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盛凯：雅典与斯巴达：谁是霸权国？
作者：莫盛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四辑 总第十二辑；人民大学国政评论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一
大国在国际秩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霸权国与崛起国间实力、地位与关系的变化是界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变量。2011年以来由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所讨论的正是当代国际秩序研究中的这一核心问题。艾利森的“陷阱论”紧紧抓住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概括战争深层原因的一句话，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慌”。显而易见，在“陷阱论”的命题中认定了雅典是导致这场战争的崛起国，而斯巴达则是那个占据既有大国（established power）地位的霸权国。
艾利森的研究从来没有得到古典学界的认可。在诸多批驳中，著名世界史学家钱乘旦教授质疑说：“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那是说不清楚的。因为那个时代既没有现代统计学，也没有GDP之类的数据，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我们只知道，在古代希腊世界的几百个城邦里，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一方面两国人口总数相仿。但雅典以工商业为主，斯巴达立足传统农业，以财富论，工商业社会自然比农业社会要富裕。另一方面，古代希腊世界是奴隶制社会，只有公民才能上战场，雅典公民人数远多于斯巴达，军事动员潜力也应大于后者。前者的富裕使之得以供养一支庞大海军，而后者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内陆国家。这都说明，将斯巴达定义为霸权国，而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有悖于事实。”
我们暂且不急于回答“雅典和斯巴达，究竟谁是霸权国”的问题。抛开雅典和斯巴达的具体历史情境，钱老的疑问给国际政治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经典理论问题，亦即在一般理论的意义上，我们是如何界定国家间的地位的？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国家是根据权力的大小而占据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说，地位是由国家间权力的大小所区分的。那么，国际关系理论又是如何去测定国家间权力的大小进而对之进行排序的呢？
二
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概念，国家地位、荣耀、威望、声望，许多概念都建立在对国家间权力大小的判断基础上。对于权力的测量，主流路径是科学主义指导下的量化路径，即相信国家权力可以通过设计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实现量化的精确比较。华尔兹继续解释道：“要确定大国的地位，无须通过预测其在战争或是其他行动中能否获得成功，而只需根据其能力加以判定。”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较早尝试对国家权力进行指标分解。在1948年出版的第一版《国家间政治》中，他罗列了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和外交质量八个要素，后来在再版中又加上了“政府素质”，一共九个。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则更具体地指出，当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国力差值在80％—120％时最有可能发生战争。为此，他在《战争细账》（The War Ledger）一书中发展了他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中提出的论点，提出了一个计算国家能力（national capability）的公式，把国家能力分外内外两个来源。其中内部来源由人口、生产率和政府汲取指数三者之积得到，外部能力由外援数量与接受方政府税收能力之积获得，也即国家能力=（GNP×征税能力） （外部援助×接收方税收能力）。当然，相比摩根索、奥根斯基的理论，其间最出名的当属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Ray S. Cline）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权力的评价》（World Power Assessment）和1981年出版的《80年代的世界国力趋势与美国对外政策》中发展出的一个评估国家现实权力更为简洁的“克莱因公式”，也即综合国力＝（基本实体＋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目的＋国家意志）。在“克莱因公式”的启迪下，综合国力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出现了多个大国排行榜。
