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快乐，庄子提出了"至乐无乐"的观点，他认为，追求至高至大的快乐，就是不去积极地追求快乐。俗话说，智高必劳，才高必夭，笔者认为，庄子的至乐无乐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他建立在体认天道、顺应天命、保全人之心性之后的感悟，是对快乐这种精神生活的站在宇宙境界的一种认识，是站在宇宙中万物万事生成及灭亡规律上所得出的符合天道的一种结论，也是站在哲学思辨层次上对人生之生存的意义的一种回答。
道家著作《庄子》
至乐，是最高的快乐。至乐是要求每个生命个体不要去处心积虑地去追求那些世俗的快乐，至乐是获得生命极大快乐之后的一种至高意义上的快乐，至乐是生命个体脱离了世俗的、低级的、庸俗的快乐观念而达到的一种体认天道、顺应天命的人生的境界。至乐，就像水一样，是以滋育万物为极大快乐的，也像大言一样，大言是无言的，即最美妙的言辞，是不用什么言辞表达。因此，至乐，也应该是一种达到极端的妙不可言的一种快乐，是返璞归真后的快乐。而无乐，则是指达到至高快乐的境界，是一种没有快乐的快乐。 庄子在提出"至乐无乐"，又提出了"至誉无誉"，这可以理解为打开"至乐无乐"理论的一把钥匙。至于无誉，也绝不是要每个生命个体不去追求赞誉，而是说，追求至高的赞誉，是积极作为而不求赞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可谓至誉无誉的一个贴切的注脚，是博施于人，而不求回报的至高至上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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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俗的所谓的快乐，对于世间的生命个体是获取不到的。世俗的生命个体所看重是财富的占有、尊贵的地位、天年的寿命、赞誉的名声，他们以得到宽敞的房屋、美味的佳肴、华丽的服装、夺目的颜色、美妙的乐曲为快乐。被世俗所轻贱的是贫贱、夭折、恶名，他们是以得不到宽敞的房屋、美味的佳肴、华丽的服装、夺目的颜色、美妙的乐曲为痛苦，而这些则都是伤害身体，戕残心志的愚蠢的举动。这即是说，世俗的快乐，是以劳乏身体、戕残心志作为代价的。身处富有之中的生命，他们贪得无厌，夜以继日，为获取财物辛苦劳作，而不懂爱惜身体，这是劳乏身体的举动。身处高贵地位的生命，则是挖空心思，殚心竭虑，关注个人的得失，而不知爱惜心志，是一种戕残心志的行为。我们纵观一个生命个体的一生，都是处于忧苦、无休止的戕残心志、劳乏身体之中，往往还是沉溺其中而不知改悔。这实质上是一种自己剥夺自己生命的举动，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是毫无快乐而言的。 儒家思想把读书致仕作为实现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途径，看成个体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在儒家看来，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必须要有执着地追求，必须要忍受心志形体的磨炼。苏秦为了致仕，曾经头悬梁，锥刺股。儒圣孟子曾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孟子认为，要想致仕，求得自己个体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实现，是要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遵守礼教等作为代价的。一个生命个体追求自己价值的实现，就要忍受多种的折磨，遭受多种生理、心理的磨砺，在这一追求的历程中，都是要以劳心残形为代价，却是毫无任何快乐可言的。宋代范仲淹道出了这种价值追求的真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身处庙堂，是忧，身处江湖，还是忧。退是忧，进也是忧。这即是说，致仕为官的生命历程中，全部都是忧愁，是没有快乐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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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讲究忠义的，他们把舍生取义看成是世间无比伟大的壮举。因此，为官要为朝廷尽忠，尽忠于朝廷，就要"文臣死谏，武将死战。"。伍子胥曾经力争君主采纳他的谏言，而使自身遭到残害；岳飞为尽忠朝廷，也被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难道这些个体用自己的生命去效忠自己的君主，姑且不去评价这种行为是正确，还是错误，但他们没有获取真正的快乐却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快乐的获取是要以生命的存在为依托的。假如自己失去生命存在的形体，快乐就失去了载体的依托，快乐就无从谈起了。站在这一角度来审视这些忠臣的壮举，是在苦中作乐，是以苦为乐，这种快乐的本质是要个体生命竞争着走向死亡的深渊，是要以个体生命竞争着自杀、残害自己，是在戕残自己的生命。