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好奇算不得是个毛病，小学同学不少人也好奇，那就更谈不上算是传染病。
我家乡那地方尽出怪事，由不得生下的孩子好奇天分很高。
过年舞狮子龙灯，稍有点儿身份的大街都会出热心人士组织这类热闹队伍。满城漫街，香雾弥漫，动静震天。
大人形容小孩子得到某种快乐时都会说：
“这下你过年了……”
那时人们眼界小。大人快乐的境界是讨新嫁娘；小孩快乐的境界恐怕只能是过年了。
东门外与岩脑坡并行的有条街叫做兴隆街，尽头拐个左弯往上走不要好久就到上学的文昌阁模范小学门口。
拐弯的那家人家姓倪，有个女儿名叫倪正亚，许配给我的同班同学陈文章做了未婚妻。这让我们大家很当回事，时常放在嘴边当做笑谈。
这类事情在城里并不多见，双方家底子不厚是做不出来的。
我底下要讲的奇事跟上头作的介绍实际上没有这层关系。写出一些地点和人，只是拉来证明确有其事而已。
有年过年，我跟一队不晓得哪条街的狮子龙灯队经过兴隆街，锣鼓响得正热闹的时候，街上主事的叫人放出“花筒”，表示街与街不简单的隆重礼数。
所谓“花筒”就是几十年后大家都清楚的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的“烟花”。不过规模小得多。
现在说小，那时候不觉得小，那时候觉得全世界没有比它更大更热闹的了。
“花筒”是用一段段新鲜大竹筒做的，灌进能发生不同形态火花的奇妙火药，后头再紧紧夯足黄泥巴和棕毛，翻过来在竹断隔上钻个眼，插上根火药引线即成。
骇人点的不用竹筒而用一节节棕树干，火药足，压力强，自然响动就特别地吓人。
其中一声炸雷似的响动，把一个人的膝盖骨炸碎了。那人刚二十岁，名叫倪揎揎，是个邮政局送信的。被抬进倪正亚家堂屋，一个苗老汉发出命令：“赶紧到北门外砍一枝今年生的柳树干来，快！记住，要今年生的！”一方面嘴巴嚼着干草药，喝一口水，朝膝盖上喷，喷完了自己赶紧取水漱口，又忙着把碎骨头一点点取出来，又关照赶紧弄一只没阉过的公鸡备用。树干来了，苗老汉锯了段砧板似的木段子，按照膝盖的原形削了块样子，把它放准在膝盖原来的部位。
当场把公鸡杀了，剖开肚子，取出心肝肠胃扔了，连毛带脚带尾巴血糊淋剌地包贴在伤口处用破衣旧布捆妥。
周围好奇看热闹的，把狮子龙灯都忘了，我从头看到尾，大冷天一身冷汗。看完就回了家。
回家，过年期间免不了遇见好多新鲜事，倪揎揎的事就算过去了。
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倪揎揎仍然在帮邮政局送信，不跛不蹶。那时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不一样。那时候想：既然有苗师父动手，当然该好也就好了；现在想，这种医法怎么会好？没有消毒，一场恶梦！要不亲眼从头到尾看过，今天的倪揎揎是不是假的？
家乡流行好多奇奇怪怪偏方，有的听来惊人，有的几十年用到现在。
半夜抓到进屋的小偷，不拳不鞭，只让他吃几粒耳朵里挖出来的耳屎。从此以后白天晚上他就会不停地咳嗽，哪有小偷半夜一边咳嗽一边偷东西的呢？
这说来让人讨厌，我们有什么权力让小偷吃耳屎？让他一辈子咳嗽？要是让他反过来把你抓了，灌了你耳屎，让你一辈子咳嗽怎么办？岂不活该？（法律上这算不算是一种私刑？）（有人说，吃了耳屎不见得真会一辈子咳嗽。）
