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书信选集》正式出版，这本选集收录了周总理从1918年至1975年的书信300封，其中有一封是周总理在1970年5月27日写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口一军代表丁江的，信中信道：
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通过这封信，我们不难得知，这是周总理在那个特殊时期下保护无辜的又一次努力。
众所周知，周总理当时保护过很多人，但他所保护的对象绝大部分都是重要的军政干部、知名的民主人士或者高级知识分子，那么信中那位名叫“康国雄”的人，他当时是属于哪一类呢？答案就是：哪一类都不属于。
康国雄当时的身份是北京机械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虽然属于知识分子，但绝对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更何况，他还有另一个敏感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不过这个身份后来被证明是假的，是有人在诬陷康国雄，但在当时却没有人相信这是诬陷，下面内容会有讲过，这里暂时表过不提。
既然有了这么一个敏感的身份，那么在那个时期康国雄遭到迫害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对于康国雄的遭遇，周总理却非常的关心，以致于他曾先后三次出面力保康国雄，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周总理为何会如此费尽心力的去给予保护呢？
说起这件事，就不得不提到康国雄的父亲，还有他“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身份的来历，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康国雄建国后的遭遇，就难免不对他的遭遇产生一丝的同情。
康国雄出生于1929年，父亲叫康心如，康心如是同盟会早期成员，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反袁斗争，后来经商。
1922年，康心如与美国人在重庆合作开办了“美丰银行”，这是当时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
1925年，英国当局在上海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由此国内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达到高潮，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的斗争，四川自然也不例外。
1926年，英国人再次悍然制造了“万县惨案”，四川地区的反英情绪空前暴涨，在这种形势下，四川地区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纷纷撤离，而当时美丰银行的控股人之一——美国人海翼德也不得不返回美国。
在海翼德临走之前，康心如说服他将银行的股权卖掉，以保证银行的正常运转，于是经过康心如的努力，美丰银行正式成为全华资银行，而康心如也成为银行的最大股东。
就在美丰银行成为全华资银行的第二年，康国雄出生了，康国雄是康心如最小的儿子，所以从小他就得到了全家人的疼爱，而我们又都清楚，在那个年代能开银行的，必定都是家财万贯，所以，说康国雄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点也不为过。
事实上，康心如在经商方面确实能力过人，依靠美丰银行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他先后在重庆投资建设了自来水厂、电力公司等众多城市基础设施，这些投资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他也并不像那些奸商那般贪婪，他在赚钱的同时也能够尽最大的能力保证城市水、电的供应，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重庆发动过多次大规模轰炸，在那种情况下，重庆的水、电供应都没有彻底瘫痪，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发生的背后，康心如居功甚伟。
所以，也正因为此，康心如虽不参与政治，却也得到了当时很多重庆政界要员的大加赞赏，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待。
1939年，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成立，已是重庆银行业工会主席的康心如竟然当选为议长，可见他当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虽然时隔多年他再次踏入政界，但却很少谈及政治，他甚至很少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员有来往，就像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康心如与他有很深的交情，但自从孔祥熙当上行政院院长且来到重庆后，他便刻意疏远了孔祥熙，直到孔祥熙卸任，他才又恢复了两人昔日的关系。
康心如的生意规模越做越大，在商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政界人士对他避谈政治的做法也都能够予以接受。
虽然康心如有意避开政治，但抗日战争的爆发却逼着他无法斩断与政治的一切联系，尤其是他在四川影响力甚大，蒋介石想要在这里忽视他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而实际上，康心如也曾数次影响过蒋介石的政策，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当是说服蒋介石将重庆定位陪都一事。
当时蒋介石邀请康心如到他的官邸一叙，目的也是希望康心如能就国民政府迁都一事给予他一些意见，而康心如便趁此机会向蒋介石谏言，重庆可作为政府陪都，并得到蒋介石的最终认可。
经过这件事之后，康心如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便更加显赫了，蒋介石不仅非常倚重康心如，也给予了他很高的礼遇，像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蒋介石以最高首长的身份现身与群众一起庆祝胜利的到来，当时蒋介石坐在第一辆检阅车里，而紧随其后的第二辆车内坐着的既不是重庆市的市长，也不是蒋介石的核心嫡系或者其他政府首脑，而恰恰就是康心如。
由此可见，康心如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之高。
不过，康心如虽然在国民政府地位显赫，但他并不是一味地袒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虽然名义上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实际上却从未停止对共产党的封锁围剿。而国民党的这一行为令康心如大为不满，他认为值此国难之际，国共应该精诚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不应该将屠刀继续对向坚决抗日的共产党。
所以在爱国思想的引导下，康心如决定以自己控股的银行和旗下众多企业为掩护多次向八路军运送他们急需的物资，而这一行为也得到了共产党的认可和称赞，当时周总理作为代表曾时常来往重庆，康心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与周总理结下不解之缘。
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周总理日后才会对康家如此关心。
那么，是不是由于有这么一位影响力和能力都如此之大的父亲，康国雄才会被蒋介石认为干儿子呢？实际上也不全是，因为按照康国雄及他人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可知，康国雄与蒋介石的首次相识算是一种巧合，蒋介石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康国雄的身份。