看来，世俗所追求的快乐，是套在人个体生命上的镣铐与枷锁，目的是剥夺人之生命，这种戕残个体生命形体、心志的世俗之乐，是毫无快乐可言的。 因此，人们不要去追求世俗的快乐，应最大程度上保全生命个体的形体与心志，珍惜自己的形体，爱惜自己的心志。只有这样才会获取极大的快乐。苍天没有去积极追求而依然变得清明，大地没有去汲汲渴求而依然变得安宁。作为生命个体，也应该像天地那样清明与安宁，快乐自然也会不请自到。 站在这个角度，道家所谓"无为"，并不是真的"不为"，是不去为"不该为"或舍弃"不该为"之后的顺应天道、保全生命个体的天命的自然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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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坦然地面对死亡，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一个生命个体只有了解了生命产生的本质，通晓生命的过程及规律，才能够不喜不忧，才会摆脱世俗生命个体的情感，获取快乐。 人的生命也像世间万物一样，是有其产生过程及规律的。人的生命最初是杂在混沌的太一之中，经 过多年的阴阳交会变化而有了气，气经过变化就有了形体，形体经过变化，就产生了生命，生命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有产生，也会有死亡。这即是说，任何生命都要经历一个由开始到结束的过程，生所所自来，死所所自去，开始注定了要结束，结束则又是开始的必然。按照这样的理论类推，对于结束—即人之生命个体的死亡，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人之生命个体的开始，本来表现为一种气的存在，而现在气不存在了，就可以看做从来没有形体存在，没有形体存在，就可以看做没有产生生命，而没有产生生命，也可以看做是生命从来没有开始。既然，生命从来就没有开始，那就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了。 气化万物，任何事物都由气化而开始，又是由气化而结束，开始与结束只是气之形态的不同变化而已。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本质。以此而论，生又有什么快乐，死又有什么悲哀呢。因此，庄子面对自己妻子的死亡，其初是感到悲伤，继而是鼓掌而歌，这绝不能理解为庄子对妻子的没有情感，应该是庄子对人之生命个体"生死之道"的通晓彻悟，是对人之生命死亡的一种豁达的认识，是对生命的本质彻悟后的一种体认天道、顺应死生之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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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的生命个体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的。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应该如何面对呢？逃避是懦夫所为，失掉的不只是快乐，生活中必然充满阴霾。正确的那就是坦然面对，只有坦然面对，才会快乐地生活，生活里才会充满阳光。但坦然面对是需要修为与历练的，是历经修养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这种坦然面对，是一种豁达的心境，更是一种对天道、对人生的意义彻悟之后而内化于心的状态。常人需要这样，智力残缺者则更需要这样。 俗话说，大乱之后，才会有大治。同样，历经大的伤痛的生命个体，才会有大的醒悟。正像歌中唱的那样，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不遭磨，不成佛。讲得都是这样的道理。 支离，是指形体衰残瘦弱，指的是形残；滑介，是指心志怪诞孤傲，指的是心残。而这样的两种生命个体，要想获取快乐，摆脱痛苦的心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程的。而支离叔与滑介叔，就是摆脱痛苦心绪的人。那么，怎样才能摆脱痛苦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加强修养，体认天道，对生死奥秘的彻悟。在庄子看来，生命是假借形体而存在的，而假借别的东西生存的，就是尘垢。生与死变化，就好像白天与黑夜交替着的变化。通晓这些道理，就自然能坦然面对自己眼前的转瞬即逝的变化了。苏轼对这个深奥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表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人的生命在天地面前，只不过是瞬间，自然是不必伤感。假若站在不变的角度看，万物都是无尽的，痛苦又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就像水与月的变化，是自然天道的表现，是不需要悲伤的，需要的只是快乐，快乐而坦然地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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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死是对生之枷锁和镣铐束缚的解脱，因而生不如死。