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我为了寻找这方面的证据，耗费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伯特兰·罗素[1]（Bertrand Russell）
人类是否真的像威廉·莎士比亚的名言所说的那样，身为万物之灵，具有“高贵的理性”和“无限的能力”？或者像一些《圣经》研究学者所宣扬的那样，是“照着上帝的模子铸造而成”的，因此堪称完美？我看未必。
如果人类真的是出自某个全知全能且以慈悲为怀的造物主之手，那我们的想法就应当充满理性，我们的逻辑就应当无懈可击，我们的思维就应当敏捷活跃，我们的记忆就应当真实可靠。我们会表达简练、措辞准确，使用的语言会条理分明、有规可循，不会充满各式各样的不规则动词以及千奇百怪、莫名其妙的矛盾之处。正如语言学家理查德·莱德勒（Richard Lederer）指出的那样，我们就可以期待在“hamburger”（汉堡包）中发现“ham”（火腿），或是在“eggplant”（茄子）中找出“egg”（鸡蛋）。同样道理，说英语的人们“drive”（开车）只能在“driveway”（实际上指的是私家车道，并非其字面所表示的“drive-way”，即行车道）上，而他们“park”（停车）也只能在“parkway”（实际上指的是林荫大道，并非其字面所表示的“park-way”，即停车道）上，而不会有其他“way”（道路）可供选择。
此外，我们人类是唯一拥有足够的智力可以为自己的将来进行系统规划的物种。尽管如此，我们仍会因为贪图一时之快而愚蠢地放弃了自己先前精心制订的计划和方案。（“我先前说过自己要节食吗？呃，但这三层的巧克力慕斯可是我的最爱啊……要不明天再开始节食吧。”）在买一个价值100美元的微波炉时，我们会为了节省25美元而不惜开车穿城绕道，并且这样做的时候还会为自己捡了便宜而兴高采烈。但在买一台价值1 000美元的平板电视时，我们才不愿意为了省下同样的25美元而大费周章，也去跑那么远一趟路呢！并且，我们几乎区分不出一个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合法有效的还是荒唐滑稽的。比如，这是一个正确的三段论命题：既然所有人都终有一死，苏格拉底身为人类中的一员，那他也必有一死。又如，这是一个错误的三段论命题：既然所有生物都需要水，玫瑰花也需要水，因此玫瑰花就属于生物（这个命题看似无误，但只要你把其中的玫瑰花替换成车用蓄电池，就能发现它推理的谬误所在了）。如果我告诉你“每位水手都爱一位姑娘”，你根本就不清楚我到底是在说他们爱的是同一位姑娘（被爱的只有一位姑娘，比如贝蒂·苏），还是说“每位水手都有一位自己爱着的姑娘”（被爱的姑娘不只一个，数量等同于水手的人数）。此外，就别跟我提目击者证词了，因为这根本就是基于一个荒谬的前提——在事发多年之后，我们人类还能准确无误地回忆起自己曾经短暂目击的某个事故或罪行的细节信息。而事实上，由于时隔多年，我们即使要求普通人写出一份可供连续半小时陈述的提示清单，都会让他们觉得很困难。
虽然我这样说，但并非意味着人类大脑的“设计”完全就像一列火车失事之后的残骸一样支离破碎、缺乏联系。如果借用政客们那种圆滑的说法，我肯定会斟酌字眼、重新措辞，将其表述成“错误已经酿成”。而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探究我们到底酿成了哪些错误，以及产生这些错误的个中原因。
虽然莎士比亚曾天马行空地想象人类大脑具有无穷的灵性，但我对此不敢苟同，因为其中另有原因，套用工程师们的术语，我认为人类大脑就是所谓的“克鲁机”（kluge）[2]——虽然看起来笨拙丑陋，但却能针对问题提供效率惊人的解决之道。举例来说吧：1970年4月，阿波罗13号登月舱的处境原本就岌岌可危，谁知此时雪上加霜，里面的二氧化碳过滤器又出现了故障。当时，不可能给宇航员们再送一套替代装置——因为航天飞机尚未发明，也不可能在数日之内让密封舱重返地球。但没有了过滤器，舱内的宇航员们可就在劫难逃了！于是，任务控制工程师艾德·斯迈列（E...
