科班出生，毕业于庆应义塾支那文学部的柴田炼三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当然远超吉川英治，包括他的很多作品都对中国风物有所涉猎，《水浒英雄传》类似讹误远远少于吉川英治，但是另一方面，柴田也秉持着和吉川相似的笔调，而且柴田简单粗暴、快刀斩乱麻的风格使然，剧情推进就像开快车一样，很多地方也照搬了原著的叙事方法。就像八代（听众）说的，有点像文言文翻译。
其实这两部作品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遗稿，作者在写完他们之前就去世了，柴田写到攻破高唐州，吉川写到燕青相扑。
然后呢，吉川英治、柴田炼三郎、北方谦三，三个人也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也都写过三国。弄了半天，怎么又带到三国的节奏上去了？
下面就来讲讲北方谦三的《水浒传》，比起前面两部，北方谦三可以算是另搞一套。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人物叫杨令。杨令是谁？读过施耐庵《水浒传》的人恐怕都不知道。杨令是杨志的儿子，在北方谦三笔下浓墨重彩的一个人物，宋江死后还当上了梁山泊头领。
再说林冲，林冲一般被看作一个极其悲剧的人物，还诞生了一个成语叫“逼上梁山”。
但是北方谦三写得林冲用现代话说，是在禁军中利用职务之便，宣传宋江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结果呢？被青莲寺逮捕了，后来被救出了牢城上得梁山。青莲寺也是北方谦三原创的宋朝秘密组织，据说原型参考了CIA。
管中窥豹，北方谦三的改动幅度可见一斑，甚至可以说是他自己重新构造的故事，所以也不能用原本水浒传的思想去看待北方谦三，包括其中“替天行道”也不只是一句口号，变成了宋江传播思想的小册子，梁山泊也并非固若金汤，后来被宋军攻破，死了许多好汉，活下来的也流落四处躲避青莲寺的“残党追捕”。
北方谦三不仅写一百零八人的故事，也写他们后代的故事，前面提到过杨令，还有宣赞的儿子宣凯，秦明的儿子秦容，以及很多虚构人物，比如说李俊的弟子狄成、费保，安道全培养的医生文祥，这样的人物数不胜数。所以整个故事也发展成了极大的规模，《水浒传》之后有《杨令传》、《岳飞传》，一共五十一卷，整个被称作《大水浒系列》。《大水浒》里面有一个很宏大的世界观，从纵向来看，它的故事持续到了岳飞伐金，横向来看，它涉及到的范围东至日本，北至金国，西至西辽，南至蒲甘，已经超出了梁山泊、宋朝的范畴，甚至达到了整个东亚地区。
我非常敬佩北方谦三。
从1999年开始连载水浒传第一卷《曙光之章》，一直到岳飞传最终章《星斗之章》今年年初刚刚结束，整整十六年间，海洋对岸有一个人孜孜不倦地写作中国历史故事，这个太牛逼了。
北方创作的大长篇并不是一味地拖长篇幅，他试图给每一个人物创作个性，而且各篇章之间也有自己的分野，按照北方自己的说法，水浒传是关于革命的小说，杨令传是关于建设的小说，岳飞传则着眼于人生、存在感，分别有各自的主题和分野。自然作者也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在其中，北方说：当一个好汉死去的时候，我会打开一瓶威士忌，第二天瓶就空了，这种情况一再发生。
虽然我前面说北方谦三在另搞一套，但这是否也能够理解为水浒故事的最新形态呢？这个问题就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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