尽管有以上这些代表性的成就，但正如一些国力排行榜所引发的诟病甚至嘲讽，实际上这样的路径并不十分可靠。奥根斯基本人在开始其衡量工作前就承认，列举强国要比确立他们的权力由何构成的标准要简单得多。摩根索也说：“评估国家权力是一项理想任务，因而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是最聪明和最了解情况的人也面临着历史和自然的多种偶然因素。这种假设的完美的智力和情报永远得不到。为外交事务的决策者提供情报的人不是全都消息灵通，并且决策者也并非全都英明。因此，评估国家现在和将来的相对权力工作，不得不转化为一系列直觉和预感。鉴于外交政策依赖于这种权力估算，外交政策的成功或失败就取决于那些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外交政策负责的人以及其他国家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人所产生的正确或错误直觉和预感的相对重要性。”肯尼斯·华尔兹虽然认识到计算国家能力的复杂与困难，也依然提倡计算方法，但到最后真正需要确认大国时却又简单粗暴地说：“从历史来看，对于某一时期哪些国家应被视为大国人们都持有一致的观点，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依靠常识就能得出答案”。
造成几位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口是心非的困扰根源于权力与实力的使用混乱。几位当代杰出国际关系学者也指出，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所有社会科学学科里，只有国际关系学者如此习惯性地用权力来指代资源（resources）或是能力（capability）。实力是静态和潜在的权力，权力则是使用中的实力。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也倡导，就共同体研究来说，要将军事的、经济的甚至道义的力量/实力和权力区分开来，权力是在一定情势下旨在具体目标的力量/实力运作；力量/实力是可以约略评估的，权力参照可以使用的力量/实力，在扩大误差范围的前提下也可以估计；但前者可以客观评估，后者则是一种人类关系，并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或工具。权力的资源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很长的转换链条，这首先取决于国家掌握的实力资源的丰富程度，这是基础性的原料；其次，必须像炼油一样将原油转化成可以使用的成品油，经历一个从资源到实力的提纯转换过程，这其中不同的国家制度、领导能力、内外环境、文化传统、意外风险等等多种干扰因素的存在使得转化率在不同国家间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可能大相径庭；再次，实力的运用有赖于这种实力的操纵使用者的战略设计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统筹执行力、临机判断能力和经久意志力；最后，还要综合考虑敌对方的相应策略选择、行为表现、应变能力和纯粹属于意料之外的不可抗力因素。因此，寄望于事前的客观理性评估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即便得出了结论也依赖于一系列假定的总体稳固性来保证结论的可靠。政策诉诸战争，就陷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
纯粹理性主义者如费伦（James Fearon），正确地在理论上指出，战争是一项成本高昂且风险巨大的活动并不能证明战争就是无效的。如果认为能够事先预知相对实力，国家就应该能够理性地通过谈判达成替代协议从而避免代价高昂的战争过程纯属理想状态下的事后之明。无政府导致的承诺难题并不足以诱致所有战争，历史上许多战争并没有打到完全打垮另一方以使其丧失毁约能力为止，国家间往往在战场上一试身手也就适可而止了，这更像是对另一个有关私有信息和意志导致的不同估算的强调。无论大数据科学如何发展，人们都不可能精确地计算一个国家的财富或财富的可变程度。尽管人们可以精确地了解一个国家所能维持的军事力量，但却无法估量军人的军事素质、领导人的所长、行政管理的效能以及纯粹的幸运。计算的结果总是难免有误差。即便我们接受完全信息模型假定，相互公开的信息和意志仍不足以排除上述链条中内含的多层次意外或系统风险的叠加，历史上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逆袭恰恰得益于纯粹意料之外的不可抗力，但这并不影响事前实力弱小的战胜方在国际威望等级上爬升到实力尚存的战败一方之上。如同阿隆所提示的，认为权力测量是绝对和固有的观点害大于利，对于政治家而言，他可能就此认为自己拥有了明确的信息，但他实际上拥有的只是对一个富有弹性、含糊不定的概念所做的欺骗性的精确测量；对于政治学者，这只会导致他们退而用物质的对抗取代国家间的关系，从而褫夺了研究目标的真正含义。