然而，并非每个“克鲁机”都可以用来拯救生命。有时，工程师们设计“克鲁机”只是出于好玩，以借此向人们炫耀自己具有某方面的精湛技能——比如把一堆玩具拼凑成计算机之类的东西；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太过懒惰，不想寻找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有些“克鲁机”是人们在身陷绝境、万般无奈之时灵感迸发而创造出来的，就像电视剧中的马盖仙先生[3]可以在需要迅速出逃的紧急情况下，因陋就简地用一些黏性胶带和橡皮垫子胡乱拼凑出一双鞋子。还有的“克鲁机”发明出来纯粹是为了搞笑，就像《超级无敌掌门狗》（Wallace and Gromit）这部动画片中出现的“触发启动式”闹钟、咖啡机和折叠床，以及鲁布·戈德堡[4]设计的“简易削笔刀”（把风筝拴在绳子上拉开活门，放出里面的飞蛾，从而逗引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啄木鸟冲了出来，飞到外面，并把裹在铅笔石墨芯外面的那层木头给啃掉）。但无论是马盖仙的鞋子还是鲁布·戈德堡的削笔刀，要是和人类的大脑相比就根本不值一提了，因为它可是所有克鲁机中的集大成者，是在完全盲目的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神奇而又伟大的作品。
事实上，对于“克鲁机”这种说法的起源乃至这个词的拼法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在“kluge”这个英语单词上加一个“d”，使之变成了“kludge”，其优点在于能够以形会意，让它的拼写看起来更像它本身所表达的意思那样拙劣不堪，但缺点在于容易误导这个单词的发音[5]。［在正确的发音中，字母u和它在“huge”中一样读作“/u：/”（乌），而不是像它在“sludge”中一样读作“/Λ/ ”（阿）。］[6]也有人把这个词汇追溯到古老的苏格兰单词“cludgie”，意思是“户外厕所”。不过，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词起源于德语单词“kluge”，代表“聪明”的意思。而《黑客计算机术语词典》（The Hacker’s Dictionary of Computer Jargon）则将这一表达至少追溯到1935年，即“Kluge牌送纸机”，并将其描述成“一种机械印刷机的附属设备”。
Kluge牌送纸机的设计早于小巧廉价的电动机和控制电路。它由一个驱动轴提供动力，依靠一套由凸轮、皮带和连杆组成的极其复杂的机械系统来带动并协调所有操作。由于故障频发且极难维修，这种装置并不可靠。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种极为精巧的发明创造！
实际上，人们一致认为：这一说法最初得以推广是源于1962年一篇名为《如何设计克鲁机》（How to Design a Kludge）的文章。其作者是计算机领域的先锋人物杰克逊·葛兰荷姆（Jackson Granholm）。他在文中半开玩笑地把克鲁机定义成“一整套由互不搭配的各种零件拼装起来并且表现糟糕的非兼容系统”。他进而指出：“设计克鲁机非外行可为之事。真正的克鲁机其实是经过人们艰苦卓绝地反复斟酌和一再改进才制造出来的，其设计如此精巧，简直妙不可言。虽然专业人士仍能一眼看出其中隐藏着人为雕琢的蛛丝马迹，但外行人员则会不假思索地欣然接受，并想当然地认为‘计算机原本就是这样的’。”
工程领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克鲁机”现象。我们以一种挡风玻璃上的真空动力雨刮器为例。这种雨刮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使用得较为普遍。现在，我们使用的雨刮器和汽车上的其他大多数小玩意儿一样，都是用电驱动的。但回到以前的那个年代，车用电压不是12伏，而是区区6伏，仅能勉强保障火花塞的正常运行，这样当然就不会有多余的电流，给像挡风玻璃雨刮器之类的奢侈配件提供动力了。于是，一些聪明的工程师就想出点子，在挡风玻璃上安装了一种“克鲁机”：不是用电，而是通过汽车引擎产生的吸力来给雨刮器的马达提供能源。然而，其唯一的弊端是汽车引擎产生的吸力不够稳定，因为这得取决于引擎的工作强度，并且二者之间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汽车引擎工作强度越大，它产生的真空吸力反而越小。于是，当你驾着那辆1958年生产的别克未来（Buick Riviera）使劲爬坡或大力加速时，你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就会慢得像蜗牛在爬行一样，甚至干脆完全罢工，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如果当时在山区开车正好碰上雨天，那我们的先辈们可就要吃苦头了。
事后看来，真正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原本可以设计得更好。而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已经非常恰当地反映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大脑的特性完全见惯不怪、习以为常。毋庸置疑，我们的大脑极为优秀，远胜于其他任何可能的替代设施。但它仍然存在缺陷，只是我们往往对此未加注意罢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像对待标准化设备一样全盘接受了自己的缺点——比如我们的情绪失控、记性差劲、易于对他人存在偏见等。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何有时我们需要跳出固有的框架，才能识别身边的“克鲁机”现象，并思考对其进行改良等问题。最好的科学，正如最好的工程学一样，通常不仅仅来自对事物现状的认识和了解，更是源于对“它们原本还可以怎样发展”的思索与领悟。