那时候，随着日本人加大了对重庆地区的轰炸，康心如为了家人的安全便在重庆汪山上修建了一座别墅和防空洞，用来躲避日机的轰炸，而蒋介石当时有个习惯，那就是经常会到汪山上散步。
有一次，散步的蒋介石遇到了出来玩儿的康国雄，别看蒋介石平日里表情严肃，成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遇到了天真无邪的康国雄倒也能暂时打开一丝心扉。
康国雄活泼可爱的样子令蒋介石非常欢喜，别看两人相差几十岁，但也能聊得来。每到这个时候，蒋介石都能够暂时忘却军政大事，沉浸在康国雄给他带来的欢乐之中，至于康国雄的身份，那一次他是不了解的。
因为出于对康国雄的喜爱，以致于那段时间，只要蒋介石到汪山就必然会经过康家大门，然后派自己的卫士官去请康家小少爷出来陪自己散步，有时候等不及了还会在门口亲自召唤：“国雄，国雄”。
这一来二去，康国雄就摸清了蒋介石的规律，每周六蒋介石会从重庆市里回黄山官邸云岫楼，周日下午会从官邸出发前往汪山散步。
而每次蒋介石来之前，汪山的山路两旁都会有大批宪兵前来维持警戒，所以每次康国雄见到自家门外出现宪兵，他就会提前准备好，在门口等着蒋介石。
几次见面后，两人便熟稔起来，后来蒋介石更是邀请康国雄到自己的黄山官邸云岫楼去做客，要知道，这可以是蒋介石一生中唯一一次邀请小孩到自己的官邸做客。
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康国雄在建国后被诬告为“蒋介石的干儿子”，在此后的数年间，他遭到了极为不公平的待遇，但事实上，当时蒋介石虽然非常疼爱他，却从未将他认作干儿子，用康国雄自己的话来讲，当时自己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哪里懂得政治，更不了解蒋介石为人，只是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对自己很好，自己自然也愿意跟他聊天，仅此而已，更何况，自己与蒋介石相识的那段经历也并没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危害。
康国雄当然可以用事实和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自证清白，但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并不是一句两句话就可以解释得清的，更何况，很多事情的真相并不是大家想要得到的，真相与否也往往并不重要，因此，康国雄也只能忍受那时候的不白之冤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康心如被错划成分并遭到不公正待遇，他的儿子们自然也逃脱不了被错划的命运，但为了自保，康心如的次子也就是康国雄同父异母的二哥竟然违心的污蔑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以此希望换来所谓立功赎罪的机会，于是“康国雄是蒋介石干儿子”的谣言便传了出去，日后更是成为康国雄遭到迫害的主要原因。
康国雄的哥哥亲自揭发康国雄，如此大义灭亲之举几乎让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但康国雄即便承受再多的骂名也不肯承认，后来他回忆说：“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不可能承认”。
被错划批判后，康心如心中忧愤难平，没几年他便和他的几个兄弟相继离世。但直到离世前的那一刻，康心如心中都一直放心不下他的小儿子康国雄。虽然康国雄那时候早已从南开大学毕业进入北京机械学校任教，但因为错划和不实的谣言而时刻都有性命之忧，为此康心如心知肚明。所以在康心如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他都一直在寻找为康国雄澄清问题，还他清白身世的办法，但可惜的是，直到临终前他都没能找到，于是他只能亲自给他曾经的故旧章士钊、邵力子、沈醉等人写信，希望自己离去后他们能够多多护佑、帮助康国雄。
而事实证明，康心如的信并没有白写，此后数年间，为了保全康家，章士钊也算是不遗余力了。
事实上，在1968年康心如重病还未去世时，章士钊就已经就康心如及康国雄的情况写信给周总理了，信中他说：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某运动”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辗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经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
对于章士钊的来信，周总理非常重视并作出指示，大体意思是：对于康国雄的家庭及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如果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他本人没有犯下什么严重问题，不予追究，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则上报中央处理，至于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要给予照顾。
这是周总理第一次力保康国雄，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形势比较复杂，周总理的指示没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康国雄遭到了更为严重的审判，他的身体也因此出现了很大的状况。当时他要求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而当地医生经过检查后也给出了“需要回北京治疗”的建议，然而这一建议却遭到了相关人员和部门的痛斥，不得已之下，康国雄只能悄悄写信给妻子，让妻子去找章士钊求救。
章士钊在得知康国雄的处境后便再次给周总理写信，而周总理则再次针对康国雄一事做出指示，并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写了指示信，便是本文开头的那封信。
这是周恩来第二次力保康国雄，但总理的这次指示依旧没能执行下去，原因就是有人撒了谎！
当时那个军代表在收到周恩来的指示信后就康国雄的问题向学院进行了解，结果学院却诬陷康国雄“有三反言行，目前在接受审查”，而军代表不仅没有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总理，反而还擅自做主的告诉章士钊“康国雄没有病，他有三反言行，目前正在接受审查”。
好嘛，学院方面诬陷康国雄有三反言行也就罢了，这位军代表竟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撒谎说康国雄没病！而章士钊当时因为形势又无法亲自前往陕西求证事情的真相，于是，康国雄只能继续忍受无边的痛苦和折磨了。
再后来，康国雄又遭到了更为激烈的批判，甚至大有屈打成招的意思，眼见情况危急，康国雄的身体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于是他不得不再次给妻子写信，让她继续向章士钊求救，而章士钊则第三次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康国雄的情况。
1972年12月，康国雄的人生终于迎来了转机，那一天他被叫到了办公室，里面的人对他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当时康国雄并不知道他那次回京是周总理亲自下的指示，直到他返京后才得知，当时周总理的指示直截了当：
康国雄有病，应回北京治病。
这是周总理几年来第三次力保康国雄，也是最后一次。
这一次，各部门终于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让康国雄顺利回京，此后康国雄在北京接受治疗，再后来运动结束，他留在了北京继续工作。
1997年，两岸关系开始解冻，康国雄接受蒋纬国的邀请前往台湾旅游，期间他拜访了父亲当年几位还在世的友人，并参观了蒋介石的陵园。
站在蒋介石的墓碑前，他感慨万千，时间一晃已过去五十多年，曾经重庆汪山上的稚气少年不再，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古稀老人。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世事真的是一场大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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