三
在寻求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科学计量以确定地位高地以外，还存在着一条大国排序的印象主义路径。国内顶尖战略研究者时殷弘教授自创“权势”一词用以代替通常已在人们理解中混同于实力的权力一词，借以突出权力的心理性、认知性一面。在界定国际体系的等级时，另一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干脆而直接地指出：国际关系中的日常货币是威望（prestige）而不是权力，威望是权力的声誉（reputation），尤其是军事权力的声誉；主要指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力的潜力、能力和意愿的看法。威望是通过战争胜利奠定的，霸权战争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于确定国际性威望的不同层次，由此确定由哪些国家实际上统治国际体系。威望与权力的区别在于，威望是通过行使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而留给他人的深刻印象和认知，也就是说来自于其他国家对一国已经完成的上一轮权力主要是战场军事权力行使的总体认识。声誉是现代战略/威慑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与威慑的可靠性（credibility）紧密相关。尽管威望被定义为是权力的声誉，威望与声誉的差别则在于，声誉是对自身前置承诺/威胁的落实，没有这个前置的承诺或威胁在先，就无所谓声誉，但威望可以不依赖这个承诺的存在，它最好被理解成一种印象（images）。威望的范畴要远大于声誉，也就是说，声誉受损可能不可避免地累及威望，但威望的减损却并不必然影响声誉。一个小国可能没有威望，但它可以通过行为建立自己的声誉。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声誉，声誉不依赖于一个等级体系，但威望不是。
影响威望的途径大体有和平与非和平两种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简单粗暴的直接战场较量，这种方式最少争议也最简单明了，胜负双方不存在模糊性的空间，一场战争无法由交战双方同时获胜。和平方式对威望的追逐也就是摩根索最先探讨的所谓显示权力的“威望政策”。这一政策又可以有依赖外交礼仪和炫耀武力两种大体的细分路径。在此两种路径下华丽的辞藻、外交活动、某些标志性事物（特定国际制度或组织成员资格的获取、核武器的获得等）的获取、军备和武力的展示都可以是显示权力的具体方法，但因为所有这些都存在可操作的空间，也就存在战略欺骗的可能。因而，相较于战争，尽管国家不会忽视对这些关乎威望的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的解读，但这些渐进累积式的信号始终不如一场几无欺骗操作可能的大战结果来得干脆、明确和令人信服。没有战场上的确证，很少国家愿意下如此大的赌注，毕竟没有国家愿意以输掉一场大战为代价去掩藏自身的实力，这只可能是其生产权力的某个环节实运不济或是过去虚张声势的报复性产物。
评估权力时，经常面临的一国在一些指标上极为出众而又在其他另一些指标上暴露虚弱的转换加权难题，通过战争，都以胜负成败的最终结果得到了回答。如同拉尔夫·霍特里（Ralph G. Hawtrey）所指出的，威望与权力一样不完全是计算的问题，其中有些属于间接推断的问题。在外交冲突中，由于屈服被世人看成对自己弱点有自知之明的表现，屈服于他国的那些国家的威望很可能就要受到损害。正因为权力中那些看得见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那么，除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当局以外，没有谁能更好地判断那些无形因素了。如果当局自身露怯，人们就会推断出其中必有某些隐秘的弱点。尽管诸如霍特里强调的外交冲突、危机表现会影响和更新人们对于一国威望的认知，但作为一种社会等级的威望体系本身却是大战，也即吉尔平所谓的霸权战争的结果，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寻求权力和平更迭的新型大国关系一直是许多仁人志士世代努力的目标，但在过去五百年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乃至数千年人类历史中，战争是确立和变更一种威望体系的唯一手段。
由于形成统一认知的困难，威望一经获得，直到下一次战场上的公开较量决出新胜负前，会有相当大的惯性。也就是说，只要和平能够维系且没有重大军事对抗和外交危机，昨日的大国就能避开可能的威望受损风险。由此，那些威望等级明了且保持不变的历史年代，世道就比较平安稳定；相反，威望等级淡薄且理解越来越含糊不清的时候则通常是那些冲突与争斗年代的前兆。如果国际局势紧张以至频繁地出现检验权力的对抗，那就考验国家的智慧了。如果自觉实力下降而又不愿自取其辱折损威望的国家能够以体面的方式和理由避开直接的军事对决，或是聪明地始终站到战争的最后获胜者一边，那么，原先获得的威望仍将会以很大的惯性维系下去。英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实力上的霸权地位，但却凭借着与美国共处一个阵营的战胜国地位把霸权余晖延伸到了象征着战后联合国体系权力核心的常任理事国俱乐部。