如果工程师们制造“克鲁机”主要是为了节约时间或金钱，那为何大自然也会制造出这样一些“克鲁机”呢？进化本身既不精巧聪明也不吝啬抠门，既不会花费金钱也无须远见卓识。因此，就算花上10亿年的漫长光景，又有谁会为此而牢骚满腹、抱怨不堪呢？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生物界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克鲁机”现象。例如，我们人类的脊柱，就是为了承受两足动物直立行走的身体负荷而演化出来的一个糟糕的解决方案。其实，把我们的身体重量分配给四个均等交叉的支撑物体应当更为合理。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们身体的全部重量只是由单独的一根脊柱来承担，从而给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的确在进化过程中实现了直立行走（从而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但付出的代价是许多人因此不得不忍受着背痛的折磨。我们之所以一直保留着这一并不完美的人体结构，并不是因为它最适合支撑两足动物的体重，而是因为我们的脊柱是从四足生物进化过来的。毕竟，（对于像我们这样需要解放双手使用工具的生物来说，）能够蹩脚地站立行走总好过完全匍匐在地吧。
此外，我们眼睛里的感光部分（视网膜）是出现在眼球底部的，即它的位置是靠近头部的后面而不是前方。这样一来，所有挡在视网膜前面的东西，包括穿过眼球的神经束，都会在我们的双眼中留下一对盲点，即每只眼睛都有一个盲点。
另一个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克鲁机”则众所周知，它属于男性身体中一个较为隐秘的生理结构，就是把睾丸和尿道连接起来的那根管子（输精管）。它长得有点离谱：先是迂回曲折、缠绕而上，然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圈，才和阴茎连接起来。如果由一个吝啬的设计师来负责这项工作，他为了节省材料（或提高运输效率），肯定会只用一根很短的管子直接把睾丸和阴茎连接起来。输精管之所以搞成现在这样一副糟糕的样子，完全是因为人体只能在先前结构的基础上继续进化和演变。用一位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身体就是一堆瑕疵的集合，包括鼻孔上方那没用的隆起、时常发炎惹麻烦的智齿、疼痛的双足、容易拉伤的背部……还有那裸露在外的柔嫩肌肤，总免不了遭受锐物划伤以及虫叮蚊咬之苦，甚至许多人还会因此被晒伤。并且我们不擅长奔跑，力气也只相当于比我们个头还小的黑猩猩的三分之一。”
除了人类特有的这一连串瑕疵之外，我们身上还具有数十个在整个动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缺陷，其中包括DNA（脱氧核糖核酸）链要先解旋再复制的那套复杂方法（它是细胞复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一个DNA聚合酶分子这样复制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其他的分子也这样迂回曲折地重复这一过程，足以让任何一个稍具理智的工程师都无法忍受并变得抓狂起来。
大自然很容易制造出这样一些“克鲁机”，因为它根本就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完美或优雅。不管制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只要有效，就能得以保存并传播开来。相反，如果这个作品本身不起作用、没有效果，那它就会绝迹。于是，那些能够产生良好效果的基因就易于繁衍生殖，而另一些基因由于产生的生物不适于生存，自然就逐渐消亡。其他的种种说法不过是对这个基本原理的翻版说明而已。这就是说，繁殖的关键在于基因是否具有适当性（adequacy），与美丽无关。
在探讨人类的身体时，没有人对我们在生理上存在的“克鲁机”现象抱有疑问。然而，不知何故，一旦我们的话题涉及人类的大脑，许多人的态度就立刻变了。没错，我的脊柱是一个“克鲁机”，并且，我的视网膜大概也算是吧，但我的大脑呢？承认我们的身体有缺陷是一回事，可要接受我们的大脑也有缺陷就得另当别论了。
事实上，人们长期以来都不认为自己的大脑是一个“克鲁机”。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therational animal）。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开始的经济学家们，都假定人们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做决断，倾向于买低卖高，尽可能地追求“效用”（utility）的最大化。
在过去10年间，许多学者已经开始依据“贝叶斯”[7]定理的思路，通过计算数学最优解的方式来论证人的理性。一本权威杂志曾做过一期专刊，请来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三位著名认知心理学家来专门论证这种可能性。这三位学者的结论是：“通过计算合理性概率来解释人类认知似乎越来越具有可行性了……在某些核心领域，人类的认知能力已经接近其最佳水平。”
最优化的概念也是出现在日益普及的进化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例如，该领域的共同创始人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莉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就曾在其著作中指出：“由于自然选择就像一个登山过程，倾向于在实际出现的各种设计中选择最优的方案，再加上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涌现出的代替方案的数量庞大，于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就导致拥有最优功能的设计作品以这种方式被不断累积起来。”
