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的一天，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突然来到上海位于武康路的一处豪宅，这是上海有名富商之女马景星的家，马景星见到戴笠上门拜访，还感觉有点奇怪，因为他们家跟军统及戴笠向来没有来往。
马景星家虽然有钱，但是也不敢怠慢戴笠，立刻让佣人去倒茶，正在忙活时，反倒是戴笠直接开口说：“不必了，我来只说一件事，让您先生第二天9点去面谈。”
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后，就跟戴笠一块走了。
马景星更蒙圈了，自己的丈夫袁殊，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窝囊废”啊，成天到处乱跑，结识了一些狐朋狗友，一点正经事也不干，家里想让他出来做点事，赚点钱养家糊口，他却怎么也不肯，又怎么会和戴笠扯上关系呢？
马景星想到丈夫之前弄了个新闻记者的工作，给“新声通讯社”供稿，会不会是发表了什么内容得罪了戴笠？
想到这里，马景星立刻打电话给在外面打牌的丈夫，要他赶紧回家想想怎么办。
袁殊回家后，一听是戴笠亲自来下的请帖，想必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是他得罪了军统，戴笠大可直接叫几个特务把他抓走，根本无需亲自登门。
第二天，袁殊按照约定前去赴约，戴笠看到袁殊后，打量了一圈，看他没有惧色，十分欣赏，也不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想也没想，回答说：“靠老婆生活。”
戴笠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
袁殊：“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笠：“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原来戴笠之所以来找袁殊，是因为淞沪会战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决定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能获得日本情报的人，杜月笙提醒戴笠，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于是戴笠才来找袁殊。
那么，袁殊是谁？为何会得到杜月笙的推荐？他会接受戴笠的邀请加入军统吗？
袁殊于1911年出生于湖北一个没落官宦家庭，其父很早就参加过同盟会，受此影响，袁殊从小就有革命的志向，长大后，袁殊到上海闯荡，因为有一点文化并喜欢创作，就在剧场写稿子，虽然赚得比较少，但是袁殊却很喜欢这份工作。
比较幸运的是，他表姐经常带一位叫马景星的女同学一块来他们剧场看表演，马景星是富商家庭，家里十分有钱，通过相处，马景星为袁殊的才华所倾倒，在表姐的撮合下，两个人很快搞起了对象。
马家没有看不起袁殊是一个穷小子，相反还决定拿钱供他们俩到日本去留学，可以说，袁殊凭借自己的本事，吃上了“软饭”。
1930年，袁殊回国后，马景星给他筹集了500元让他搞点事情做，袁殊不久创办周刊小报《文艺新闻》，让马景星颇为头疼。
你要办报纸就好好办报纸，当时上海滩各种奇闻异事数不胜数，办报也是很赚钱的，偏偏袁殊不报道这些花边新闻，专挑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新闻报道，把真相告诉百姓。
1931年1月下旬，在鲁迅支持下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在召开集会时，被反动派逮捕，随后有五名左联相关的人士被杀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左联五烈士”事件。
在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打算隐瞒真相，未向社会公布这件事，整个报界都开始装傻充愣，都不刊登这件事，这个时候，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经别人介绍，找到袁绍，询问他，能否刊登此新闻。
本来冯雪峰也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敢跟当局对着干，让冯雪峰没有想到的是，袁殊完全答应了下来，按照客观事实，将“左联五烈士”被害的消息披露出来，《文艺新闻》因此成为第一个报道“左联五烈士”的报纸，在上海引发极大的轰动。
冯雪峰对袁殊的这份爱国情怀是十分钦佩的，因此希望他能够为“左联”工作，袁殊欣然同意，就这样《文艺新闻》成了左联的外围刊物之一，很多左联的成员也都帮助袁殊来办报，很快这份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小报，成为报界的黑马，迅速崛起，在上海颇有影响力。
1931年10月，正当袁殊打算以满腔热血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的时候，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突然通知袁殊，让他来到位于静安寺的一家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王子春等在那里，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他能够到隐蔽在线来工作。
这对袁殊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当时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可能有杀头的危险。
在巨大的危险面前，袁殊并没有畏惧，而是毅然决然加入党组织，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
潘汉年对他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退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
一旁的王子春继续说道：“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你很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暴露自己，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
潘汉年
就这样，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经过两个月的训练，袁殊就已经掌握很多技能，然后开始准备打入敌人内部。
经过思考后，袁殊想到自己有个叫贾伯涛的表兄，在国民党中担任重要职务，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儿子，是由袁殊的父亲推荐到黄埔军校读书的，由于袁殊此前一直为左联工作，并不跟他来往。
为了打通这个关系，袁殊就找到贾伯涛，让他帮忙在政府中给安排一份工作，对于袁殊这样的人，贾伯涛是避之不及，但是碍于情面，就将其推荐给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让袁殊写份简历到吴醒亚那里。
