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文化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中古”和“中世纪”两个术语同时使用的情况“中古”是中国学者用来指称中国、东方乃至世界历史分期的传统术语，“中世纪”即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并已有约定俗成的理解；中古期东方文化和中世纪西方文化不但在时间起止上不对应，二者的文化、学术面貌也迥然相异两术语的混用势必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使用上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做出辨析，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19世纪中期西方的文化?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19世纪中期西方的文化
在东方文化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中古”和“中世纪”两个术语同时使用的情况。“中古”是中国学者用来指称中国、东方乃至世界历史分期的传统术语，“中世纪”即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并已有约定俗成的理解；中古期东方文化和中世纪西方文化不但在时间起止上不对应，二者的文化、学术面貌也迥然相异。两术语的混用势必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和使用上的不便，因此有必要做出辨析。
中古：中国自有传统中相对客观的历史分期术语
中古，是中国自身固有的一个学术术语，中文语境下被频繁使用。《周易》《韩非子》《史记》《汉书》《新唐书》等皆言“中古”，只是其具体指代时间不尽相同。与“中古”相对举的，则有太古、上古、下古、近古、近世等概念，客观反映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历史视野。20世纪以来，此术语不但被中国学者用来指称自身，还被拓展至整个东方学研究，在东方文化的总体研究和专门研究中更被频繁用于历史分期，至于具体的时间节点，则因分期的依据不同而有差别。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将中国文化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依据是中国文化在上古期属独立孕育发展、近世期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而“自东汉以迄明季”的中古期则全面接受印度文化影响。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将中国文学分为“古代、中世、近代”。这里的“中世”实则“中古”，该时期“开始于晋的南渡，而终止于明正德的时代”，也旨在突出该时期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深广影响。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倡“三古七段”说，将中古期的时间节点定为“魏晋开始，至明朝中叶”，依据则是中国文学的各种因素在该时期均已具备且成熟。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则将中古界定为“约公元3、4世纪至公元13世纪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因为该时期恰为东方社会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鼎盛时期。
如此看来，“中古”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分期术语。“客观”，是因为以此术语来指称特定的研究对象时，或为突显其明显特征，或为归纳其统一规律，或为寻溯其社会基础，并无强烈的价值褒贬寓于其中。“相对”，是因为中古东方文化总体发达，在哲学、文学、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成就较为突出，中国、印度、阿拉伯这几个文化中心辐射力强劲，东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西亚北非文化圈均在此时期形成，在与同期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处于总体领先。只是到了中古后期，教育、哲学等领域开始僵化，政治专制和思想禁锢的弊端明显显现，东方文化才整体走向衰落。
中世纪：被赋予特定价值评价的历史分期术语
“中世纪”，同样也不被其具体指称的时代所使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最早开始以Medieval Times或 Middle Ages（早期形态为拉丁文及各种变体）来指称欧洲古典文明失落至被重新发现之间的漫长时期，对其具体的时间节点也有不同理解，较为一致的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起始时期，即由古典欧洲到近现代欧洲之间的漫长过渡时期。自此，欧洲史学分期由传统的“古典—近现代”二分模式转变为“古典—中世纪—近现代”三分模式。从18世纪后期开始，伴随西方学术话语的东移，“中世纪”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古典—中世纪—近现代”三分模式渐被部分东方学者所接受并用来指称自身，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如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史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这是接受西方影响，刻意改变传统朝代分期，按“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一演变规律进行书写的范例。前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相类似。当下中国东方学研究的不少成果中，仍在或隐或显使用这一术语和模式，如楼宇烈主编《东方哲学概论》、黄心川著《印度哲学通史》、刘建等著《印度文明》、姜景奎著《印度文学论》等。
但是，在西方“中世纪”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概念。该时期来自北方民族的入侵使灿烂辉煌的欧洲古典文明猝然中断，文化上则因基督教思想的垄断禁锢而黯淡无光，社会物质生活水准也较希腊罗马时代严重下降，中世纪成为西方文化史上的黑暗时代，Medieval Europe或 Middle Ages成为欧洲文化体系对这个特定时代进行自我评价的一致用语。自19世纪中晚期开始，才对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段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将其视为“黑暗”“禁锢”“倒退”的代名词。
换位：两术语在不同文化心态下的变异使用
然而，这两个术语却时有换位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变异。
先看东方学者以“中世纪”指称自身，这又分三种情况。一是被动接受。东方学者使用这一概念，并非由于东西方在历史进程、文化迁衍等方面具有一致性，而是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下，“无法表述自己”，从而被动地接受西方书写。被英国殖民过的印度最为典型，从19世纪至今，诸多印度的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的特定分期均被冠以“中世纪”之名，为此，以Harbans Mukhia为代表的一批印度学者曾在学理上对Medieval India进行质疑和批判。阿拉伯学者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们几乎完全摒弃西方模式，采用伊斯兰教创立和发展进程中的代表性事件为特定的历史分期依据，以此表达对基督教文化的抗衡。二是主动接受。以明治时期的日本最为突出。日本思想文化界曾主动接受Medieval Japan这一表述，用意很显然：要证明日本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历史进程上具有一致性、同质性，“中世纪日本”是不可或缺的，如此才能“脱亚入欧”；要彰显日本文化同中国、朝鲜、印度为代表的腐朽落后的亚洲文化有本质的不同，“古典—中世纪—近现代”的三分模式也是必需的，如此方为“和魂洋才”。近代中国也有主动接受：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把中国能否走出“中古”（实指西方的中世纪）状态，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彰显的主题。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则以是否和如何摆脱专制政治、思想禁锢所织就的千年罗网这一命题，来启迪国人的反思。这种主动接受，突显和利用了中世纪的负面文化含义。三是主动接受，但忽略其负面含义。如梁启超的接受和使用，是用以解构传统史学“一人一家之谱牒”的固旧模式；郑振铎则是在“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陈寅恪语）的语境下，主动与日本学者的研究保持距离；楼宇烈、黄心川、刘建、姜景奎等对该术语的使用则出于译介因素或沿用习惯。
中文语境中，使用“中古”来指称西方中世纪，或虽言“中世”实指中古这一历史阶段，也是存在的。前者如蒋廷黻、钱穆著述中出现的“中古”，实与西方的中世纪相对应；后者如梁启超、郑振铎著述中的“中世”，可还原为传统语境中的中古时期。前者可视为以传统话语对西方话语的“格义”现象，后者则可视为借用西方话语描述本土文化产生的“变异”现象。
东方文化研究采用“中古”为宜
在当下中国的东方文化研究中，选择“中古”，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起止时间不同。如上所述，学界对“中古”“中世纪”这两个术语本身的起止时间理解并不一致，前者时间跨度差异明显，后者相对统一但也有分歧。
二是含义不同。虽然自中古后期，东方文化渐呈衰势，而西方中世纪文化也曾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评价，但总体来看，中古期东方与中世纪西方，文化、学术面貌迥然相异。特别是“中世纪”这一术语，经过长期使用，其约定俗成的负面指称含义仍在东西方的认知体系中占有牢固地位。如此，继续用它来对同期相对发达的东方文化和学术进行描述，并不恰当。
三是避免话语追随。东方文化研究自然不必刻意回避西方话语的使用，但有必要保持应有的辨别，更不宜亦步亦趋。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已有“中古”的持续使用，只是所指年代不同，在使用时进行具体界定即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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