另一位学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对此同样抱着一种乐观态度。他指出：“我们大脑中用以观察外界事物的那部分结构确实构造精良。没有理由认为大脑会因为要对身体传送上来的视觉信息进行解读并据此采取行动，从而就会导致它在这方面的设计功能日益退化。”
但我在本书中对此持截然不同的观点。尽管任何一个知书达理的学者都不会怀疑自然选择会进化出功能最优的设计作品，但他同时也会清醒地认识到：物竞天择绝不可能保证出现的一定就是最佳结果。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和大多数经济学家、贝叶斯学者和进化心理学家们相反，我认为人类的大脑和人类的身体一样，也不过是一个“克鲁机”而已。如果真相不幸被我言中，那我们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本性的认识都得重新加以考虑了。
就我所知，在关于进化心理学的浩瀚文献中，人类大脑的发展仅有极少几个方面被归因于纯粹的基因突变（genuine quirk）。虽然大多数进化心理学家原则上承认有这种可能性，即进化的结果有时也并非是最理想、最恰当的，但事实上，当探讨人类出现的差错情况时，他们几乎总是为一些明显不合时宜的大脑表现进行辩解，说它们原本就是自然进化精心设计的结果。
我们以杀婴为例，来进行这方面的阐述。没有人会认为杀婴行为在道义上情有可原，那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还会发生呢？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杀婴行为不仅不合道义，而且令人费解。如果我们确实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的那样，是作为基因繁衍的载体而存活于世，那为何还有父母谋杀自己子女的事情出现？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从基因研究的角度指出：杀婴行为只有在极少数的特定情形下才可能出现，例如父母（作为继父继母）和孩子之间并不具备真正的血缘关系，或者父亲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或者母亲目前无力抚养孩子，但认为自己可以给以后出生的子女提供更好的照顾（比如，当前的孩子一出生就患有某种绝症或无法治愈的残疾）。戴利和威尔逊指出，谋杀和虐童模式均与上述假设非常吻合。
再来看一个不那么血腥暴力的事实：男人总是倾向于过度解读其潜在伴侣的性意图。[8]难道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吗？然而，进化心理学家玛蒂·哈瑟尔顿（Martie Haselton）和戴维·巴斯（David Buss）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他们认为，这是自然选择形成的一个高效的生存策略，是一个被大自然强化了的认知错误。这种能扩大繁衍概率（情况肯定如此）的生存策略在人群中广为传播。在我们的男性祖先当中，那些趋于过度解读异性所发出的寻欢信息的家伙，会比那些态度保守、行事谨慎的同伴获得更多繁衍后代的机会，因为后者往往会在异性真正发出的求爱信号面前错失良机。从基因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就很值得我们的男性祖先冒险一试，因为过度解读异性信息，即使是自作多情的误读，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多额外的繁衍机会。这和伤害自尊或有损名誉等可能发生的后果相比，实在是利大于弊，而且其中的好处是远远大于其中的弊端的。过度解读看起来像是一个进化缺陷，是在理解其他同伴的行为动机时出现的一种系统性偏差，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它反而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积极、正面的意义。
读到像这样经过精心挑选而又经过仔细论证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兴奋过度，以为人类身上出现的每种异常或瑕疵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真实有效的进化策略。不过，这种想法是基于一个大胆的前提的，即进化过程必然产生最优的结果。然而事实上，最优的结果不是在进化过程中必然就会产生的，只是进化过程中具有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性罢了。我们也知道，虽然有一些东西乍看之下似乎具有明显缺陷，而事实却证明它们反而对人体有益。然而，像脊柱和后置视网膜之类的例子证明：某些瑕疵确实表现得不够理想，但却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保存，原因仅仅是由于进化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方式而已。
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中的关键机制，但它起到的效果却和随机突变差不多。如果某个突变对生存有益，就可能被延续下来。但是，哎呀！多数我们想象得到的有益突变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正如老话所说的那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种突变如果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那进化也就无从选择。如果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出现了适当的基因，那它们就会得以复制传播；但如果它们碰巧没有产生，那生物进化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从那些现存的基因中选一个效果最好的来凑合着用了。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生物进化比喻成登山运动，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方面的关系。譬如，理查德·道金斯就指出，自然进化几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产生任何复杂的生物或器官（比方说，我们的眼睛）——因为这需要太多的随机突变恰好发生并同时参与其中。但生物进化是可能通过一种渐进的方式逐步趋向完美境界的。道金斯用生动的语言这样描述：