吴醒亚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早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的时候，袁殊的父亲曾指点他到广州去投奔陈立夫，这才得了势，见到袁殊的简历上写着：“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后连声说“好”，当即要他为自己工作。
所谓上海社会局，就是国民党中统的前身，当时正值用人之际，得知袁殊的经历比较复杂，非常适合情报工作，于是将袁殊编入中统的情报系统，为自己打探情报。
按照党组织的要求，袁殊在投入新的工作后，必须要脱离左联的活动，于是袁殊经常不去上班，跟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这让跟他一块办报的朋友楼适夷十分不满，他们找到潘汉年和冯雪峰报告说：“袁殊近来不热心办报整天到处乱跑……”
因为袁殊正在执行的是较为隐蔽的任务，为保密起见，潘汉年便告诉他：“你不要听别人乱说。”
文艺新闻报纸
因为左联很快发展壮大，《文艺新闻》所起到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1932年下半年组织让《文艺新闻》停刊，那些与袁殊一块创业的朋友都很伤感，认为是袁殊的个人原因导致停刊。
对此，很多朋友都愤恨不已，并开始疏远他，认为袁殊是一个“背叛”组织，向敌人委曲求全的投机主义者，面对朋友们的质疑，袁殊严守组织的机密，并没有说出原因，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潜伏工作当中。
吴醒亚是CC系的骨干力量，一直在扶植了自己的势力，组建了CC系内的小派别“干社”，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与其搭档的行动股股长便是大名鼎鼎的特务李士群。
为了能够开展工作，袁殊从吴醒亚那里搞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因为记者是一个十分自由的职业，可以到处采访，也可以自由出入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以此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情报界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动向比较关注，袁殊因此经常到领事馆去出席记者招待会。
因为袁殊曾在日本留过学，能够说一口较为流利的日语，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凭借这一点，袁殊很快与领事馆的外交官岩井英一建立了关系。
岩井英一出身于日本名古屋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便来到上海，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这是日本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一所书院，在里面就读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日本人。
日本政府之所以不远千里迢迢把学校建到中国，又让日本青年到中国来读书，实则是培养一些“中国通”式的人才，为以后获取中国情报而服务，岩井英一毕业后就留在上海领事馆任职，主要负责收集情报。
岩井英一在与袁殊交谈过几次后，认为袁殊很有能力，想要从袁殊那里获取一些情报，为此，岩井英一还让袁殊享受日本外务省给的情报经费。
因为袁殊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在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打算撤退时，戴笠才在杜月笙的推荐下，请袁殊出来为军统工作。
对于戴笠的贸然邀请，袁殊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认为“机会难得”，这是袁殊打入军统的绝佳机会，就这样，袁殊加入了军统，考虑到袁殊身份的特殊性，戴笠也给出了足够的筹码，让其担任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
戴笠交代给他的任务主要是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并收集日本方面的有关情报。
随着战事的推进，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增兵上海，到1937年中旬，日本派往上海的部队已经有五个师团，近20万人，半个月后，又有三个师团抵达上海。
日本人的意图是直接穿插到后方，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在上海北部的中国守军。
为配合中国守军抵抗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因为他的日语说得很流利，又有日本外务省的身份加持，可以在前沿阵地自由出入，这样袁殊一边和日军指挥部队的军官交谈，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牢记于心，然后提供给军统，这样重要的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下了大功。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袁殊所处的环境变得恶劣起来，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敌人进行着激烈交锋。
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国人为之震惊，袁殊立刻运用军统身份组织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吸收了一些颇具江湖义气、坚决抗日不怕牺牲的青年。
为报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们寻找机会对落单的日本士兵进行暗杀行动，给予日军极大的威胁。
1938年夏，袁殊亲自领导策划一次大块人心的行动，当时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得知后立刻对该仓库进行侦察，发现有一个当伙夫的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派小组成员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他买菜为名进行搭讪，一来二去便混熟了。
袁殊找来定时炸药，让与伙夫搭讪的组员寻机放到伙夫的菜筐里，由伙夫带进库房，然后告诉伙夫晚上一块出去找乐子，伙夫果然中计。