《至乐》中，庄子还讲了一个生不如死的故事。庄子到楚国去，路上碰见一只骷髅，庄子用马鞭敲击它，问道，是因为贪求生命而失去道理而死的？还是在战争中被斧头砍死的呢？是因为做了坏事，担心给父母妻子留下耻辱，惭愧而死呢？还是因为冻饿而死呢？还是享尽天年而死呢？ 髑髅给庄子托梦说，你说的那些都是活人的累赘，死了就没有这样的累赘了。他继续讲了死之好处是，人死了，就没有君臣高下礼节的限制了，也没有了春夏秋冬四时的劳碌了，这样就可以安逸地跟天地那样长寿，享受超过君王的快乐了。庄子不相信这些话，就要求管理性命的鬼神，让这髑髅死而复生，髑髅忧愁地皱着眉头说，他是不放弃南面王的快乐而再一次经历人间的劳苦的。 人的生命个体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灾难的开始。生命个体生活的过程，就是与灾难争斗的过程。生命个体的存在，必须要解决一些必须的问题，诸如有房住，只有宽敞的住房，才能摆脱与动物同宿的状况，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自己形体的不受侵犯，保障形体的安全。 庄子提出，髑髅宁可享受死后的南面王的快乐也不愿意重返人间享受世俗之苦，这表明了人的生命个体在人世间遭受灾难的深重，摆脱世俗的忧虑的艰难。这也从另一角度表明，人世间的生命个体获取快乐的艰难，旅途的遥远，快乐路途的遥不可及。这还表明，世俗观念的沉重，根深蒂固，在世俗观念的影响下，要想达到"至乐"，似乎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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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气化万物，而自然之禀赋各有不同。禀赋不同，万物的本质就会不同，而导致万物各自的性情就必然有别。因此，管仲说："嗜小者不可以怀大，U短者不可以汲深。"事物一旦形成，像袋子容量的大小、井绳的长短就成为一种限制，成为一种无法超越的衡量。对于人这种生命个体来说，必然造成人的性情的不同。而性情的不同，对待人就要适合他们各自的本性而不能违逆。这即是圣人所讲的"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即不强求不同生命个体具有相同的能力（能量），也不强求不同生命个体完成相同的事情，只是要求顺应不同生命个体禀赋的性情，追求名义与实际的符合，所采取的举措适合于他们各自自然禀赋的性情。这就告诉我们，首先要对每一生命个体的禀赋的自然性情的不同，进行符合实际的认识和区分，然后采取不同的名符其实的举措，即是要对每一生命个体进行"条理"，根据道理理清异同，并加以区别对待，此之谓"条理通达"，条理通达了，就必然会福德自至，福德自持。 首先，生命个体在能力、感悟力等智力上的禀赋是存在程度上差别的。齐侯的禀赋与尧舜、黄帝不同，颜渊到齐侯那里，给齐侯讲一些尧舜、黄帝治理国家的道理，述说燧人氏和神农氏的言论，齐侯就会努力思考，但假如思考之后还是不能理解，他就会产生疑惑，对于疑惑所提出的问题假如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困惑内心，结果也只能是忧虑而死。这就体现了禀赋能力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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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生命个体的性情不同，获取快乐的方式就会不同。性情不同，他们的好恶也自然不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应生命个体的快乐方式。庄子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鲁侯把一只海鸟接到寺庙里去养，用牛羊猪三牲的席宴来喂养它，给鸟酒喝，还奏起了《九韶》来取悦这只鸟。而这只鸟一块肉也不吃，酒也不喝，头昏眼花惊恐愁苦，三天就死去了。 鲁侯的错误之处，是不了解鸟的快乐的方式，他用他自己快乐的方式去代替鸟之快乐方式去豢养鸟，结果只能是鸟的死亡。鲁侯应该用鸟快乐的方式是豢养鸟。应把鸟放归树林之中，让它自由地翱翔在江湖之上，在水面自由自在地捉去食物，让它跟群鸟生活在一起。而鱼，就要放在水中，这就是所谓的鸟归林，鱼归水。生命个体也只有获取了各自的快乐方式，保持各自的快乐方式，也才会获取最大的快乐。像鸟翱翔于天空之上，鱼游翔在深水之中，这就是福持。其实，最大的快乐，是至乐。七、
达到了快乐的最高境界后，快乐就是一种自然的行为，是一种顺应生命道德的行为，这种快乐正如太阳自然地普照万物一样，已经不在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顺应快乐的快乐，这就是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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