你不必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那样，计算眼睛或者血红蛋白单凭乱七八糟的随机组合就演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概率是如何小得不可思议的。怎样解释出现诸如眼睛、膝盖、酶、肘关节以及其他的一些生命奇迹所需要克服的近乎天文数字般的随机概率，已经远不是只针对达尔文学说的一个挑战，它其实是任何生命理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只是唯有达尔文学说才真正给出了这方面的正确答案。进化论通过把接近于零的概率分解成细小到可控的组成部分，从而排除了其中所需要的运气成分，于是给出了正确的解答。就像在登山之时，从背后绕过不可逾越的山峰，然后沿着缓坡向上攀爬，虽然这样做进度缓慢，可能一百万年才攀登了1英寸[9]而已。
此外，可以肯定的是，令人赞叹的进化实例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人类的视网膜能够在黑暗的房间捕捉到一个光子的亮度，而人类的耳蜗（其内耳的毛细胞能感受声波的振动）能够在寂静的屋内侦测到比氢原子直径还小的振动。此外，尽管电脑的计算能力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我们人类的视觉系统仍然远远超出任何机器的视觉处理能力。还有，蜘蛛丝的强度比钢还大，弹性比橡皮还好。总之，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组织器官）将变得更适于周围的环境——有时其适应能力甚至达到了理论的极限。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关于眼睛对光的敏感程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血红蛋白（主要成分是红细胞）能够出色地完成输送氧的任务，只是它在不同的物种身上会发生细微的调整，从而让自己能以最适于生物体内气压的状态输送和释放氧。这无论是在居住于零海拔地区的生物种类身上，还是在翱翔于喜马拉雅山脉顶部的斑头雁身上都得以体现。从血红蛋白生物化学到眼睛那精巧复杂的聚焦系统，生物学通过成千上万的种种方式惊人地逼近于完美状态。
但显然，自然界中的生物不可能总是这样完美。如果我们意识到生物进化并非只是要攀登一个山头，而是要穿越整条山脉时，那进化过程中出现不完美现象的可能性就变得非常明显了。在这方面的其他比喻容易让我们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进化完全可能卡在一个不是整条山脉最高峰的山头上，即陷入所谓的“局部至高点”（local maximum）。所以，正如达尔文和许多其他学者指出的那样，进化往往是小步前行的。[10]如果没有紧急的变化导致进化改良，即使远处的山峰更高更好，生物机体也可能只停留在这条山脉的当前地区。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些“克鲁机”现象，包括脊柱、后置的视网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过是这方面的一些例子而已，它们都表明生物进化卡在了一个局部至高点，未能攀上进化之旅的真正顶峰。
归根结底，进化与完美无关。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西蒙（Herb Simon）把这种情况称为“达标”（satisficing）现象，即进化已经取得了足够理想的结果。这种进化结果可能是精美优雅的上乘之作，也可能只是制造了一个“克鲁机”现象罢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化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生物要么变得精致优美，要么只是马马虎虎的凑合作品。
实际上，有时精致优雅的上乘作品与马虎凑合的“克鲁机”会比肩共存。例如，我们发现有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效率极高的神经元是通过效率低下的神经突触彼此相连，这就使得高效的电流活动被转化为低效的化学物质进行传导，从而既浪费热量又损失信息。同样，脊椎动物的眼睛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极为精致优雅，有一套精巧微妙的聚焦机制，能够根据光线强弱自动调节瞳孔大小，等等。不过，虽然人眼的结构比绝大部分数码相机都更精巧周密，但仍然受限于后置的视网膜以及结伴而生的盲点。如果人眼发展到进化的巅峰阶段，虽然其作用应当和现在差不多，但视网膜肯定应当是（和章鱼的一样）长在前面的，于是那些盲点也得以消除。但人类的眼睛，即使像现在这样视网膜后置，也已经算进化得够好的了，虽然我们不可否认，它还存在着继续改进的空间——而这极好地证明了有时大自然会在距离完美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止步不前了。