当天晚上，一声巨响把日本海军仓库引爆，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在年底，袁殊又领导行动小组搞了几次锄奸行动，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相继比干掉。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亲自嘉奖他领导的行动小组抗日有功，并给予奖励，但是戴笠又给袁殊布置了新的任务。
原来汪伪政权建立后，为了对抗军统，扶持了“76号特工总部”这样的特务机构，并招揽了落寞军统成员丁默邨、中统情报员李士群。
由于“76号”有日本人的支持，李士群等叛徒又十分了解军统的情况，很快给予军统重创，就连戴笠麾下四大金刚中的王天木和陈恭澍也相继被捕，军统上海站几乎全军覆没。
戴笠可用之人不多，所以格外看重袁殊，想让他布置暗杀李士群等为军统出一口气。
回到上海后，袁殊就开始准备起来，袁殊的计划直接炸掉汪伪76号特工总部，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直接到76号下面，谁知就快实施计划时，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其出卖，袁殊很快被捕。
当时大汉奸周佛教得知袁殊被捕，当即要丁默邨将袁殊干掉，但是与袁殊搭档过的李士群不同意，因为李士群知道袁殊有很多日本朋友，其中不乏一些能量大的，都是一些他得罪不起的人，于是好酒好菜招待其袁殊。
潘汉年得知消息后，立刻让袁殊的老婆马景星去通知岩井英一来救人，岩井英一立刻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将袁殊保了出来。
当然，岩井英一并不是平白无故帮助袁殊的，而是要袁殊此后为其工作，成立亲日的另一派“新亚建国运动”组织，以掣肘汪伪政权。
潘汉年指示袁殊，以“军统”的身份答应与岩井“合作”，并趁机获取对我方有用的情报。
李士群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潘汉年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实际上并非岩井的公馆，而是袁殊组建“新党”的地方。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起草多份“新党”的理论纲领文件，引起很大的轰动。
谁能想到，中共地下党能够在上海滩上打着日本人旗号设立了一个合法据点，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安插我党情报人员和电台？
袁殊活动了不到一年，汪精卫就招架不住，立刻向日方提出抗议，在与岩井英一谈判后，以袁殊、陈浮木等人加入汪伪高层为条件界山新党。
在袁殊打入汪伪高层后，潘汉年考虑到不能与军统彻底割裂，因此让袁殊给戴笠写一封亲笔信，就说自己在执行暗杀李士群计划时，被王天木出卖，不得已与日本“合作”，戴笠看到信后，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劳。
当时潘汉年在上海活动十分困难，袁殊的“岩井公馆”就是潘汉年化名“胡先生”经常落脚的地点，岩井也很快发现“胡先生”的来头不简单，但是他不动声色，直接当着袁殊的面问“胡先生”：“胡先生是否认识潘汉年？”
袁殊见状，立刻插嘴说：“此人现不在上海。”
“胡先生”向岩井英一表示自己在香港很有门路，可以协助获取情报，岩井英一为了获取情报，并没有戳破这层关系，反而向潘汉年提供一笔经费，并让潘汉年可以自由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来往，潘汉年则暗中领导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搞清楚袁殊的真实身份，因此曾对其进行秘密调查，中统方面在1941年的时候发现袁殊虽然为中统和军统、日本人服务过，但实际上还是一名中共特工。
全面抗战取得胜利后，戴笠在接收上海之前就派人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并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了起来。
戴笠到达上海后，要亲自接见袁殊，袁殊担心自己已经暴露，因此并未露面。
在戴笠到处寻找袁殊的时候，袁殊于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与其他一直潜伏的同志撤退到苏北华中局驻地，受到了陈毅等人的热情款待。
在这里，袁殊见到了曾经一块办报的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等人，让这些朋友大吃一惊，原来袁殊从未背叛组织，而是甘当无名英雄，打入敌人内部，14年来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出色完成了组织交待的每一次任务，朋友们立刻对他肃然起敬。
在回到解放区的几个月，袁殊光是写潜伏时期的材料，就写了几个月，随后担任华中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后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
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军统才得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气急败坏之下下了通缉令，并调动一个连到苏州袁殊的家里去抄家，好在袁殊的妻子抱着儿子跑回了上海。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报道，在中央情报部袁殊经常向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然而由于袁殊复杂的潜伏经历，也曾遭受过质疑，面对质疑，袁殊曾经斩钉截铁地回答：“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我的事看似复杂，骨子里两个字就能说明问题，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
正是因为源于对党的忠诚，袁殊才能够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而没有迷失方向，反而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为组织获取重要情报。
1987年11月14日，袁殊不慎骨折入院治疗，几天后因肺部感染发炎，于26日深夜病逝，终年76岁。
12月2日，国家安全部机关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向世人宣告，他永远是党的战士。
潘汉年在吸收袁殊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时曾经说过：“要终守自己的信念，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潜伏到敌人心脏时，他们曾被过去的朋友误解，被百姓唾弃，如风筝一样飘悬在空中，然而信仰就是风筝的线，无论遭遇怎样的风暴，都牵引着他们翱翔。
谨以此文，向那些在隐蔽战线同敌人艰苦奋斗的无名英雄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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