我有个治牙痛的方法很是简单灵验，治一个好一个。牙痛时候，剥七粒大蒜心（要白心，不要发了芽的绿心），擂碎，放在手掌和手腕交界的高处，用纱布胶布轻轻贴妥，五分钟牙齿就不痛了。不痛了再去找牙医彻底治疗。手上那地方听说叫作“养老穴”。左边痛贴右手，右边痛贴左手。手上会起一个水泡，再用消毒棉花和纱布胶布保护起来，过几天就好了。（有幸灾乐祸的人说，从此手上会长个大疤。想想，怎么会呢？不会的。）
这方法不单帮了不少朋友解决一时的痛苦之急，在军垦农场还做了两件有趣的事。
一个所谓“五一六”嫌疑分子被关在一个房间里。牙痛了，送去医院怕他逃跑，管理人员来问我医治牙疼方法，我传授之后听说这个“五一六”嫌疑分子牙齿不痛了。也可能直到今天他还不清楚谁把他的牙疼治好的。
另一个怀孕的大肚妇女来找我，说她牙痛。我吓住了。这办法没医过孕妇，万一如此一弄孩子掉了怎么办？我负不了这个责！结果他丈夫也来了，说：
“你看他半边脸都肿了，还不救一救？”
我把班长叫来了，让他和他谈判。班长向连指导员汇报，连指导员接手也跟丈夫谈判。结论是：
“他说他家有四个儿子，少个把算不了回事！”
只好让两位老乡夫妇把偏方高高兴兴带走。
真正睡不着的是我了。
从此没有再找我。既不道谢也不找麻烦。
村子里有个老乡，大热天看他在地里劳动，戴着斗笠，右边腰间顺肚脐处缺了一大块肉一个深深的沟，细细斟酌一下，起码少了三斤。
我问他出过什么事？他指着那条沟说：“为它，我死过几回。我痛死、饿死、累死……”
“怎么搞的？”我问
“哪知道怎么搞的？五个大疤，快烂到肠子了！”
“怎么又好了？”我问。
“一个收破烂的过路，看到我这德行，问我想不想活？我操他祖宗，这时候还找我开心！那混蛋说，你再骂我我也要救你，看你有没有胆子让我救？怎么救？拿今早晨的新鲜鸡粪抹在布上，绕腰围一圈试试，过五天我再来。五天之后这混蛋真来了，打开腰带一看，问我痒吗？我说痒！痛吗？好多了。换新布抹新鸡粪，过五天我再来。来了之后，打开腰带一看，指着我鼻子谁：狗日的，长新肉了。换鸡粪，再绑一次！”
“后来呢？”我问。
“没有后来，好了，我活过来了！”老乡说。
“他呢？”我问。
“不见了。说不定他妈还真是个神仙。”
我回北京，兴冲冲把见闻如实告诉协和医院的朋友：
“你神经病！”他说。
人应该体谅天下所有这类杰出医生。他们一辈子好不容易形成的缜密专业系统，绝不容你半点医疗滑稽新闻冒犯神圣殿堂。
我好奇的天性至今没变，可惜“文革”前我那个讲究的毛边纸十行笺本子，毛笔恭楷，记下数不清的偏方，不晓得落到哪位贤士手里了。都来自老朋友口传或笔记，一来一往的出处要是写下来，会是本有趣的东西。
我一直提起“好奇”这两个字，它是科学的发端。牛顿这些人看到树上掉下苹果就懂得联系万有引力的大道理。我这类人蠢，只有好运气享受他们的研究成果，乃至长大以后在高一点层次上尊敬佩服他们。
了不起的新世界出现了各方面的牛顿。也真是把我们开心得，忙得够可以。
世界上也有另一类好奇的人。好奇别人家的苹果树，别人家的藏书，别人家用功努力的学问成就，别人家庭的幸福美满……他不安心，他不平衡，他也选了一棵树,在树下耐心坐下来，看上面能掉点什么东西，好开展自己的发现和发明。
（黄永玉，写于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万荷堂。《比我老的老头》新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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