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某种生物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都可能无法达到最优水平。其中包括偶发的随机事件（纯粹由于运气不好）、环境的急速改变（如地球遭遇大流星的撞击、出现了冰川时代，或者发生了其他某种灾难性事件，而生物进化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赶上环境变化的步伐），抑或是像本书将生动展示的那样：这是由于过去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些过往的历史被浓缩到了我们的基因组当中。过往的事件具有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影响，因为生物在任何时刻的进化情况都深深受制于先前所出现的进化结果。正如当代的政治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签署的协议一样，现存生物也可以从早期生物中追查到自己的身世来历。根据达尔文的观点，一切生物都是“后代渐变”（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的作品，现有的形态只不过是早期物种的改进版本而已。比如，人类的脊柱之所以形成现在这副样子不是因为这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结构，而是因为它是在原来生物（四足动物的脊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于是，我根据牛顿的惯性定律（静止的物体倾向于保持静止，而运动的物体倾向于保持运动）提出了一个我自己称之为“进化惯性”（evolutionary inertia）的概念，即进化倾向于在已有的结构基础之上进行改变，而不是大刀阔斧地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进化惯性的出现是因为新的基因必须同原有的基因协同工作，并且生物进化是由即时性事件所驱动的。承载着基因的生物要么生存繁衍，要么死亡灭绝。因此，自然选择通常偏爱那些在当前环境中具有优势的基因，摒弃那些即使从长远看来或许更有益处的基因。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有点类似于某些产品经理的做法，为了保证能够立刻装船发货，即使偷工减料，甚至可能在将来引起麻烦也在所不惜。
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像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所说的名言那样，生物进化就像补锅匠，“通常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会把产品做成什么样子……只是用手边找得到的任何材料，比如旧纸板、一截截线条、木块或金属碎片，捣鼓出某种勉强可用之物就算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生物进化在机缘巧合之中因时制宜、就地取材，从一大堆零散杂碎中东拼西凑地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副样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把生存需要视为进化过程中的创造之母，那七拼八凑就是大自然中出现的令人讨厌的“克鲁机”现象的前世之祖。
简言之，生物进化通常是以在旧系统上不断叠加新系统的方式进行的。神经学家约翰·奥尔曼（John Allman）曾联系他参观过的一个发电厂对此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在这个发电厂中，至少有三种不同层次的技术被叠加在一起同时运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并不直接投入使用，而是通过操控（可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存在的）真空管参与工作，而真空管又控制着更古老的依靠压缩气体驱动的气动机械来进行发电。如果发电厂的工程师们能够扛住让整个发电厂暂时“脱机”而产生的巨大损失，那他们肯定会把老掉牙的发电系统一股脑儿全盘扔掉，换上一套全新的设备。但由于存在持续供电的实际需求，这场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一下子化为泡影。
与此类似的是，生物不间断的生存和繁衍需要也常常阻碍它们进化出真正最优的生理系统。进化过程就和发电厂的工程师一样，不能让自己的产品“脱机”工作。于是，进化的结果多半也像前面电厂的例子一样拙劣不堪，只能把新技术撂在老技术上面。譬如，人类的中脑确实是长在远古就有的后脑上面，而前脑又长在后脑和中脑之上。最下层的后脑是三者之中最古老的结构（至少出现在5亿年前），掌管着呼吸、平衡、警觉和其他一些对恐龙和人类来说都同样重要的身体机能。而中脑是不久之后就分层产生的，负责协调视觉和听觉的反射以及控制功能，包括眼球的运动等。最后分层出现的是前脑，管辖着诸如语言和决策之类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却往往要依赖中脑和后脑才能实现。比如，任何一本神经学的教科书都会告诉你，语言表达极度依赖布洛卡区（Broca’s area），一个位于前脑左部、核桃般大小的区域。但语言表达同时又得依赖小脑——这一古已有之的记忆系统，虽然它不是特别适合进行这项工作。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变得有点像重写本（palimpsest，一种古老的手写本，每页都可以反复涂写，新的字迹就覆盖在旧内容之上）。
奥尔曼曾提及这种拙劣的进化过程：新的系统不是另起炉灶、从头再来，而是建立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之上，成为“技术上的逐层推进”。这样，其最终产品多半也是某种“克鲁机”。
