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针儿，这东西估计今天的多数孩子都不认识，就是我也已经几十年没见过它的身影，不知现今农村的婶子大娘是否还在使用它。不过在当年，它可是农家妇女们的“标配”物件之一，针线活水平的高低考量着当家女主人的贤惠程度。
顶针儿为铝制或铜制，箍形，上面布满小坑，一般套在中指用来顶针尾，以免伤手，而且能顶着针尾使手指更易发力，用来穿透衣物。那时别说电动缝纫机，即使是脚蹬的缝纫机也相当少见，缝衣做鞋完全手工。因此，顶针和针线、锥子剪子成了旧时中国民间常用的缝纫用品。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顶针儿这东西，是在姥姥的针线笸箩里。
对于北方农村的孩子，隔三差五地“住姥姥家”是一件颇值得期待的乐事，尽管被笑骂是“白眼子”，但是好吃的，好玩的待遇却是货真价实的。在上小学前，我是常住姥姥家的，原因是这期间父亲一直陪着母亲在外看病，家里无人照料。“少年不知愁滋味”，从母亲病重直至去世，说句实话，对我的影响是全家中最小的，在姥姥家的二、三年里无疑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时光。
六七岁的男孩子精力充沛，什么事都敢干，什么祸都能闯，上树捉鸟，下河逮鱼，是我每天的必修课，而遭殃的是身上的衣裳和脚上的鞋子，时常是这一条口子，那一个窟窿。村里的姥姥姥爷、舅舅舅妈们，对于这个淘气的外甥礼让有加，甚至是放纵。多少年过去，我才明白，其实那是善良的亲戚们对一个遭受家庭不幸的孩子的怜惜之情。衣服破了，鞋子烂了，只能由姥姥缝补。姥姥年近七十，有一只眼睛的视力几乎为零，那时农村刚刚用上电，每家每户的电灯都用最低瓦数的，姥姥总是在我上炕躺下后，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衣服、补袜子，灯光里姥姥满头的银发，还有手指上套着的那枚顶针儿随着姥姥的手上下游走。我禁不住问，姥姥，这点儿光你看得见吗？姥姥笑着撇撇嘴，你说呢，这针线活我做了50年，就是在黑灯影里纳个鞋底，缝个被子也没什么问题。我和姥姥聊着，姥姥不自觉便说起她的几个儿女。姥姥说，她有俩个儿子四个闺女，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加起来一共17个，到如今还用我做针线活的也就是你！唉，姥姥突然停住话题，我隐约看到姥姥深陷的眼窝里有泪光闪动。如今想来，姥姥应该是想起我的妈妈——她那苦命的老闺女。那一刻我并真正不理解老人家的心情，还嬉皮笑脸地哄姥姥，我知道姥姥您最疼我了，长大了，我一定给你买一堆针线顶针儿！姥姥顿时咧开缺牙的嘴巴嘿嘿地笑了，说，还真是没良心的白眼子，给我买一堆这东西干啥，给你缝一辈子破衣烂衫，想累死我啊？先别管长不长大，你眼下每天少皮点，衣裳鞋袜少破点，就当疼我了！和姥姥斗着嘴我便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起来，衣服袜子上的破洞已经针脚细密，完好如初。
尽管常住姥姥家，但是1978年，我到了入学的年纪，只能恋恋不舍地回到家。从那时起，每到年根过年，姥姥会专门给我做一套棉衣棉裤，和一双棉鞋。舅妈经常劝姥姥，娘，您年纪大了，眼神儿不济，这鞋您老别做了，交给我就行了。姥姥不让，说，还是我来，就算我替死去的老闺女疼儿子吧！
姥姥于1983年秋去世，年底二舅来我家拜年，照样带来了一套棉衣和一双棉鞋。二舅说，棉衣是姥姥做的，棉鞋姥姥只做了一半，因为那时老人家已经病得手上没有了力气，眼睛也彻底看不见。临终前，姥姥还托付舅妈把剩下的工序完成，并嘱咐，以后你们可别忘了那个没娘的孩子！
前几日偶尔读到文化学者、知名藏家马未都先生的一篇文章小记《顶针》，瞬间让我回忆起儿时住姥姥的时光，姥姥的那一头银发和戴着顶针的粗糙手指又一次浮现在眼前，阵阵的辛酸，丝丝的暖意，一并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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