四
回到开篇“雅典和斯巴达，谁是霸权国”的问题。古代希腊世界并不如今天一般看重国家地位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的战场胜负是那个世界的强弱标准。那个时期的科林斯（Corinth）同样远比斯巴达富裕，但屡战屡败的它依然愿尊斯巴达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人们也从未争辩说因为科林斯更富裕因而同盟内部盟主是不确定的，尽管科林斯确实保持了很大程度的政策自由度。
斯巴达是一个出了名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城邦，尽管它占有着希腊世界最大的土地面积。如伯里克利在战前雅典公民大会上所言，斯巴达人“既无公弩亦无私钱”，由于资金的匮乏他们根本无力供养军队在外打一场持久战。更为致命的是斯巴达有限的人口。能够动员的重装步兵人数是那个年代最显而易见的实力指标。在奴隶制下，为了随时应对人数几乎是成年公民十倍的希洛人叛乱，斯巴达实行全民皆兵的兵营国家制度。成年男性长期集中在军营过高度纪律性的集体生活，又进一步限制了人口增长，同期希洛人的增长率却走在了前列。据载，在莱库古（Lycurgus）时代斯巴达的成年公民约有9000人，到了波斯人入侵的公元前480年这一数字在8000人左右，近两百年里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少了一千人。而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时候，希洛人已达25万，斯巴达成年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甚至难以凑出4000人的规模，同期作为海上霸主的雅典反而拥有3万人的重装步兵。这也可从战争中承受兵员损耗的角度得到反衬，雅典可以承受瘟疫带来的30％的士兵损失而坚持战斗，挑起战争的斯巴达却在派楼斯（Pylos）岛上120名战士被俘后就发出了和谈请求。当然，其中既有斯巴达残酷军事体制对于体格体质不健全婴儿的遗弃、对于训练未能达标青年的社会孤立等制度因素，也有20多年前大地震对斯巴达青壮人口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代际影响。
纵然如此，斯巴达在人口上的明显劣势并未影响它在希腊世界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获得与维系。只要斯巴达参加的一方能继续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它就依然是希腊世界的霸主。温泉关（Thermopylae）战役里斯巴达仅派了300人，但恰恰是这300人的英勇奉献和顽强战斗力极大地放大了斯巴达的威望。与波斯决战的普拉提亚战役中作为盟主的斯巴达虽执掌指挥权，但也只占有4万希腊联军的八分之一，但这五千人同样也被部署在最危险紧要的右翼发挥着砥柱中流的作用。对雅典实力乐观如伯里克利者也承认，在单独战役里，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同盟能抵抗其他所有的希腊人，而他的战略就是避免任何与斯巴达重装步兵的正面地对决。
斯巴达作为希腊世界的陆上军事强权，在波斯入侵前的一个世纪（至晚公元前6世纪40年代）就已逐步建立起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轴辐式同盟体系。斯巴达在公元前6世纪最后十年里至少四次出兵雅典，推翻了该国亲波斯的庇西特拉代（Pisistratus）僭主政权，并企图阻止正与波斯谈判结盟的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政府。彼时的雅典既没有组织提洛同盟，也还没建立起支撑其帝国霸业的庞大海上舰队，只有零星的成功反抗。在公元前481年波斯入侵时，雅典还一度被迫毁弃家园逃到海岛上。与此同时，斯巴达则因其军事威名被授予了领导希腊世界反抗波斯入侵的军事指挥权，从而由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变成了名义上的“希腊同盟”（the Hellenic League）盟主。对于斯巴达人在反抗波斯战争中的领导权，雅典虽有过异议，但一直是服从的。因此，将斯巴达视为彼时希腊世界的既有强权也并无不妥。雅典作为崛起国在这一威望等级中的崛起，同样有赖于它在这一伟业因斯巴达的退缩而浮现“金德尔伯格陷阱”时的挺身而出。而其作为与斯巴达并立的希腊双雄之一的地位要等到打完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斯巴达及其同盟在结束战争的《三十年和约》里的正式公开认可。这一切同样来自战场上的胜利。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