当然，从原理上解释生物进化为何会出现“克鲁机”现象和我们要具体阐明人脑就是一个“克鲁机”还是有所差别的，因为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两个强有力的证据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人脑就是一个“克鲁机”：一是人类近期的进化历史，二是我们身上基因组的性质。
首先，我们要考虑人类存在的短暂历史及其所代表的意义。细菌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30亿年，而哺乳动物则生存了300万年。相比之下，人类最多只生存了几十万年而已。其中，语言、复杂的文化以及深思熟虑的推理能力可能仅仅是在过去5万年左右才产生的。以进化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意味着既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排除错误，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积累先前的进化惯性。
此外，虽然一般人的生存方式和普通猴子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但人类的基因组和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组却基本相同。通过对二者的核苷酸进行逐条对比，我们发现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的基因组有98.5%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表明我们遗传物质中的绝大部分基因是在没有语言、不具备文化同时也不会主动思考的动物之中进化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我们极为珍视的品质、那些能清楚地把我们界定为人的特征——包括语言、文化和清晰的思维——构筑的基因基础，最初一定是为了适应某些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进化目的的。
沿着本书的脉络，我们将逐一探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领域，包括记忆、信念、选择、语言和快乐。在我们探讨的所有领域当中，我都将让你们明白其中的“克鲁机”现象无处不在。
人类虽然聪明睿智，但也可能愚不可及。他们会信奉邪教误入歧途，沉溺于毒品自毁生活，还会轻信深夜广播谈话节目中的甜言蜜语。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敏感、易动感情，这不仅包括中下层劳动人民，还包括医生、律师、国际名人等。这在杰罗姆·格鲁普曼（Jerome Groopman）的《医生如何思考》（How Doctors Think）以及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愚政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主流的进化心理学大谈特谈自然选择如何导致适宜的解决方案，但很少解释为何人类的大脑总是容易出错。
在接下来的篇幅当中，我会探讨为什么我们的记忆总是表现得不能令人满意，以及为什么我们容易相信那些虚假的事情，却怀疑许多事情的真相。我会讨论为什么会有半数的美国人相信鬼魂，以及为什么会有近400万人坚信他们曾遭遇外星人的绑架。我还会关注我们怎么花钱（通常是浪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钱扔在不值得的地方，以及为什么我们无一例外地觉得八成瘦的肉要比两成肥的肉更讨人喜欢。我将研究语言的起源，并解释其中充斥着不规则、不统一以及模糊和歧义现象的原因。还有，就是——为什么像“People people left left”［（被）人们离去了的人们离去了］这样简单的句子也会让我们听得迷惑不解，虽然其中只有寥寥几个单词而已。最后，我还想探究一下是什么让人们产生幸福感以及其中的具体原因。人们常说快乐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引导物种生存。但为何我们会花那么多时间看电视，哪怕这对我们的基因毫无裨益？此外，为何精神疾病层出不穷、蔓延甚广，甚至在某些时候，全美近乎一半的人口都受其折磨？还有，金钱买不到幸福究竟是何原因呢？
答案就是“克鲁机”“克鲁机”，一切都是“克鲁机”惹的祸。我将展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要联系进化惯性在形成大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能最大程度地了解人类自身所存在的缺陷。
但这并不是说每种认知特性都毫无价值。乐观主义者常常能在我们最糟糕的心理局限中寻求慰藉，比如：如果记性差劲，那它其实只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痛苦情绪的折磨；如果我们表达模糊，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委婉地拒绝别人，而不必以决绝的口气说出那个“不”字。
好吧，我承认这种说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故意利用歧义（比如在诗歌中或是为了礼貌起见）与被歧义所困扰之间还是很有差别的。要是我们想字句清晰、口齿伶俐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却被听众曲解其意，或者我们在别人性命攸关的时刻（例如目击证人要在刑事法庭上出庭作证）却被自己的记忆所辜负——这时，我们就会觉得人类在认知方面真的存在缺陷，并且亟待我们解决。
我并不是说人类因此就得因噎废食，或是在暗示我们身上存在的“克鲁机”的数量超过了有益的进化现象。生物学家莱斯利·奥根尔（Leslie Orgel）曾写道“大自然母亲可比你聪明多了”。这句话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成立的。没有任何个体的成就能够与大自然相提并论，大自然所取得的大多数成就，尽管算不上完美，但却符合实际、非常管用。但我们若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讨论，就开始偏题了。哲学家丹·丹尼特（Dan Dennett）曾欢欣鼓舞地告诉我们：“生物学家在一次又一次地对自然界出现的种种明显无用且拙劣的设计方案深感困惑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大自然在其作品中所蕴藏的天才的精巧设计、十足的卓越才智以及深刻睿智的洞察力。”在如今这个时代，电脑能够在从下象棋到统计分析等智力领域都优于人类，从而使得我们考虑使用物理方法来解决认知问题具有了可行性，并意识到大自然并不是总能在这些竞赛中占据上风。与其认为大自然总是周密精巧，倒不如对人类大脑的各个方面进行仔细检查，筛选出其中真正卓越之处，并找出大脑中其他尚存在进化弊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地方。
对于人类大脑，我们先不管它是“克鲁机”现象多一些，还是完美之处多一些。至少，像前一种观点那样认为大脑充斥着种种“克鲁机”现象，会比将其视为完美进化作品的第二种观点更可取，因为这样会给我们带来两大优势。第一，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洞察进化历史的特殊角度。要是我们只看到完美之处，往往就不能区分在那些交汇聚集的各种因素当中，到底是哪一个带来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并且，通常在只能靠观察出错的地方，我们才能辨别事物最初是怎样开始进化的。完美的进化，至少在理论上只能是出自一位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之手。而瑕疵的出现不仅挑战了这种观点，更是给我们提供了可供辨析的具体线索，是一个可以通过重现过去来更好地研究人类本性的独特机会。正如已故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指出的那样，进化瑕疵“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却又不能满足现状的残余部分，无用、多余、奇怪、不协调——只是过往经历留下的印记而已”。
第二，将大脑视为“克鲁机”的这种观点能启示我们如何进行自我改进并实现自我完善。无论我们达到了80%的完美程度还是只有20%的完美程度（数字其实毫无意义，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计算的方式），都说明我们人类的确还有可以继续改进、提高的空间，而认识大脑中存在的种种“克鲁机”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改进并自我完善。只有在镜子中诚实地审视自我，清醒地认识到优劣并存，我们才有机会最大程度地利用进化赋予给人类的这个——虽然杰出但仍不乏瑕疵的大脑。
[1] 伯特兰·罗素（1872—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译者注
[2] Kluge，原意为由不配套的元件拼凑而成的计算机。——编者注
[3] 马盖仙（MacGyver）：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典电视剧《百战天龙》中的男主角。他虽然身为特工，但是不喜欢舞枪弄棒地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是擅长运用自己掌握的物理和化学知识来惩恶扬善、维护正义。——译者注
[4] 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1883—1970年）：美国著名的漫画家，因创作鲁布·戈德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s）系列漫画而广受大众欢迎。这种机械设计精密复杂，以迂回曲折的方法去完成一些其实极为简单的工作，例如倒一杯茶或打一只蛋等。但设计者必须计算精确，令机械的每个部件都能够准确发挥功用，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极有可能令原定的任务出错。由于鲁布·戈德堡机械运作繁复而费时，而且以简陋的零件组合而成，所以整个过程往往会给人以荒谬、滑稽的感觉。——译者注
[5] kluge可以音译为“克鲁机”，而kludge的发音类似于“可垃圾”。——译者注
[6]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把该词拼写成klooge（和oo在stooge中的发音 ［u］一样）能更好地体现其发音规律。道理虽然如此，但我不想横生事端，通过添加第三种拼法而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还是就此打住了吧。
[7] 贝叶斯算法（Bayesian）这一术语源自以伟大的托马斯·贝叶斯（1702—1761年）命名的数学定理，但他本人在世时并没有将其作为分析人类理性的工具模型。大致而言，根据贝叶斯定理：某些事情的先验概率与相似性的乘积，与它们的后验概率成正比。如果要进一步获取关于这一定理的专业介绍，可以浏览网站：en.wikipedia/wiki/Bayesian_statistics.
[8] 显然，这对他们的姐妹除外。
[9]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0] 此处的重点在于强调“往往”这种趋势。当然，严格说来，进化迈出的步伐可大可小、没有定论，但由于过于激烈的突变很少能存活下来，而细微的变异通常保持了足够多的核心系统，于是就具有了适应生存的资本和机会。因此，统计表明，细小的突变反而可能对生物进化施加与变化本身不成比例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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